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在党的生日到来之际，重庆日报从今天开始推出“重走信仰之路 传承红色基因——追寻重庆红色记忆”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
重庆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城市，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组织在重庆成立以来，无数革命志士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前赴后继，抒写出感天动地、惊心动魄的历史篇章。中共重庆地方组织几度沉浮，屡挫屡战，在血雨腥风中屹立不倒，革命前驱抛洒鲜血，英勇悲壮，在巴渝大地上留下了无数感人故事。深厚的红色基因是我们这座城市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光荏苒，沧桑巨变，英雄的足迹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湮灭，红色的记忆并没有在历史的深处褪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让信仰之火熊熊不息，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精神激发力量，我们才能不忘初心，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重庆日报采访团队兵分多路，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及各区县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深入巴渝大地，沿着先烈的红色足迹，重走信仰之路，挖掘珍贵史料，探访红色遗址，用全媒体的方式浓墨重彩地讲述英雄故事，传播革命文化，用英雄的丰功伟绩激励我们前行，让信仰的光芒照亮新的征程!
吹响追寻民族复兴梦的前奏曲
写在“重走信仰之路 传承红色基因——追寻重庆红色记忆”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开栏之际
周勇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以邹容、杨沧白为代表的先进重庆人，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走在中华民族追寻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前列。
先进的重庆人为中华民族贡献了伟大的民主革命思想家和革命纲领
甲午战败后，孙中山最先喊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重庆地处中国腹地，也为列强染指。1895年，日本乘其兵威，继1890年英国通过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迫使重庆开埠后，在《马关条约》中又强迫重庆对日本开埠，重庆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改良主义思潮也得以广泛传播，而戊戌变法的失败，又促使重庆人民进一步探索救亡图存的新途径。到20世纪初，重庆出现了兴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的热潮，培养和造就了一群先进的知识分子，邹容和杨庶堪就是杰出代表。
邹、杨二人自幼要好，甲午后，同感“国事积弱，胡清窃政”，乃同入日本驻渝领事馆学习外语，开始接触到西方制度及其学说。两人又就读于重庆经学书院，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和封建思想的束缚日益厌恶。邹容“与人言，指天划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攻击程朱及清儒学说，尤体无完肤”。杨庶堪“虽富于文事，不欲以科第进取，举考廉方正亦不应”。人民斗争的浪潮，让邹容、杨庶堪早已存在的民族自尊感逐渐上升为爱国责任感。时代造就了以邹容为代表的一代先进的重庆人。
1901年邹容离开重庆，1902年到达日本留学，如饥似渴地学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著作。1903年2月，东京留学生召开新年团拜会，孙中山为大会确定了“革命排满”的指导思想。邹容在会上旗帜鲜明地发表了“大倡排满主义”的著名演说，在留日学生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邹容完成了他的不朽之作《革命军》，第一次比较详尽、清晰地描绘出了未来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共和国”的图景，从理论上补充和完善了孙中山提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孙中山后来正是采纳了邹容的这一思想，制定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创立了中华民国。
▲邹容
在孙中山的指导下成立了同盟会重庆支部，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在重庆的传播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展
1903年，陈崇功、朱蕴章等一批重庆籍留日学生学成归来，把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也带到了重庆。留居重庆的杨庶堪等人受到孙中山革命事迹及其思想的启迪和邹容精神的鼓舞，认为只有以“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为标志，以启迪民智为作用”“树立革命思想”，才能实现振兴中华的理想，于是，由杨庶堪、梅际郇首倡，在重庆秘密成立了四川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公强会，形成了重庆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杨庶堪等建议卞小吾外出，审视形势，联络党人。卞小吾到上海后，三赴狱中，探望邹容、章太炎，密商重庆革命大计。
1904年2月，卞小吾首次携带《革命军》《警世钟》《苏报案纪事》等革命著作回到重庆。经与杨庶堪等商议，他创办了四川第一家日报——《重庆日报》，又开学堂，建工厂，以启迪民智，挽救利权。在他的推动下，“渝中知已，沪上党人，音书住来，密图组织，势渐膨胀”“不数月，革命事业有一日千里之势”。
在全国革命小团体普遍建立的基础上，孙中山在日本开始进行建党活动。早在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成立大会之前，重庆留日学生童宪章、陈崇功等就由孙中山、黄兴等主盟，率先加入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正式成立后，不少川籍同盟会员参加了同盟会总部的工作，重庆的李肇甫曾任执行部书记，直接在孙中山领导下工作。
孙中山对四川、重庆的革命活动给予积极支持和具体指导，他高瞻远瞩地指出：“扬子江流域将成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决定以重庆为国内西方支部所在地，负责领导四川、贵州、新疆、西藏、甘肃等省的党务，支部下再设各省区分会。1905年底童宪章、陈崇功等人，“奉中山先生命”回到重庆。公强会立即推杨庶堪和朱之洪“首应盟约”，改组公强会，成立同盟会重庆支部。这是四川最早建立的同盟会组织，并逐渐成为四川同盟会活动的中心。
重庆革命党人领导保路运动，促成武昌起义，成立蜀军政府，拥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1911年5月，四川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9月“成都血案”以后，又发展成为同盟会领导的保路同志军反清武装大起义。当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华侨中筹集款项，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兴奋，立即准备回国。黄兴表示将借助四川保路运动的声势，立即往湖北参加起义。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成功，各地纷纷响应，形成了全国革命的高潮。
1911年11月22日同盟会重庆支部发动起义，推翻清政府统治，迫使“官吏俯首听命”“兵不血刃，垂手而克复名城”，建立了革命政权——重庆蜀军政府。
重庆蜀军政府是以同盟会重庆支部为核心，按照同盟会的纲领建立，并得到先期独立的各省军政府通电承认的“四川政治中枢”“四川人民代表”。还在南京临时政府尚未建立之时，它就按照孙中山的思想，制定了自己的施政纲领。民国成立以后，它率先拥戴孙中山先生担任大总统，称孙中山为“提倡民族主义第一伟人”，自觉接受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
孙中山隆重表彰以邹容为代表的四川革命志士为建立民国立下的功绩。1912年2月22日，他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四川先烈追悼大会。3月1日，他又在《祭革命死义诸烈士文》中历数为国捐驱的英烈时，再次写下“煌煌史(坚如)邹(容)”的名句，还追赠邹容等三位四川先烈以大将军称号。
辛亥革命失败后，重庆革命党人继续追随孙中山，为挽救革命，重建共和而不懈奋斗。
邹容与陈独秀走在中国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最前列
重庆青年邹容在追随孙中山革命的过程中，结识了安徽青年陈独秀，共同写下了一段革命佳话。
行动上，他们是最“铁”的朋友。
邹容和陈独秀都在日本东京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清政府专门派学监督学，引起众学生公愤。1903年3月某日晚，邹容和陈独秀等闯入学监姚文甫的卧室，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哀求宽大。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邹容捧其头，陈独秀挥剪刀，剪掉了姚的辫子，悬于留学生会馆梁上，上书“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为此，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捉拿邹容等人，邹容和陈独秀等只得回到上海，投入反对沙俄强占我东北地区的拒俄运动，继续倡言革命。
思想上，他们在已经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共同理想的基础上，继续追求社会主义。
1903年6月，在上海的邹容因“苏报案”系狱。12月4日，邹容在法庭上首次公开宣称 “我现在拥护社会主义”“正准备写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书”“我的观点是没有贫富之分，每个人地位平等”。这表明邹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家、宣传家对社会进步、正义的追求——对社会主义的向往。邹容早已是民主革命的思想领袖，是站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巅峰的人物，孙中山先生称其为“惟蜀有材，奇瑰磊落”。也正如毛泽东主席之叹“邹容是青年革命家”“可惜英年早逝”。
后来，陈独秀也在他撰写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1915年9月15日)中开始传播和赞同社会主义思想，并最终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指导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邹容等先驱的呐喊与奋斗，在巴渝大地上吹响了追寻民族复兴梦想的前奏曲。他们启迪着一批又一批的重庆热血青年，怀揣伟大梦想，以“江流出峡，一泻千里”之势，“以汉魂而吸欧粹”，趋东瀛，赴欧美，学苏俄，一幕更加波澜壮阔的革命活剧大幕徐徐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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