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希特勒上臺後，猶太人的災難開始了，納粹德國對猶太人進行了種族清洗。對前途悲觀的猶太人紛紛選擇逃離德國，但此時的他們發現在全世界幾乎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所。由於當時很多國家迫於希特勒政府的壓力，再加上歐美國家對這些居無定所的猶太人向來也沒有什麼好感。所以導致很多國家對猶太難民關上了大門。但只有中國上海向這些猶太人敞開了懷抱，而且，上海也是唯一的選擇。
這是因為1845年上海成立租界後，逐漸形成英美等國租界合併而成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它獨立於中國政府，尤其是不受任何外國領事管轄的公共租界，屬於由外國僑民自治的獨特地方實體。
由於租界地位特殊，清代及民國初，外國人旅居上海無需任何手續，1932年，民國政府開始對吳淞口和上海登陸的外國人增設查驗護照簽證程序，由於傳統習慣，上海實際上對任何人都實行落地籤，是世界最著名的開放城市。
1937年上海淪陷後，國民政府也無法行使行政管轄，而日本還未組建傀儡政權管理上海。所以進入上海的簽證管轄權被虛置，租界無意中扮演了難民收容所的角色。
1938年3月，希特勒的軍隊吞併了奧地利。兩個月後，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將奧地利大使館降為總領事館，年僅37歲的何鳳山被任命為總領事。何鳳山每天都會看到街頭上演著殘殺猶太人的悲劇，甚至一些在奧地利有著很高社會地位的猶太人，也難以逃脫被迫害的命運。於是他決定採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救人，只要有猶太人提出申請，他就向他們發放前往中國的簽證。
有個17歲的猶太青年，在數月內奔走了50多個外國領事館，都失望而歸。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向中國領事館申請。結果，何鳳山一下子給他簽發了20份前往上海的簽證。這個消息在猶太圈子傳開後，中國領事館的門前排起了等候簽證的長龍。
二戰期間，大批從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歐洲猶太人遠涉重洋來到上海。尤其是在1938年，猶太人以每月1000人的流量湧入上海。他們與同樣受日本人欺壓的中國人一起生活，奇蹟般地生存了下來，他們被稱為上海猶太人。
來到上海的猶太人其實一點都不瞭解這個城市，包括這裡的氣候。他們在潮溼的天氣裡，穿著不合時宜的厚大衣，他們要從眾多行李中找到自己的那一份。等走出碼頭時，渾身已是汗水淋漓。
如果不是長期居住在上海的猶太人迅速組織救濟委員會，那麼那些來到上海的難民不久將會死去。當時猶太人在上海的勢力很大，尤其是遠東第一首富在上海的影響力直達政府層面。所以使得委員會能順利運作，並直接資助，從而幫助了大批難民在上海生存下來。
起初來上海的難民離開歐洲還被允許隨身帶些錢，在救濟委員會的幫助下，有些人還能住進景色美麗的法租界。可是從1939年起，到達上海的猶太人就身無分文了。
這其中流傳著這樣的一個故事：當時有兩條猶太人居住最密集的弄堂，一度被日本人在出口焊上鐵柵門，禁止出入達一年之久，被困在弄堂裡的二千餘人，最後大部分都奇蹟般地活了下來。這是居住在周圍的上海市民，採用空投方式將麵餅等食物擲過去的原始方法救助了他們。
後來，由於難民人數日益增多，委員會抽出一部分人專門在世界各地進行籌款，另一批人則在上海快速地建立起一個猶太社區，比如在收容所開辦職業培訓中心，提高難民的生存能力，幫助難民們修復被毀壞的街道。
一些有資本的難民建立了小型工廠，出產肥皂、蠟燭、編織品、皮革製品等產品。大多數逃到中國的猶太人幾乎都奇蹟般地生存下來了，這與中國人的善良與友愛不無關係。
在今天以色列的利順市有一個獨立廣場，一圈石柱拱衛著熊熊燃燒的獨立之火，火炬下有一行文字：沒有他們的幫助就沒有今天！石柱上鐫刻著大寫的英文字母“China”。以色列-中國友好協會會長特迪·考夫曼先生曾說：“在那個難忘的年代，無論是政權的更迭，還是時局的變化，都沒有使在中國居住的猶太人受到任何歧視。當時，我們是在中華民族崇高情誼的呵護下生存、發展的。中國，就是我們這些人的再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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