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的軍隊將會比民眾更早擁有自動駕駛車輛。當然，核心技術還是一樣的。”面對國會山的議員們，主管工程和技術的國防部副部長Michael Griffin做了如上的闡述。
眾所周知，戰爭中的風險極高，而且代價極大。根據Griffin的介紹，軍隊在戰場上52%的傷亡其實來自於食物、燃料和其他軍用物料的運輸。如果能夠充分利用以人工智能為主導的系統，這樣的傷亡能夠得到有效的減少。
在執行類似的任務時，其實執行任務的人員處於非常危險而缺乏保障的狀態。如果這樣的任務能夠讓由簡單的人工智能系統操縱而無需人員介入的無人駕駛車輛接手，恐怕是一個再理想不過的狀態了。在戰地環境中，這些無人駕駛車輛根本不需要擔心那些在街道上影響它們的行人和交通規則問題，這讓困擾業界的很多問題反而變得不成問題了。
我們先看看汽車和IT界的同仁們現在走到哪一步了。上次我們提過，在美國境內，最近進展相對順利的似乎是Waymo和通用汽車，它們都在設法通過發展共享車隊來推進無人駕駛的研究。Uber在美國的某些地區的高速公路上在逐步引入無人駕駛貨車的測試車隊。和我們通常認為的“突飛猛進”不同，行業中在技術層面幾乎處於領頭位置的Waymo其實已經為無人駕駛苦熬了很多年，剩下的則都各自遇到了一些瓶頸和痛苦，最倒黴的，大概就是前不久攤上命案的Uber。
比起在技術層面讓一輛無人駕駛汽車安全地穿過一團亂麻的城市街道，無人駕駛汽車的研發面臨的更大挑戰是依然處在進化過程中的交通法律法規。無人駕駛汽車之所以感覺舉步維艱，恐怕跟產品設計與法律法規的銜接有莫大的關係，要知道，不管是轉向設施還是制動系統，汽車上很多裝置在設計之初，都有一個前提，這是一輛有人駕駛的汽車。
當然，不要誤會，這並不代表將會為軍隊服務的無人駕駛車輛就可以無視任何法律法規僅僅因為它們是在戰場上出沒。
事實上，美國的制度結構和美國可能會派兵進駐的國家所執行的制度結構顯然有極大的不同，從管理的角度出發，不管是安全、信息安全、隱私保障和可靠性，這些基本要素都足以讓五角大樓在推進時大費周章。
其實五角大樓歷來有一個優良傳統：在關鍵性技術的啟蒙期提供重要的支持，直到它真正修成正果，航空技術和互聯網都是很好的例子。
儘管Griffin提到五角大樓一定會資助現在正在全力發展無人駕駛技術的私營公司，但是他並未點名誰將會成為幸運兒，而國防部對此也不予置評。但事實上，Griffin所管理的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早就資助無人駕駛的研究計劃多年，並且在2004年贊助了無人駕駛汽車的第一場比拼。
手握700億美元的年預算，五角大樓在購買無人駕駛技術上有資格表現得足夠任性。美國軍方在研發無人坦克和智能拆彈車上頻頻發力，儘管這些裝置更多是依賴遠程遙控而非真正的“無人駕駛”。今年12月，美國軍方將開始測試依靠遠程遙控，具備和現在已經列裝的M1 Abrams坦克相同火炮裝置的輕型坦克，
總部位於倫敦的BAE Systems Plc，一直為美國軍方製造常規的多功能裝甲車，它同時也研發一些軍用無人車輛，比如裝甲艦。裝甲艦看上去很像沒有炮塔的微型坦克，它被用於巡邏，運送傷員或者爆炸裝置的處置。
對於軍用無人駕駛車輛的研發推動，其實伴生著由五角大樓所廣泛推動的使用科技創新來“增加殺傷力”的隱憂，而對於創新技術的這種應用方向引起了一些對於社會事務非常敏感的硅谷從業者的關注。
最近Google的數千名僱員提出終止軍方繼續使用Google人工智能技術的請求。Mattis去年曾經造訪位於山景城的Google總部，與Google高層討論過如何利用人工智能、雲計算和數據安全技術更好地為五角大樓服務。
對批評者來說，更關注的是全自動化武器的發展會帶來的對一些生死攸關的決定的潛在影響。奧巴馬時代的國防部長Ash Carter曾經在2016年的一次溝通中告訴硅谷的觀眾，“在使用致命性武力的問題上，至少在美國，必然有人參與到決策過程中，並不會將全過程都交給機器”。
杜克大學的一位法學教授，也是已經退役的美國空軍少將Charles Dunlap表示，很多公司在面臨這種問題時其實揹負著極大的壓力，並且極力保證他們提供給軍方使用的人工智能產品不會讓更多的人身處危險之中。
Charles Dunlap認為，將會投入戰場的無人駕駛車輛所造成的影響當然會大大小於自動化武器，但即便如此，它們也必須在法律和道德兩個層面都能證明自己在戰場上的使用對於可能捲入戰爭的平民來說沒有額外的風險。
從技術的進度來說，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五角大樓會比Waymo和Uber這樣的公司更快拿出可用的無人駕駛車輛，但它將會面臨的麻煩和障礙其實一點都不比Waymo和Uber在街道上遇到的少。
閱讀更多 極車製造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