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擊盜竊犯罪，本是正常的維護治安舉措。發公告敦促犯罪嫌疑人儘早歸案，本是常見的執法辦案動作。可當地那一紙公告愣是引得一波爭議洶湧而至，究其原因，就在於告知內容中部分措辭與擬採取的舉動明顯不妥。比如，若犯罪嫌疑人逾期未歸，必要時將在電視臺曝光其父母、兄弟姐妹及子女，將其全部拉入誠信系統並限制出行，甚至在其家門口、村口懸掛“飛天大盜之家”的牌子。這些大招指向很明顯——通過“一損俱損”的捆綁式懲戒，對嫌疑人加碼施壓，讓他們在直接警示與旁敲側擊的合力震懾下早些投案。
都是為了加強震懾，都是採取株連的法子，都是引發爭議後糾正。從噴“涉毒家庭”到發“株連三代”公告，也表明了，基層有些地方、部門仍存在法治意識盲區，所以輕易突破法治精神約束，為了除惡務盡不擇手段，哪怕有些手段是“反法治”的。特別是羅山縣的爭議通告，在殷鑑在前、爭議未完全消褪的情況下，就堂而皇之地用上了“株連”字眼，還用了江湖味十足的“飛天大盜”表述，實在不妥。
雖然說，這些地方這樣做都與形勢所迫有關，羅山縣是已被當地這幾位“飛天大盜”拖累形象，惠來縣則在2014年先後被國家禁毒委列為“毒情嚴峻重點關注地區”“製毒嚴重通報警示地區”，“非常時期”想採取“非常手段”本意可以理解，但守法是底線，依法是前提。動輒迷戀“連坐”“羞辱刑”，是想以非正義的方式實現正義，也註定事與願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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