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擊盜竊犯罪，本是正常的維護治安舉措。發公告敦促犯罪嫌疑人儘早歸案，本是常見的執法辦案動作。可當地那一紙公告愣是引得一波爭議洶湧而至，究其原因，就在於告知內容中部分措辭與擬採取的舉動明顯不妥。比如，若犯罪嫌疑人逾期未歸，必要時將在電視臺曝光其父母、兄弟姐妹及子女，將其全部拉入誠信系統並限制出行，甚至在其家門口、村口懸掛“飛天大盜之家”的牌子。這些大招指向很明顯——通過“一損俱損”的捆綁式懲戒，對嫌疑人加碼施壓，讓他們在直接警示與旁敲側擊的合力震懾下早些投案。
聽起來強硬，但這或許也是出於無奈：幾名嫌疑人常年在國外航班上行竊，負面影響在外，又滯留境外，拒絕回國配合調查；公安部又責成當地調查，破案辦案壓力大，所以當地為此還成立了專門的治理行動辦公室。祭出“株連”的招數，也是被迫出此下策。從效果上講，這可能也比程序繁瑣、成本不菲的追逃來得更有效。
即便如此，發出“株連式追逃”公告仍背離了法治精神：現代刑法堅持的是“罪及個人原則（也叫罪責自負原則）”，正所謂“刑止於一身”，這就要求，辦案和進行刑事責任歸屬時不能隨意搞擴大化。
而對幾名嫌疑人家人進行“老賴”式處理，還直接掛“飛天大盜之家”的牌子，明顯已越了界：一人違法，不能全家連坐。用誠信系統作為工具懲戒可能無辜的嫌疑人家屬，或是直接給他們扣帽子，涉嫌濫用信用系統，涉及公然侮辱或損害他人名譽。
都是為了加強震懾，都是採取株連的法子，都是引發爭議後糾正。從噴“涉毒家庭”到發“株連三代”公告，也表明了，基層有些地方、部門仍存在法治意識盲區，所以輕易突破法治精神約束，為了除惡務盡不擇手段，哪怕有些手段是“反法治”的。特別是羅山縣的爭議通告，在殷鑑在前、爭議未完全消褪的情況下，就堂而皇之地用上了“株連”字眼，還用了江湖味十足的“飛天大盜”表述，實在不妥。
雖然說，這些地方這樣做都與形勢所迫有關，羅山縣是已被當地這幾位“飛天大盜”拖累形象，惠來縣則在2014年先後被國家禁毒委列為“毒情嚴峻重點關注地區”“製毒嚴重通報警示地區”，“非常時期”想採取“非常手段”本意可以理解，但守法是底線，依法是前提。動輒迷戀“連坐”“羞辱刑”，是想以非正義的方式實現正義，也註定事與願違。
這些年來，隨著全面依法治國的深入推進，越來越多地方念緊了“依法行政”緊箍咒，整個社會的法治觀念水位也在提升。那種“罪人以族”“孥戮”的“重刑連其罪”思維，早已被掃進了觀念垃圾堆。
可越是這樣，越要警惕個別地方、部門“帶頭違法式執法”動搖部分人法治信仰的情況：無論是有些地方依舊迷戀的“公判大會”或“對罪犯遊街示眾”，還是打擊犯罪時的連坐做法，都於法無據，但又總能借屍還魂。
本質上，姓“公”的部門執法本身也是一種“普法”，也只有自身執法先“依法”，才能憑著以上率下的價值傳導鏈，帶動普通民眾守法。
法治社會，應有“摒棄示眾和株連思維”的共識，而不能容許“有權任性”。基於此，有必要實現普法教育對那些“法律意識淡薄”人員的精準觸達，讓他們懂得跟示眾、株連之類的做法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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