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匈長期大規模戰爭使得匈奴損失巨大。史載，匈奴“人民畜產死十六七”，經濟受挫，部族生活困苦，喪失大片優質草場，被迫居於漠北苦寒之地。
失河西走廊後，匈奴民間流傳著歌謠：“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徵和四年（前 89 年），匈奴遭大風雪之災，致使“匈奴大虛弱，諸國羈縻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屬部紛紛離散與瓦解，“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匈奴出現統治危機。
始元二年（前 85 年），匈奴統治階層發生一場爭奪單于位的內亂事件。在此危機狀況下，匈奴開始主動向漢示好。
始元五年（前 82 年），匈奴歸還漢使蘇武、馬宏等人，與漢通善意。
五鳳元年（前 57 年），匈奴陷入五單于爭立的內亂當中，最終形成呼韓邪部與郅支部對峙分裂的局面。為獲得漢朝支持，呼韓邪單于聽從左秩伊訾王“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之議，南下附漢。
而郅支單于亦主動聯繫漢朝，請和親、開關市。雙方均於宣帝甘露元年（前 53 年）遣子入侍於漢：“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於利入侍”。
統治危機的不斷出現，說明了匈奴的迅速衰落，這是匈奴不斷向漢示好的根本原因，故而形成這一時期漢匈和平相處的局面。
至遲在武帝末，漢已調整對匈奴政策。
始元六年（前 81 年）的鹽鐵會議，著重討論了武帝時期的對匈政策，為之後西漢對匈奴實施以羈縻為主的政策作了理論準備。
武帝之後，匈奴天災人禍不斷，部族分裂，不斷向漢請和示好。史載，匈奴“欲以漸致和親”，西漢“亦羈縻之”，變武帝“征伐為主，安撫為輔”為“安撫為主，征伐為輔”的羈縻方針來處理漢匈關係。
昭帝時，漢並未趁機對內亂不斷的匈奴發動軍事進攻，匈奴亦送還蘇武等漢使，雙方出現和解態勢。
宣帝時，漢對匈奴實行“推亡固存，信威北夷”的民族政策，進行武力威懾與政治施壓。
本始二年（前 72 年），漢發兵十六萬與烏孫聯合進攻匈奴。此戰俘虜匈奴大批貴族階層及民眾達三萬九千人，同時又獲取大量馬、牛、驢、騾、槖駝等，大大震懾了匈奴。
五鳳元年(前 57 年)，匈奴發生五單于爭立事件，宣帝“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極大改善了漢匈關係。
甘露二年(前 52 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覲見。宣帝不僅待他以“不臣之禮”，而且在其來時路上令數萬人夾道歡迎，又派騎兵萬餘人護送其返回。後呼韓邪單于幾次來朝，宣帝對其都禮遇有加，賞賜之物一次比一次多。
這種開明的民族政策使得呼韓邪單于歸附之心更加堅定。而對於匈奴郅支部，漢雖未應其和親之請，然亦與之通關市。對其來朝進獻之禮，漢亦稍加賞賜，與之相當。
班固就宣帝時的一系列對匈政策曾高度評價：“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皤，立功立論。以否濟可，上喻其信。”
初元元年（前 48年），匈奴呼韓邪部民眾經濟生活陷入困境，元帝“詔雲中、五原郡傳榖兩萬斛以給焉”，以援助匈奴。後呼韓邪單于請和親，漢遣昭君出塞往結和親，此次和親完全建立在雙方友好和平的基礎之上。
這一時期，西漢減少對匈戰爭，轉而以強大軍事力量震懾匈奴，對匈奴採取雙重戰略：軍事打擊匈奴郅支部，對呼韓邪部則不斷給予軍事支持與經濟援助，終使匈奴徹底分裂，勢力大為削弱，無法再與西漢抗衡，漢匈邊境得以安定，雙方開始和平共處。
漢匈頻繁戰爭給兩族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人民渴望和平，這是西漢中後期漢匈雙方進入和平共處階段的根本動力。
武帝之後，漢匈關係出現鉅變：由敵對狀態逐漸轉為和平共處。
漢匈戰爭在使兩族人民深受其難的同時，也令雙方統治階層俱感疲憊。武帝晚年罷屯田令，並下罪己詔；而匈奴又頻頻示好於漢，請和親，開關市，甚至出現內附現象。
此時的漢匈雙方，上至統治階層，下至人民大眾，皆嚮往和平安定。這有利於漢匈和平局面的出現，而雙方政策調整更進一步促進了這種局面的到來。
始元五年（前 82 年），昭帝罷儋耳與真番兩郡，西漢對外政策開始收縮。宣帝時，漢匈關係發生鉅變，西漢接受呼韓邪單于的內附稱臣，武帝以來漢對匈奴征服性戰爭收到成效，即“武帝之功，至宣、元而收”。
而“單于慕義，稽首稱藩”，雙方開始進入和平共處時期。漢匈邊境“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
元帝時，漢匈和平友好關係進一步發展。公元前 33 年，呼韓邪單于向漢請和親：“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欣然應允，“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漢匈再次和親。
與以往和親不同的是，此次和親是和而又親，它不再是漢匈政權間的一種單純外交政策，而是雙方一種民族友好政策。
這從雙方對昭君出塞的重視情況中可見一斑，如呼韓邪單于號昭君為“寧胡閼氏”。
1954 年出土於內蒙古包頭市屬西漢後期的陶片瓦當上刻有“單于和親”、“千秋萬歲”“長樂未央”等祝詞，更反映了漢匈間真正意義上的和平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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