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青青 程民明 張效廣
文字 | 張穎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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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李微敖還是香港城市大學的研究生，他正在為工作的事情猶豫不決。5月12日，李微敖乘坐的列車在重慶中轉。按照原計劃，他將在這一天到達北京，去《財經》雜誌社商量工作。
很快，中國地震臺網發佈消息，震中位於四川省汶川縣，震級為8.0級。
國難當頭，大地震改變了中國所有媒體此後幾個月的工作重心。《南方週末》地震前方統籌鄧科回憶道：“對很多媒體來說，甚至二三十年間，沒有遇到過這樣量級的新聞事件，也沒有經歷過如此巨大的新聞投入、如此艱苦的職業歷險、如此嚴峻的專業與倫理的挑戰。”
“千方百計抵達汶川”
原定於飛往成都的航班改飛重慶，歐陽洪亮經歷了十幾個小時的周折才到達成都。他記錄下成都市區的傷亡情況，用衛星電話口述進入災區的見聞，第一時間發回稿件。
李微敖就此“火線入夥”，以實習生的身份加入《財經》地震報道的隊伍。
歐陽洪亮來到彭州卻發現，彭州和映秀之間隔著高山，海拔至少有三四千米，山上是茫茫的密林和皚皚的白雪，“根本就翻不過去”。他只好折返到都江堰，跟著軍隊一起，沿著岷江往映秀的方向徒步前進。
屍體不斷地從江面上漂過。岷江水流很急，兩邊是海拔兩三千米的高山，山腳遍佈著損毀的公路和被滾石砸穿的汽車。“餘震來的時候真的只能靠天命了”，歐陽洪亮說，“前後都是人，你也沒地方跑。” 14日晚上9點30分，歐陽洪亮終於到達映秀。
2008年5月14日，趙佳月徒步進入映秀，腰間繫著藍色衝鋒衣。楊曦/攝
這期號外被命名為《逼近震中》。為了表示哀悼，《南方週末》號外的報頭從左上角降到了中間，相當於“降半旗”。
廢墟之上的真實
“核心就是要獲得真實的一面。”誠實冷靜的記錄，不遮蔽，不過濾，不疏忽，成了《南方週末》地震報道的宗旨。
到了北川，李海鵬才發現這裡的情況和之前想的完全不同。北川縣城位於四面環山的山溝裡，縣城與外界的聯繫僅有一條翻山公路。地震發生後，公路的城邊一段被擰成麻花狀，另一處被滑坡體阻斷，北川縣城幾乎與外界隔絕。垮塌的山體加上泥石流，把縣城的一半蓋得嚴嚴實實，八成建築化為廢墟。根據北川縣抗震救災專場新聞發佈會上的數據，北川共有15645人死亡，4311人失蹤，9000餘人受傷。
李海鵬看見傾斜的樓房一個個摞起來，有的樓房甚至變成了波浪形。再往前走，每一步都是屍體，一股混合著甜、臭和焦糊的味道，在縣城中瀰漫開來。樓房依然保留著地震時倒下去的姿態，李海鵬站在廢墟上，腦海裡浮現出北川縣城被毀滅的瞬間。
“在山口外，人們更多地獲知北川創造了多少奇蹟，但事實上大多數尋親者得不到迴音，大多數救援也只能以失敗而告終。”在北川，李海鵬看到的救援情況並不理想，北川的救援主要依靠武警，但他們缺乏專業救援培訓，比不上消防隊員這些專業的救援者。再加上道路不通，重型機械進不來，只能靠人力的救援顯得毫無章法。李海鵬沒有親眼看到廢墟中的人被成功救出來。
48小時後，高強度的救援工作讓武警戰士顯露出疲態。“任何一個人在那種環境下，搬石頭，拿鋼釺，敲石板，48小時後都會非常疲勞了，談不上什麼真正的救援效果。科技和專業的力量是遠遠大過人的熱情和意志的。”李海鵬停頓了一下，“但是當時就是依靠人的熱情和意志。”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映秀。映秀的交警大隊大樓是受災最嚴重的單位之一，斷裂的二樓懸在上空，一樓整體地塌陷下去，倒塌的牆體壓在一位老人的身上。歐陽洪亮趕到的時候，看見老人的頭和上半身在外面，下半身卡在廢墟中，旁邊的醫護人員正在給她輸液。老人的女兒嚴蓉是映秀小學的老師，地震發生時，她疏散13個學生逃離教室，自己卻沒能從教學樓逃出來。
“我當時就上去和她說一些鼓勵的話，告訴她很快就會有救援的人來了，老人家說沒事，她會很好的。”歐陽洪亮放慢了語速，“三天之後有人告訴我，老人聽說要用直升飛機運重型機械過來才救得了她，她就絕望了，拿起碎玻璃割手上的脈，自殺了……”
“有時會有好消息傳來，但好消息終究沒有壞消息多，因此好消息顯得尤其珍貴。”孟登科說。一旦有人被救上來，成群結隊的攝像機就會一齊圍過去。孟登科沒有選擇這種採訪方式，他更喜歡站在旁邊觀察，看見重要的部分就會記下來。從災區離開時，他積累了兩萬字的筆記。
“我寫文章比較忌諱主觀，不能故事還沒講完，你自己就感動得稀里嘩啦。”孟登科更喜歡直描式的寫法，“只有我看到的和證明了的東西，我才會去描述。”映秀集體葬禮的那天，孟登科在山坡上坐了一下午，看完了挖坑、埋葬屍體、再填平的全過程。“你會覺得，生命真的很脆弱。”
在災區的極端場景下，一切都可以發生，一切都可能發生，平常的定律已經失效了。志願者將水和麵包送到需要的地方，出租車司機載人不肯收費，人們之間的交流變得自然和順暢。“在這樣一種災難面前，人和人是很親近的，採訪的時候不會像以前那麼難打交道。”歐陽洪亮說。
災區不僅有感人的互助，也有人趁亂偷竊。孟登科來到映秀的時候，銀行已經空了，雜貨鋪裡的東西被逃難的人搶走了，只有啤酒還留在店裡，因為它們既重又不解渴。
一個男人告訴李海鵬：“現在拿點東西不叫搶劫，叫自救。”李海鵬把這個細節放進了北川的報道中。他也能理解這些人的做法：“他就是窮嘛，就是沒錢啊，就這麼簡單。”
鄧科看完李海鵬的稿子之後非常興奮：“這就是我想要的稿子，這就是《南方週末》應該出現的稿子。”這篇報道最後被命名為《災後北川殘酷一面》，登在南方週末36個版的川震特刊《汶川九歌：大地震現場報告》上。
5月13日凌晨，剛到成都的趙佳月聽說了新建小學和聚源中學傷亡慘重的消息。那個夜晚，雨點不停地砸向地面，救援的官兵還沒到，父母們只能自己用手把孩子的屍體刨出來。趙佳月趕到聚源中學，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籃球場上擺滿了用塑料紙包裹的學生屍體，被包裹的身軀只露出兩隻小腳，血水混雜著雨水和泥沙，淌得滿地都是。
在調查中，鄧飛還聽到這樣的說法：“工程款雖然少，建築商還是能想方設法把蚊子榨出油。”聚源中學的預製板裡只有細鐵絲，而新建小學的廢墟中甚至連一根鐵絲都沒有。鄧飛了解到，承建聚源中學的建築商同時承建了幾百公里外的北川中學，學校千餘名師生在地震中遇難。
都江堰市聚源中學，家長們在悼念死去的孩子。圖片源自網絡
十年：轉型還是堅守
那天，天氣晴朗，陽光落在窗外綠油油的銀杏樹上，安寧美好得不太真實。衛毅感到一種劇烈的反差：“你很難想象距離酒店不遠的地方還是一片狼藉。”
“08年發生的事情太多了，可以說是新聞報道的盛況。”回憶起十年前的往事，衛毅語氣輕快，廣州雪災、汶川地震、北京奧運，這些報道他都有參與。“整個一年都特別忙碌，奔波在路上，但是我很喜歡那種感受，那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十年之後，衛毅升任《南方人物週刊》採訪總監。昔日的同行們大多已經轉行，他屬於還留在新聞業的“少數人”。衛毅感慨道：“當時覺得08年是一個開始，沒想到那是一個頂峰狀態，整個媒體之後有目共睹地衰落了。”
“你會為他們的離開感到遺憾嗎？”
“我感到什麼遺憾？一點兒都沒有。這是整個中國社會的遺憾，不是他們的遺憾。”他提高了聲調：
“如果我們的社會仍然對這份職業保有崇高的榮譽，仍然讓從事這份職業的人不僅有美譽度，也能生活得很體面，他們為什麼要離開？”
可是好景不長，2015年，趙佳月再次從報社辭職，和丈夫楊曦一起經營一家民宿。“每篇稿子都是你精心打造出來的東西，竟然不能被大家看到，你會覺得很鬱悶。”
他以為自己能很快適應，實際上，在離開新聞的第一個月裡，他感覺自己還有點“失魂落魄”。每天下班開車回家，他都要在車裡坐上好長時間。葉偉民形容這種感覺“就像失戀”，“因為新聞是你的真愛，突然有一天因為種種原因你說，咱們分手吧。”
葉偉民想起自己被《南方週末》錄用的那一天，他正在幫姐姐清理水管爆裂後的房屋，水面上漂浮著的雜物讓他心情煩躁。
就在這時，他接到了《南方週末》的電話：“葉偉民先生，歡迎你加入《南方週末》！”那一刻，這個被水泡過的雜亂的房間，一下子變得充滿光亮起來。葉偉民一時間不知道怎麼表達自己的興奮。他拿起手中的拖把瘋狂地甩起來，從陽臺跳到廚房，再跳回到陽臺，像是《雨中曲》中翩翩起舞的唐，驕傲又快樂。
葉偉民認為，新聞是一份帶有宗教色彩的工作。還在上大學的時候，《南方週末》就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99年《南方週末》新年獻詞《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讓學生們心潮澎湃，新聞系的學生把這句話印在文化衫上。物理專業的葉偉民也受到這種氛圍的感召：“那時候新聞系的學生充滿著自豪，洋溢著對社會的責任，洋溢著對人民的啟蒙。”
為了忘卻的紀念
李微敖每年都要回訪災區，十年間從未間斷。他注意到災後重建中的腐敗情況——一些官員把災後重建的款項塞進了自己的腰包。經過多方調查，李微敖寫下《川震肅貪錄》，揭露重建工作中的腐敗問題。
朱長振最牽掛的是李學、賈益琴一家。女兒李佩在地震中去世之後，兩人一直沒有走出失去孩子的痛苦。賈益琴和李佩都愛美，地震發生前的那個週末，賈益琴買了一雙白色運動鞋，和李佩商量好輪換著穿。李佩穿上白鞋去了學校，卻再也沒有把這雙鞋穿回來。
地震發生後的前五年，賈益琴基本上都是在女兒的墳前度過的，她每天坐在那裡和女兒說話，性情逐漸變得十分古怪。李學看出了妻子的變化，但他迴避和妻子的溝通，兩人的婚姻眼看著就要走到盡頭。
汶川地震十週年回訪是衛毅一直以來的心願。2018年，衛毅又一次來到北川，尋找曾經採訪過的人們，聽他們講述十年來的變化。這次，他的報道聚焦於“心理”：“地震對人心理的摧毀是緩慢的，持久的，幾乎永遠存在的，完全逃脫出來是不可能的。”
災區的人們不大願意再談論地震，那些名字中帶“震”字的孩子，絕大部分都改名了。更多時候，衛毅選擇做一個陪伴者和傾聽者，自然地去聽對方的講述。
2018年，衛毅回訪北川。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除了回訪，對汶川地震的紀念還以其他方式進行，前《南風窗》副主編張良決定用寫書的形式記錄這場地震。相比動態的新聞和孤立的故事，他更關心社會關係摧毀之後的重塑，更想做出全景式的記錄。
想要完成這樣一部著作，工作量是巨大的。正式採訪之前，張良閱讀了至少幾百萬字的資料。那時他已經離開媒體圈兩年，轉行從事公關行業。起初，他利用週末的時間飛往映秀採訪，後來乾脆辭職，一門心思撲在這本書的採訪和寫作上。
張良用自己的積蓄承擔起了寫作這本書的所有費用，由於資金問題，原計劃五年的採訪不得不在三年時結束。三年裡，張良採訪了170餘位親歷者，整理出80多位當事人的口述資料。家中的牆上貼滿了各種線索和圖片，他要對採訪進行交叉驗證，保證記錄的準確性。他把這件事比作警察破案：“因為需要完整的證據鏈。”
在地震發生五週年後，張良的《汶川地震168小時》終於出版。168小時恰好是七天，在民間傳統的“頭七”裡，死者的魂魄會在這一天返鄉。168小時，是對汶川地震最深切的哀悼和最長久的紀念。
題目下方的一行小字，印在黃色的封皮上格外顯眼：“不要忘卻啊，不要忘卻！”
張穎鈺，武漢大學大一學生，以理性消解偏見，用邏輯重現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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