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隐龙
无论以何种角度加以评说，都改变不了李世民弑兄篡位、帝位来之不正的事实。有唐一朝臣民讳莫如深，但后朝之人的评价就不会太客气，如司马光所言的“喋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和王夫之所言的“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之心无毫发之存也”正在此例。然而，李世民在弑兄篡位的前提下，其天命却并未受到强有力的反对，甚至在后世也没有受到广泛质疑，反而成为了历代传颂的明君，这其中原因何在呢？
一言以蔽之，便是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过于绚烂，以至于“玄武门之变”在这些赫赫功业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汉书》中认为汤与姬发“逆而以取顺守之”，李世民也是如此。李世民继位之后励精图治，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方面达到了空前的成就，可谓前无古人，后亦未必有来者。后晋时编纂的《旧唐书》中对此有鲜明的解释：“若非太宗（李世民）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
李世民的功业的确未必输于赢政，但从天命理论上来看，李渊的内禅毕竟不同于王朝更迭。如果李世民的天命拥有正统性，那其弑兄篡位的作为也便有了合法性，既然如此，其子孙为何不能效仿？很快，相似的历史发生在了李世民的两个子嗣之间，几乎酿成了第二次“玄武门之变”；而在这之后，李世民选择了性格温顺的皇子李治为储君，并定下了“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的规矩。只是在天命面前，李世民的规矩毕竟过于苍白无力，有唐一朝，“藩王窥嗣”之事屡见不鲜，这其中的源头，终究是出在李世民弑兄篡位的行径上。
从整个历史前程而言，“玄武门之变”只是众多帝位之争的一幕插曲；但从天命理论上来看，李世民的所作所为不啻于一场学术革命——它意味着“功业理论”不仅可以用于朝代与朝代之间，还可以用于朝代内部。在这之前，“功业理论”解决的只是朝代更迭的德运传承问题，而在这之后，“功业理论”已经超越了德运之争，成为君权丛林赤裸裸的脚注。
“功业理论”解决了李世民天命得来不正的问题，也将进一步影响唐朝的德运所属，这里又要将视线移回隋朝的“习凿齿”王通了。王通认为隋朝主土德，是因为隋朝结束了南北朝时代天下无主的局面，故而隋朝的德运并非继承于北周，甚至不继承于短暂统一的西晋，而是远承立国四百年的大汉。汉主火德，那隋朝自然当属土德。
想来王通是没有料到隋朝的国神祚会如此之短，才会将西晋排除出正统的队列。到了李世民所缔造的盛世，王通之孙再次提出了唐承汉统之说：
“以土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金王者，四十九代而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而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而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而七百年。此天地之常期，符历之数也。自黄帝至汉，并是五运真主。五行已遍，土运复归，唐德承之，宜矣。魏、晋至於周、隋，咸非正统，五行之沴气也，故不可承之。”
好一个“魏、晋至於周、隋，咸非正统，五行之沴气也”。如此宏大的视角，如此豪迈的心胸，只是非凡之人才能具备——王通之孙何许人也？他正是位列“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王勃精通历法，在其《大唐千岁历》中认为“国家土运，当承汉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自隋室，南北两朝，咸非一统，不得承五运之次”。三国、南北朝时期，天下的确陷入分裂，但隋朝可是大一统王朝，为何也被归于“沴气”了呢？因为“唐德灵长千年，不合承周、隋短祚”。此语一出，自东汉至唐朝四百年来已然没有正统，只有闰运了。
不过正如王通隋主土德之说没有得到隋朝君臣的认可一样，王勃的唐承汉统之说也被未引起时人的重视，封演所著的《封氏闻见记》便记载王勃“言迂阔，未为当时所许”。王通、王勃祖孙的理论本质是德运可以越代承统，这一理论在东晋、北魏都曾经出现过，但东晋、北魏未能统一天下，越代承统是为了解决其天命来源的当务之急；而唐朝已经实现了大一统，其天命所在不言而喻，若采取越代承统的观点将面临将东汉至唐朝四百年间的德运重新洗牌的复杂局面，故王勃的观点未成为主流也实属正常了。
不过，王勃的唐承汉统之说很快迎来了新的支持者，那就是代唐立周的女皇：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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