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完了追求光明與真理的一生，終於可以在他晚年定居的宜居城市成都長期休息了。我於是立即確定了航程，因航班晚點，實際於28日凌晨1點多飛到雙流機場，趕上了參加一早舉行的告別儀式。
林老安臥在鮮花叢中，身上覆蓋著一面鮮紅的黨旗，兩側花圈寫滿了悼念單位的題詞，告別大廳面對入口大門正面牆上一個巨大醒目的“奠”字高懸，兩側垂掛著省政協副主席、林老的老同事、摯友章玉鈞撰寫的一幅輓聯：“九零後智多星獻身科研資政威德揚巴蜀，四十載拓荒牛嘔心改革開放功勳耀中華。”
低垂的哀樂像斷了線的眼淚一樣流淌，送別的人群排隊，一一來到靈柩前，向林凌鞠躬告別。我也最後一次來到林老的面前，向林老深深地三鞠躬，訣別。
受遠道不能前來的朋友委託，替他們三鞠躬、再三鞠躬，熱淚長流……
林凌是一個不常見的現象
其實我們一個多月前才來過一次四川。4月18日，我和龍隆在和林老談了一上午之後，下午4-5點又來到林老家，查找一些老照片準備去掃描。
林老此刻端坐在他的書房窗前，臉上映著淡淡爬上來的接近傍晚的陽光，靜靜地坐著，深深地想著。
圖片一：4月18日下午，我們去林老家找老照片。龍隆見林老靜靜地安坐於書桌前沉思，用手機拍的這張照片。感覺林老的神情凝聚著求索的一生和最後晚境，逼真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因為綜研軟科學基金會的課題《解讀林凌》，我們已經十多次西行成都。沒想到，這一次終成與林老生前最後一次面對面交流。談人生、談改革、理想主義和經驗主義，談中美關係，朝鮮戲劇性的翻版變局和東北老基地發展的關係。林老每次和我們談話，在回答了一陣我們的問題之後，很快會把話題轉移到他思索中的熱點問題上。他時時關心著中國和世界，眼睛裡流出無限的希冀和濃濃的憂慮。出自於一種對生命的直覺感悟，龍隆忍不住用他的手機相機拍了一張林老臥室的照片，也給沉沉靜思中的林老拍了一張人物肖像照片。這是我們和林老最後一次訪談，也很可能是林老最後一張存世的照片——至少對我們而言是這樣。後來孫浩教授看到這張照片，寫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那遙望天國的雙眼依然閃爍著星光”。林老在用他畢生追求，不倦的辛勞、勤奮、睿智、真誠，來回報他深深眷戀的這片深情的土地和這土地上的人民。
圖片二：找資料時林老同意龍隆獨自進了他的臥室，觸目忽生一股英雄遲暮的悲涼寒意，拍下了這場景。林老床邊已安裝了防摔倒的不鏽鋼扶手，唯床對面滿牆的圖書，仍顯示著他不倦學習的一生。
自從十二年前，跟研究院的一群人，一起來蓉參加林老八十歲生日學術研討會時，我就萌發了想為他寫一本書的願望。此之前，我曾經領受深圳商報建國50週年專稿任務時，來成都就“共和國最早的國企改革”採訪過林老。可惜因為“你懂的”原因，我們那條4000字的稿子，最後發沒發出1000字，我們也不得而知。這使我產生了一種深深的專業生涯的遺憾，也通過那次初淺的接觸加深了對林老的認知——儘管這和我日後對他的瞭解相比也很有限，但我已隱隱約約從新聞或文學的角度，感覺到這個人的人生，是一座能劇透一部分共和國變遷史的沒開挖的金山。當然，鎖定林凌這個訪談目標，與我那次失敗的報道有關，但沒準也給我了一次新建構的機會。我就這樣開始了以本書為目標的第一次採訪。
那是2008年“5•12”的下午。乘他返深圳銀湖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開理事會的檔口，我開始了對他的訪談。在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第一個有民間韻味的第三方智庫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專家公寓一客廳裡，聽他初略回憶從1978年開始的中國改革經濟學研究。結果那一刻，時空錯配，山崩地裂，四川發生汶川大地震。下午5點多，我們才獲知這一消息，震驚之下，林老掏出手機，成都電話不通，家人失聯，採訪告停。
作為一個曾經活躍在上一世紀八九十年代，甚至跨入21世紀，在80—90多歲高齡時，仍保持著學術影響力的智庫型著名經濟學家，林凌是一個不常見的現象。
他的多項經濟研究成果被國家和地方決策採納，政策理論建議演進成為可以操作、現在還在發揮作用的實際政策；他的許多學術研判，成為歷史關頭的真知灼見，被社會以後的發展進程所驗證——這當然是涉及公眾事務頂級智慧情商的公共貢獻。早在差不多40年前，他創辦了全國第一份以《經濟體制改革》命名的雜誌，成為東方大國石破天驚開始切中時弊的改革的一個重要標誌，至今被美國國家圖書館收藏。他兩次獲得中國經濟學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2009年被祖國大陸經濟學界評選，成為來自地方的一位“影響新中國60年經濟建設的100位經濟學家”。直到2017年，我在川採訪他的期間，他還獲得四川省優秀共產黨員稱號，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親自到家中看望林老，送上獎牌；91歲時獲得“四川省社會科學傑出貢獻專家”榮譽稱號，全川只有四個人同時獲這項大獎；同年還獲得全國老科協“十佳突出貢獻獎”。一個耄耋老人，如此“功名”疊加，真可謂精彩絕倫，你想不到他一個人的“微歷史”中，會深埋多少共和國曆程的驚心動魄與波瀾壯闊 。
其實林凌是山西人，父親是上一世紀民國平定縣貧瘠鄉村到河北深澤染坊打工的“農民工”，他實際是一名百年前就有的“留守兒童”。通過曲折艱辛的求學和對理想執著的追求，成為有文化的革命者。又從共和國建設曲折經歷和浩劫折騰的劇痛中，幡然感悟，在40年前52歲時，選擇以經濟學專業的方式投身改革。他穿越時空隧道，與時代激流同步，與共和國命運息息相關，與改革和發展的實踐貼近、貼近、再貼近。和他面對面，在他思想的宇宙流裡深呼吸，你會覺得他的真誠沒有一點靈魂上的皺摺。
為什麼要從“擴大企業自主權”起步？
圖片三：1979年7月14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發《四川百個企業試行擴大自主權見成效》一文。
如果有人問：中國的農村改革為什麼從四川、安徽起動？那很好回答：因為當時四川和安徽的主政者，包括北京支持他們的中央，聽到了農民肚子裡發出的聲音；經過極左折騰，大徹大悟，他們認識到當年劉少奇、鄧子恢主張“包產到戶”是對的，為此不怕再給他們戴上“還鄉團”的帽子。那企業改革為什麼要從“擴大企業自主權”起步？也很簡單，因為主政者和經濟學家孫冶方一樣，聽見了一線工人和他們的家庭每個成員內心的渴望。
1978年，四川省委書記隨華國鋒等訪問了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等國家。回國後，即講了他看到的南、羅改革和自己的感受和設想。中國農村改革，在於把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紮根在農戶（家庭）上，要解放和發展農戶（家庭）的生產力，就要給農民生產經營自主權。把這個理論運用到工業、城市，中國社會生產力的根基在企業。解放和發展企業的生產力就要給企業生產經營自主權。而中國的企業往往是捆得太死了，需要鬆綁、搞活。
鬆綁、搞活？“給”企業自主權，一接觸實際，問題就比農村複雜。當時中國的企業只有全民所有制（後來改稱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對企業實行高度集中的管理。工廠建設由國家投資，生產計劃由國家下達，生產資料由國家供應，勞動力由國家調撥，職工工資由國家確定，產品由國家銷售，利潤全部上繳國家，設備改造維修由國家撥款。這和科爾內描述的一樣：國家對企業實行“父愛主義的程度，是一種體制重要的本質特徵”（《短缺經濟學》第二十二章588頁）。加上在管理體系上，又把企業分為中央企業和地方企業兩類。中央政府各行業部門垂直和地方省、市、縣政府各行業部門和城市街道又多層次分別直管一些小企業。在這樣一套體制下，企業的手腳全被捆綁住了，只能按上級主管部門——“父親”的指令辦事。
經過一番調查研究和討論，省委主要領導確定，先從研究擴大企業哪些自主權開始制定方案。領導親自主持了這些研究，參加這些研究的會議的有政府的相關部門、企業領導和社科院及其它搞研究的人，林凌作為經濟學家位列其中。
首先是計劃權。當時按蘇聯的說法，“計劃就是法律”，企業必須按上級下達的要求完成產量、質量、品種、規格、勞動生產率、利潤等指標（稱指令性計劃），否則就要負法律責任，廠長就要坐牢。說坐牢實際是嚇唬人的，但其嚴肅性卻為廠長們所畏懼。因為當時還是計劃經濟時期，取消指令性計劃不可能，大家就議論在計劃外做文章。
討論決定，企業要按國家的指令，完成下達的計劃任務，而超額部分企業可以自行銷售。當時企業產品的銷售是由物資部門和商業部門進行的，企業把生產出來的產品交給這些部門就算完成了任務，自己是沒有銷售權的。因此企業要獲得超額產品的銷售權，必須改革這種體制，“父親”得讓出這部分權。可見改革這種體制就意味著改變了企業供應鏈的環境，涉及外部能管住企業進出兩頭的“領導部門”，某種意義上是讓這些領導從退讓，到下崗，沒事可幹，這可能嗎？想想這件事的困難程度，真是細思極恐。
有一次，省委組織討論擴大企業超額產品銷售權，會議正在進行，一位省物資部門的負責人，偷偷到會議室外給北京國家物資總局掛長途電話，報告四川要讓企業賣產品了，表達自己的憂慮，那還要我們物質局嗎？可見體制改革，對一些人實際也是一有切膚之痛。
林凌後來回憶：“當時討論最激烈的自然是利潤分成問題，因為這本質上是確定國家、企業和個人的關係邊界。”當時來自企業的人（“兒子”），都希望甚至願意承諾，國家下達的利潤指標可以全額上繳國家，但要求超額部分留一部分給企業（後來起名叫超額利潤分成）。討論時，一些人認為，企業資產是國家的，產生的利潤應當全部交給國家；一些人認為，企業和職工是利潤的創造者，超額部分應當留給企業。這一條財政部門反對最激烈。但經過反覆討論，省財政部門還是認同了，也就確定了下來。
“擴大自主權的條款，最後被歸納成五條：一是給企業一定的生產權，允許企業在完成國家計劃的基礎上，可以根據市場需要組織生產；二是給企業一定的產品銷售和生產資料採購權，允許企業在市場上自銷計劃外產品，採購一部分自用的生產資料；三是給企業一定的經濟利益，允許企業在完成國家利潤計劃的基礎上，超額部分實行分成；四是給企業一定的擴大再生產權，允許企業利用折舊和利潤留成資金進行企業的挖潛、革新、改造；五是給企業一定的人事權，允許企業自行提拔中層幹部、招收工人，對職工進行獎懲”。
有人用八個字概括了這場“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內涵是：“鬆綁、放權、讓利、搞活”，有積累的人可以從中看到孫冶方經濟學思想的影子。這樣的改革，哪怕是醞釀在1978年啟動，它其實也是有國際視野的，儘管當時還沒完全擺脫文革的意識形態背景下，所謂借鑑只能選擇“大膽”吸收東歐的改革經驗與做法。
共和國最早的國企改革發生在四川
“條款確定後，省委制發了一個被稱為“十四條”的文件，並選擇重慶鋼鐵公司、川棉一廠、四川化工廠、成都無縫鋼管廠、新都縣氮肥廠、南充絲綢廠6個全民和集體企業進行試點。省委領導和有關負責幹部和領導協調小組的人都親自到企業參加試點，研究試點中的問題。”
圖片四：1978年10月，重慶鋼鐵公司開始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
“我們一方面查找資料，廣泛借鑑國際和國內經驗和做法；一方面收集整理國內學者的研究。編成期刊雜誌信息，供決策參考，得到省委領導的認可、支持”。原四川省社科院院長劉茂才，告訴筆者：“那時大家開玩笑說，林凌是省領導四川搞改革倚重的‘四大金剛’之一，負責提供理論支持”。
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從1978年四季度開始，也有人說試點開始的時間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因而無可爭議它是共和國最早的國企改革。四川國企改革試點不到兩個月就顯示出良好的效果。等到財務年結算一出來，大家更興奮。“由於企業有了經營自主權試點，職工從改革中得到實惠，企業的領導和職工的積極性十分高漲，完成的各項指標，不但超過了國家下達的計劃，而且都超過了面上的企業。根據這種情況，省委又決定把試點企業擴大到100戶，覆蓋全省所有地市州，目的是使各地都有企業進行改革示範，使各地幹部都能親自取得領導和推進改革的實踐經驗。
曾擔任省委領導秘書工作的向嘉貴寫道：“試點的範圍和規模是逐步擴大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是6個企業，取得成效後，1979年擴大為100個企業，1980年又擴大為417個企業。”試點內容也是推進式的，“ 6個企業時制定了14條；擴大到100個企業時又制定了12條；擴大到417個企業時，因為原6個企業試行‘以稅代利，自負盈虧’的辦法，又制定了20條”。
試點中，一系列新問題被提了出來。
林凌說“我們當時設計的企業的五條自主權，總體上是很好的，非常有利於調動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但在實行中，我們發現，企業超額完成了利潤計劃就可以分成，個別完不成利潤計劃以至虧損的，就要由國家補貼”，這種只有激勵機制，就是捷克前副總理奧塔•錫克教授說的，實質是“讓經營好的企業補貼經營差的企業”，而且還沒有什麼有效的約束機制，這等於打擊競爭。
《短缺經濟學》把這種現象列為“預算軟約束”範疇。說一千道一萬，改革了半天還是回到了“父愛程度1”。科爾內把父愛主義量化為父愛程度0至4五個階段或類型。父愛程度越高，意味著企業行為越會偏離自立，直至父愛程度最高階段4，基本上是嬰兒型父母關愛依賴階段（《短缺經濟學》586-587頁）。
為此，林凌他們建議在少數企業進行自負盈虧試點。這意味著“自負盈虧”是把“父愛主義程度幾乎為降為0”，達到較為理想階段的試驗。這實際在國際上也是超前或者是激進的。科爾內出版他的《短缺經濟學》原本是1980年。1978年他也還在寫作此書。科爾內說“程度0的父愛主義是弗裡德曼——哈耶克學派的理想。事實上完全符合程度0的情況，即使在基於私有制和獨立微觀組織的資本主義制度中也從來沒有出現過。（《短缺經濟學》590頁）。”所以，大家可以見到，WTO世界貿易框架下，有許多圍繞涉及行業的反補貼即反對過渡貿易保護主義的條款和爭端。
限於那時學術交流的侷限，信息供應的充分程度不盡人意，林凌他們設計這個思路時，實際上並沒閱讀到科爾內的相關表述的學術文獻。但基於調研和經濟學原理與實踐需要，他們提出要讓企業走上自負盈虧的道路。省委同意了這個建議，先選擇了五個企業、後又選擇了另五個企業進行自負盈虧試點。前者稱“老五戶”，後者稱“新五戶”。試點的核心是要企業在出現虧損時，廠長和職工都必須減少收入，本質上是再次清晰了政府、企業、個人的責任，要約束與激勵，各負其責，各得其所。“企業自負盈虧是很有前瞻性的改革設計。因為企業是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自負盈虧是對企業的本質要求。但由於當時的企業是國有獨資企業，企業沒有獨立的財產權，根本無法自負盈虧，所以試點沒有成功”。這又應了西方經濟學學派的觀點，企業在產權清晰時，都普遍存在代理委託關係和矛盾，在產權模糊的情況下，要在實踐中搞清並取得預想的結果，是不容易的。但這個試驗，為以後國企改革中實行產權制度改革、企業破產、股份制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等都提供了借鑑，其意義是非同尋常的。
一塊硬幣兩面：政府改革同樣是企業改革的原點
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像一塊石頭投向湖裡，以投石落點處為中心，波浪向四面八方衝擊，把政府的各個部門幾乎都衝擊到了，這驚濤拍岸的聲音代表著企業要求解放生產力的吶喊，讓政府各部門都坐不住了。政府部門的改革從此生髮。
企業改革試驗的展開，立即帶出了企業的外部性問題。試點“企業要進行技術改造，但無法從銀行得到貸款，因為，當時的銀行實際上是財政部門的出納，銀行只管流動資金貸款，根本沒有設備貸款這項業務。企業要進行技術改造就得找財政。銀行能不能在四川進行設備貸款試點？四川的改革也開啟和帶動了我國銀行改革的先河。重慶針織二廠是一個生產襪子的工廠，由於設備落後只能生產以棉花為原料的單色襪子。在試點中，他們利用利潤留成和少量銀行貸款，一下子買了35臺新型織襪機，生產出了以化纖為原料的各種花色的襪子，既豐富了市場需要，又大幅度增加了企業的利潤，一個小企業的改革成就，轟動了重慶。對企業的設備技術提升起了很大作用。
改革前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在全民所有制企業之間，只能由物資部門分配，不能買賣。這已成為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的一條鐵律，中國有“投機倒把罪”就是那歷史的證明。四川搞改革的人們經過理論分析，感覺到始終突不破這個“怪圈”。林凌回憶：“為了解開這個‘疙瘩’，我們撇開物資部門，在溫江專區開了一個機械產品展銷會。會上展出了各地生產的鑽床、刨床、氧氣瓶等，同時請來買家和生產廠家的領導。展銷會開始後，買家東挑西撿，品頭論腳，討價還價，賣家笑臉相迎、詳細推介、還價讓價、包退保換。展銷會上出現了許多人都沒有見過的生產資料交易場景。記得當時展銷出三種氧氣瓶。一種是上海生產的，一種是天津生產的，一種是成都生產的。買家選來選去，最後，選了上海生產的產品，因為上海生產的氧氣瓶，質量好，價格又便宜；成都生產的質量差，價格又貴。成都廠的領導看到這種情況，馬上打電話請工程師來商量對策，決定降價。重慶生產牛頭刨床的廠家以包退、包換、包運、包培訓操作工‘四包’贏得買家青睞。在這個展銷會實際推演過程中，生產資料是不是商品的問題迎刃而解，理論家們也從這裡獲得實踐出真知的啟發”。
這種情況實際類似中國廣交會的內地化溫江版。交易被引入鐵板一塊的物質調撥的計劃經濟，實際是從僵化的幾近自然經濟的規則，向商品生產躍進。這本質是走偏了的所謂社會主義經濟從僵死的誤區，向能產生效率的正確方向迴歸。曼昆在著名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說，“經濟只不過是一個在生活中交易的一群人而已。”經濟學的十大原理第一條就是“人們面臨交替關係”（《經濟學原理》梁小民譯三聯書店、北大出版社 1999年第1版 第5頁）；原理五是“貿易能使每個人狀況更好”（同上第9頁），本質上是說企業只能從事為了交易的商品生產。這實際是與“主義”無關的經濟學原理，走出秦城重新獲得自由的孫冶方，為了解開這個社會主義生產是為了什麼的謎題，不惜從《共產黨宣言》的翻譯用詞裡找某個詞的原文詞義之根，反覆強調重申社會生產“交換”不能取消，據此從經濟學科學角度發現、指認斯大林主義的理論誤區在於取消交換。
林凌無論是寫文章還是講述時，提到這一段改革的日子，都激情四射，不是一般的津津樂道。“在改革前40年，中國的企業從來不在報紙、電臺、電視上宣傳自己的產品，報紙也是從來不登商業廣告的。登廣告被看成是資本主義。因此，買家只同物資部門打交道，根本不知道產品在哪裡生產。
在試點中，生產手錶機床的成都寧江機床廠，在《人民日報》上打了建國以來第一個推銷自己產品的廣告。
圖片五：成都寧江機床廠在人民日報打的廣告。
這張廣告大大吸引了人們的眼球。買家知道了生產手錶機床的寧江機床廠在成都，紛紛到成都直接訂貨，不再找物資部門了；廣大的讀者看到這張廣告十分驚異，敏感的人猜想有什麼大的變化要在中國經濟中發生”。
和農村改革在低調中悄然進行的做法不同，四川的擴權試點是在新聞的高度關注下展開的，因而隨著消息的傳播，改革時間不長，就在全國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因為他的背景、人們思想上所受的束縛程度大不相同。紙媒時代，非互聯網傳播，再“轟動”實際上傳達出來的信息量都只能是一種有限“劇透”。但因這新聞的切入點本身即具有巨大的震撼力，它引起的傳播效應卻與數字化傳播，人們被巨量信息弄懵了不同，很入腦入心。國內同行關心做法，更多的人在藉此觀察局勢的變化，評估自己的“鬆綁”思想可以解放到哪裡、步子邁多大，普通人更關心“這一切能給我帶來什麼”？國際上的觀察家關心的是中國這場改革的前景、新舊體制的矛盾和摩擦。改革試驗這個“石頭”，像個深水炸彈，起曝了不小的浪花和陣陣漣漪。
有贊同，就會有不贊同的意見。“有一天，廣播電臺播出了香港一位學者的意見，他是從技術路徑角度對四川的改革持懷疑態度。他認為，一個國家的改革不能從企業開始，也不能從一個地方開始，必須先由國家制定全面的改革方案，全國自上而下，同時推進。否則，就會搞亂，導致失敗。總之一句話，改革要全面、同時、自上而下推進”。
這話表面看似頗有道理，實際上卻等於否定了改革可以先在點上試驗的“試驗權”。從實踐上看，這種論點的危險性在於否定了探索創新。四川的領導不同意這種觀點，林凌們也不同意。林凌說：“經研究討論，我們開始寫文章加以澄清。我們的觀點是：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企業是社會生產力的基礎所在，只有從企業改革入手，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只有進行企業改革，才能發揮生產力推動上層建築的改革的作用。至於先制定總體改革方案然後再自上而下全面推進改革，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必須經過試點，逐步推進，才不會引起大的震動”。
試點試驗，實際就是中國改革以點帶面方法論或哲學觀，是減少阻力和摩擦的一條成功路徑。這事情發生在1978——1980年代初，那時候深圳作為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也才剛剛橫空出世。只不過，深圳這個新生兒出生之時，頭上的烏雲已經被人在四川撕開一條裂縫，他的成長腳步聲更驚天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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