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隱龍
無論以何種角度加以評說，都改變不了李世民弒兄篡位、帝位來之不正的事實。有唐一朝臣民諱莫如深，但後朝之人的評價就不會太客氣，如司馬光所言的“喋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和王夫之所言的“親執弓以射殺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時也，窮兇極慘，而人之心無毫髮之存也”正在此例。然而，李世民在弒兄篡位的前提下，其天命卻並未受到強有力的反對，甚至在後世也沒有受到廣泛質疑，反而成為了歷代傳頌的明君，這其中原因何在呢？
一言以蔽之，便是李世民的文治武功過於絢爛，以至於“玄武門之變”在這些赫赫功業面前顯得微不足道。《漢書》中認為湯與姬發“逆而以取順守之”，李世民也是如此。李世民繼位之後勵精圖治，唐朝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諸多方面達到了空前的成就，可謂前無古人，後亦未必有來者。後晉時編纂的《舊唐書》中對此有鮮明的解釋：“若非太宗（李世民）逆取順守，積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
李世民的功業的確未必輸於贏政，但從天命理論上來看，李淵的內禪畢竟不同於王朝更迭。如果李世民的天命擁有正統性，那其弒兄篡位的作為也便有了合法性，既然如此，其子孫為何不能效仿？很快，相似的歷史發生在了李世民的兩個子嗣之間，幾乎釀成了第二次“玄武門之變”；而在這之後，李世民選擇了性格溫順的皇子李治為儲君，並定下了“太子不道，藩王窺嗣者，兩棄之”的規矩。只是在天命面前，李世民的規矩畢竟過於蒼白無力，有唐一朝，“藩王窺嗣”之事屢見不鮮，這其中的源頭，終究是出在李世民弒兄篡位的行徑上。
從整個歷史前程而言，“玄武門之變”只是眾多帝位之爭的一幕插曲；但從天命理論上來看，李世民的所作所為不啻於一場學術革命——它意味著“功業理論”不僅可以用於朝代與朝代之間，還可以用於朝代內部。在這之前，“功業理論”解決的只是朝代更迭的德運傳承問題，而在這之後，“功業理論”已經超越了德運之爭，成為君權叢林赤裸裸的腳註。
“功業理論”解決了李世民天命得來不正的問題，也將進一步影響唐朝的德運所屬，這裡又要將視線移回隋朝的“習鑿齒”王通了。王通認為隋朝主土德，是因為隋朝結束了南北朝時代天下無主的局面，故而隋朝的德運並非繼承於北周，甚至不繼承於短暫統一的西晉，而是遠承立國四百年的大漢。漢主火德，那隋朝自然當屬土德。
想來王通是沒有料到隋朝的國神祚會如此之短，才會將西晉排除出正統的隊列。到了李世民所締造的盛世，王通之孫再次提出了唐承漢統之說：
“以土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金王者，四十九代而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而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而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而七百年。此天地之常期，符歷之數也。自黃帝至漢，並是五運真主。五行已遍，土運復歸，唐德承之，宜矣。魏、晉至於周、隋，鹹非正統，五行之沴氣也，故不可承之。”
好一個“魏、晉至於周、隋，鹹非正統，五行之沴氣也”。如此宏大的視角，如此豪邁的心胸，只是非凡之人才能具備——王通之孫何許人也？他正是位列“初唐四傑”之首的王勃。王勃精通曆法，在其《大唐千歲歷》中認為“國家土運，當承漢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自隋室，南北兩朝，鹹非一統，不得承五運之次”。三國、南北朝時期，天下的確陷入分裂，但隋朝可是大一統王朝，為何也被歸於“沴氣”了呢？因為“唐德靈長千年，不合承周、隋短祚”。此語一出，自東漢至唐朝四百年來已然沒有正統，只有閏運了。
不過正如王通隋主土德之說沒有得到隋朝君臣的認可一樣，王勃的唐承漢統之說也被未引起時人的重視，封演所著的《封氏聞見記》便記載王勃“言迂闊，未為當時所許”。王通、王勃祖孫的理論本質是德運可以越代承統，這一理論在東晉、北魏都曾經出現過，但東晉、北魏未能統一天下，越代承統是為了解決其天命來源的當務之急；而唐朝已經實現了大一統，其天命所在不言而喻，若採取越代承統的觀點將面臨將東漢至唐朝四百年間的德運重新洗牌的複雜局面，故王勃的觀點未成為主流也實屬正常了。
不過，王勃的唐承漢統之說很快迎來了新的支持者，那就是代唐立周的女皇：武則天。
閱讀更多 隱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