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酗酒者莫非》和《新原野》在中國話劇舞臺的亮相成為焦點。這兩部作品，都是當下中國作家與外國導演的合作成果。一則，是史鐵生文本與波蘭導演克里斯蒂安·陸帕的遇合，一則，是萬方與立陶宛導演拉姆尼·庫茲馬奈特合作。而陸帕的《酗酒者莫非》更有話題性，成為了中國2017年的話劇熱點。由此回望一番中國話劇舞臺上的中外合作，連綴前因後果，對比今時往日，從“他者”身上觀照“自我”，從過去當中體味當下，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1983人藝《推銷員之死》團隊
發展的不僅僅是戲劇及其觀念本身，引人注意的還有這合作的雙方——中西之間彼此互見的打量。國外的導演來到中國，一方面，是中國人在打量、觀察他們，另一方面，也是他們在打量中國和中國戲劇。在《阿瑟·米勒手記：“推銷員”在北京》的封面上，就印著這樣一段話：“我把自己的搬弄是非、誤解和錯誤的判斷都原封不動地留在這裡。在那兩個月裡，我興奮地、努力地工作，以獨特的角度觀察著中國。”
但更有意思的，不是中國人看待西方的眼光，而是在這樣的軌跡當中，中國人如何看待自己。《推銷員之死》演出之後，中國戲劇界迅速產生了回應，回應中相遇的各色觀點，展示了中國戲劇界人士的眾生相：第一類觀點，主要矚目於阿瑟·米勒帶來的戲劇表現的形式；第二類觀點，主要矚目於《推銷員之死》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有很少一部分觀點，矚目於劇作對於個體“人”本身的關注。在這三類觀點裡，第一類觀點，有力地推動了戲劇觀的反思和更新，上世紀80年代，中國話劇的探索潮出現那麼多傑出的成果，與中國戲劇家不停頓的思考和求索息息相關。第三類觀點，切中了《推銷員之死》的人文內涵，在任何一個時代，每一個個體靈魂，都是值得注意、值得關懷的，這樣的注意和關懷，才能引起更深刻的反思，才能帶來更高等級的戲劇文本。
在有效的思考之後，中國戲劇迎來了井噴式的發展，探索性戲劇成為上世紀80年代戲劇的高光點，其中1986年北京人藝的《狗兒爺涅槃》，在敘述方式上，與《推銷員之死》的方式有著很明顯的承續關係，而在對人物的塑造上，威利與狗兒爺是那麼接近——都是國家歷史發展過程中，被顛來倒去的人生，不僅僅停留在關注個體、同樣也積極地反思著歷史；但《狗兒爺涅槃》與《推銷員之死》又是那麼不同，《狗兒爺涅槃》又完全是一部中國風貌、發生在中國大地、反思著中國歷史的話劇作品。
於是，我們不由回過頭來，觀望到阿瑟·米勒對中國戲劇人積極尋求西方合作這一行為的判斷：“他們最終的目標是：藉著觀察西方戲劇，找到新的當代中國戲劇的形式和表演風格。”《狗兒爺涅槃》，就成了《推銷員之死》這次合作更為深遠的意義，它標誌的是：中國人通過對“他者”的學習和打量，找回了“自己”。
同樣有深遠意義的合作，《紅茵藍馬》同類。《紅茵藍馬》之後，當時任副導演、年輕的查明哲，遂去往前蘇聯，跟隨扎哈羅夫學習，幾年後，查明哲回國，他把在俄羅斯所得的精髓，注入中國戲劇的格局當中，他成了中國話劇舞臺極為有力的一位反思者，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輕戲劇學子，至今不變。
2017年，《酗酒者莫非》的上演，成為一時的文化事件。在相關的研討會上，一面是觀點的切磋，另一面，卻遭遇了更值得咀嚼的尷尬。面對長達五個多小時、戲劇節奏緩慢、表演風格滯重的形式感，不少專家的讀解，顯得那麼乏力，甚至出現了這樣的說法：讓人睡著的戲，才是好戲。
《酗酒者莫非》波蘭導演陸帕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讀解，其實正是因為專家觀眾們並不能很確定自己模糊的觀劇體驗。可是，陸帕、波蘭戲劇的名聲又太大，於是便不願意提意見，以至於忽視掉觀劇時候產生的不適，甚至為不適找理由、尋緣由，甚至把缺點也說成優點，把不足也說成優勢了。事實上，波蘭戲劇的“長”和“慢”，自有其歷史背景，這與波蘭的歷史、文化、傳統分不開，脫離了波蘭的歷史，單純地說“長”“慢”就是好的，正是缺乏判斷力和理解力了。
一邊是對波蘭戲劇“慢”“長”的盛讚，另一邊，則是對中國戲劇“快”“短”的不屑——沒來由的盛讚帶來沒來由的不屑，當年阿瑟·米勒對中國戲劇人的認知是，要通過打量“他者”來發現“自己”，可是時至今日，我們打量《酗酒者莫非》，卻失去了“自己”；迫於“皇帝的新衣”情結，人們不敢面對自己的內心、也不積極展開思索，與上世紀80年代的幾次合作效果相比，《酗酒者莫非》合作之後的有效性，尚還要打個問號。
近年來，隨著外國戲劇進入中國，人們對外國戲劇的期待和認同，要遠遠高於國內戲劇，當年沐浴、接受了外國戲劇影響、學習了精髓、回饋了中國戲劇的那些戲劇家的作品，正接受著國內觀眾的挑揀和冷遇，與此相對的，卻是對外國作品、導演的熱烈追捧。
我們可以看到，如今的戲劇顯潮是，人們對陸帕、朵金、鈴木忠志、蜷川幸雄等名字的頂禮膜拜，而相形之下，對自己國家的戲劇家，又常常不以為然，甚至不屑去理解。甚至是當面對自己不熟悉的樣本時，往往心裡不確定，但又覺得可能是因為自己水平有限，於是看不懂——可能正是因為好，才看不懂吧，於是選擇更進一步膜拜。當年那些通過觀照“他者”，試圖找到的“自我”，其實也已經找到了的“自我”，又再度“迷失”了。
阿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在北京上演之後，在一篇劇評裡，我們看到了這樣的文字：“五月的北京舞臺上演這個劇本，又告訴世界：中國的翻譯家有眼光，中國的演員有本領，中國的觀眾也有心靈上的敏感和廣闊的藝術趣味，容得下也欣賞得了世界上的一切好戲。”
當年的“自我”，是這麼直接而坦率，而如今，又去了哪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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