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一曲《臨江仙》或許道盡了時間的真諦：它總是一邊在建設，一邊在掩埋，而在表象之下，往往隱藏著當年的驚心動魄，但到如今也就是平常景緻。
這就是歷史的弔詭之處。
但需要有心人的發現，像我這樣粗枝大葉的人，儘管常常走過這個牌坊去山上，卻從沒有過這樣的慧眼，因此，我也沒有感受到過這來自時間深處的風，徐駿是有心人，他發現，他也去尋找，並能夠找到自己的答案。
關岳廟牌坊矗立至今，我們多數人卻從沒有問過它為什麼在，又為什麼沒有何人所建的落款。我們把歷史想得太當然，實際上，歷史複雜而細緻，當我們細究它的紋理之時，就會發現其中的精彩之處。
比如這座水泥牌坊，如果僅僅從外觀或文物價值去看，它並無特殊的地方，但放在大背景去分析，則有相當的可觀之處。
來，讓我們靜下心，用閒坐說玄宗的心，去聽一聽這個城市深處吹來的風。（文/李鬱蔥）
杭州隱秘地圖之： 保俶塔下的關岳廟牌坊
文/徐 駿
從寶石山下一弄登保俶塔，經堅匏（音páo）別墅，在三岔道向右一拐，抬頭便見一高大的南北朝向的水泥牌坊立在山道上。每天上下保俶塔的遊人在這座牌坊下絡繹不絕穿行，無論上山或下山，此處為一半腳程，路人總會歇一歇腳，仰望一番這牌坊上的刻字，可看來看去卻總也弄不清這牌坊是何人所建，為何而建，以及它與山頂百步之遙的保俶塔有何聯繫，這恐怕也算是西湖邊核心景區內一神秘之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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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抹去建造者名字的牌坊
這座整體較為完好和結實的牌坊，正反面的刻字全都一樣，正中最上方匾額上豎刻“關岳廟昭忠祠”，其下橫匾上刻“中華民國十有五年五月榖旦，（）（）（）、（）（）（）建”，建造時間清清楚楚（1926年5月），而兩位建造人的名字卻被人用水泥抹平，無法辨認。四根立柱上分別刻有兩副對聯：“祀典重春秋湖山千古；威名齊漢宋日月同光”、“盛典許躋攀兩廡弓刀森欲動；新祠今落止四時牲醴祝來（）”，最後一字及落款被鑿。從文字上推敲，這附近應有一座建於1926年的祭祀關羽、岳飛的“關岳廟昭忠祠”，該牌坊為這座廟祠落成典禮的紀念物。
網上關於這座牌坊的來歷有兩種說法：一為杜月笙所建，一為孫傳芳所建，並傾向於杜月笙，繫上海青紅幫大佬黃金榮、杜月笙和張嘯林等為顯幫會“兄弟義氣”而建，此種說法完全是想當然了。
首先，講講“關岳廟”的由來。民國之前是沒有“關岳廟”的。清朝及清以前，各地只有“關帝廟”或“嶽王廟”，而沒有將關羽、岳飛共祀的。到了民國初年，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形成了南北兩大派政治勢力，北為袁世凱控制的北洋軍閥，南為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力量。南方的孫中山在幾次依靠軍閥的軍事行動失敗或被利用後，決心組建黃埔軍校，培養國民黨自己的軍事力量，並提出“三民主義”為軍隊的精神信仰，以提高部隊的凝聚力和戰鬥力。北方的袁世凱也意識到了這點，即只為軍餉而打仗的軍隊是不行的，也必須樹立一種精神信仰。於是在1914年11月21日，袁世凱為加強對軍隊的控制，以大元帥名義頒令，“以關（羽）嶽（飛）為武聖”由全國軍人供奉，隨即將北京地安門外西皇城根之白馬關帝廟改建為全國第一座“關岳廟”，目的為信奉“忠義”、“激發其愛民衛國之真誠”。此後各地軍閥紛紛仿建，如河北保定、山東濟南等地的關帝廟均先後改為“關岳廟”，而且這些“關岳廟”與其他廟宇有一本質區別，即都參照各“先哲、先烈祠”管理方式，由官方出資建造和維護，為官方資產，而非宗教或民間資產。
其次，談談當時浙江的歷史風雲。1924年前控制浙江與上海的是皖系軍閥盧永祥，控制江蘇的是直係軍閥齊燮元。按理說，上海原屬江蘇省，可當時由皖系首領段祺瑞執政，而上海是一塊肥肉，軍閥混戰時期，上海光是鴉片經營的收入，就可以足足養活三個師，因此由浙江督軍盧永祥管理。齊燮元對上海覬覦已久，一直想吃掉這塊本屬於自己的肥肉。1924年9月3日，爭奪上海的“齊盧之戰”終於爆發。此時，盤踞在福建的直係軍閥孫傳芳，以“援齊討盧”為名，乘機斷了盧永祥的後路，一舉攻佔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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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省聯帥”孫傳芳
1924年9月24日，孫傳芳率軍進入杭州，次日，杭州便發生了一件詭異的大事件，即西湖邊屹立近千年的雷峰塔轟然倒塌。當時杭州人對孫傳芳軍隊是不歡迎的，因其部隊都是直魯豫一帶的，所以稱其為“北佬兒”。“北佬兒”一進城，雷峰塔就倒掉，認為是大大的不吉利。孫傳芳雖然相當封建迷信，但與其他大老粗軍閥不同的是，他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而且不像蔣介石那樣只是去打了回醬油，是正兒八經的科班出身，還加入過同盟會，屬於“有思想、有文化的軍閥”。
孫傳芳入浙後，為了安撫軍民，做了一系列的事情。他首先籠絡地方耆紳，聘請江浙知名人士為顧問，其中有張謇、吳士鑑等人，又聘岡村寧次為軍事顧問。在此插一句，日本人對侵略中國，其實早有謀劃。他們為什麼會敞開大門，讓中國軍人到日本軍校進修，就是因為他們知道，這些人都是將會在中國大地叱吒風雲的人物，與其建立關係，然後趁中國內鬥時混入其中，進而掌握一切有關軍事、地理、社會和政治等方面的情報，為以後的入侵打好基礎。其次，孫傳芳為討好浙人，特地對其軍隊制定了《入浙手冊》，強調軍紀。
1925年11月，孫傳芳在北上擊敗奉系軍閥張宗昌後，回南京成立蘇浙閩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部，號稱“五省聯帥”，此時，孫傳芳達到了其人生的最高峰，同時宣佈“五省門羅主義”，又稱“東南門羅主義”，以“保境安民”為口號，“認定五省保境安民宗旨”，宣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在意識形態上，針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孫傳芳還編撰了一本名為《反三民主義》的書，提出“三愛主義”，即“愛國家、愛人民、愛敵人”。他對“人民公僕”之說嗤之以鼻，說：“現在當官的都自稱是人民的公僕，欺世謊言以此為最無恥。凡是僕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不是賺主人的錢，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心狠手辣的做夢都想把主人連骨頭帶皮吞進肚裡。我不是公僕，我是民之父母。天下父母沒有不愛子女的，我愛人民如愛赤子，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為人民謀福利，做好事。”
雖然與其他軍閥相比較，孫傳芳算是“有文化”的了，但其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還是鬧了不少笑話。如他聽說上海美專校長劉海粟在學校裡用“模特兒”教學，就問上海知縣危道豐：“什麼叫模特兒？”危道豐回答得通俗易懂：“回大帥，就是光屁股的姑娘。”孫傳芳一聽大怒，這簡直是斯文掃地，奇恥大辱，即令危道豐對劉海粟嚴加查禁。對於婦女穿旗袍，孫大帥也是意見滿腹，認為女人露胳膊大腿，實在不堪入目，有傷風化，便在杭州下令女人“禁穿旗袍”，一時杭州街上的“旗袍女”頃刻絕跡。想不到的是，沒過幾天，孫大帥的小老婆周佩馨去靈隱寺燒香，就大模大樣地穿著旗袍，春風滿面地露著胳膊大腿進廟拜佛，可把孫大帥氣得夠嗆，又無可奈何，最後這條“禁袍令”也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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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大帥寶石山上建關岳廟
如此封建的孫大帥，一進杭州城，就遇上了雷峰塔倒塌，這“不祥之兆”一直使他耿耿於懷。西湖邊兩座塔，雷峰如老衲，保俶如美人，老衲已倒，只剩美人，於是孫傳芳就決定在保俶塔下建造一座關岳廟昭忠祠：一來是模仿當年袁世凱的做法，加強軍隊精神信仰和安撫軍心，二來借關、嶽二“武聖”之威以鎮“風水”。其中，“關岳廟”祀奉關羽、岳飛，“昭忠祠”祭奠戰鬥中陣亡的官兵，兩者合二為一。
1926年4月6日的《申報》上登載了一則《杭州快信》，內容為：“今晨（4月5日清明節），盧總司令赴西湖寶叔塔（保俶塔）昭忠祠致祭諸先烈並至積慶寺月桂峰（靈隱寺旁）舉行植樹典禮，十一時返轅。”這裡的“盧總司令”便是孫傳芳的手下大將盧香亭，當時孫傳芳為“五省聯帥”，並對蘇浙閩皖贛五省聯軍分別任命了五個總司令，盧香亭為浙江總司令。從中可以看出，當時保俶塔旁確有昭忠祠（關岳廟），但具體位置在哪裡，如今不得而知了。
至於建在山腰的這個關岳廟昭忠祠牌坊，1942年的《黃河月刊》第2卷第10期上，刊登了一篇李樸園先生名為《保俶塔》的回憶文章，文中明確提到了這個牌坊。李樸園是西湖國立藝專的教授，1929年杭州召開首屆西湖博覽會時，他是藝術館的主持人，館址就在北山街，因此在那裡住過一年多時間，這期間李樸園先生經常登保俶塔，每次都會路過一個牌坊，杭州人稱之為“孫傳芳牌樓”。文中寫道：“保俶塔下，有一座關帝廟（關岳廟），孫聯帥為這個廟，建了那個青紅兩色水泥的牌樓（當初牌坊的立柱與橫匾分別為青紅兩色，現在隱約還可分辨），杭州人便用孫的名字叫它了。”由此，這座牌坊上被水泥抹平的兩位神秘建造人的名字，據我推斷，應為“孫傳芳”和“盧香亭”，一位是當時的“五省聯帥”，一位是“浙江總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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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捐款維修保俶塔
有趣的是，雖然網上有關寶石山關岳廟昭忠祠牌坊，為杜月笙所建的說法是不準確的，但杜月笙還的確與此有些關聯，尤其是與保俶塔下那座關岳廟昭忠祠的變遷有聯繫，該聯繫緣於1933年對保俶塔的一次大規模維修。
保俶塔建於北宋太平興國元年（976），宋、元、明時幾經毀建，1932年時的保俶塔還是明朝萬曆二十二年（1594）所建的，已屹立於寶石山頂三百多年，塔身年久失修，破損嚴重。當時的杭州市長趙志遊，是曾留學法國的土木工程專家，他派人對保俶塔進行了查勘，發現塔頂部傾斜，已向東拋出中心線四十釐米，其銅頂拋出約九十釐米，幸好塔基還算堅固，但再不維修，就會步雷峰塔後塵，有傾圮之虞。
趙志遊馬上組織了一個“保管委員會”，對保俶塔維修工程進行評估，預計整個工程約需大洋二萬三千多元，而市政府拿不出這麼多錢，怎麼辦？當時他們想了兩個辦法，一是挪用之前為重建雷峰塔所募集的款項，約一萬多元，反正這些錢要重建雷峰塔是遠遠不夠的，不如先拿來保住保俶塔。二是向上海聞人杜月笙等求助。修杭州的保俶塔，為什麼要向上海的杜月笙求助呢？這是有當時的歷史背景的。
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發了“一二八淞滬抗戰”。開戰不久，駐紮在杭州的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八十八師，奔赴上海增援十九路軍抵抗日軍侵略。在戰鬥最激烈的“廟行之戰”中，八十八師英勇奮戰，打出了震驚中外的“廟行大捷”，其自身也傷亡慘重，有一千四百多位英烈捐軀於上海戰場。上海是杜月笙的發家之地，他所有的經濟利益、社會關係及地位均在於此，所以無論是為國還是為己，在“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他都積極籌款捐物、出錢出力，幫助中國軍隊抵禦日寇。當停戰後沒多久，杭州市政府向杜月笙募款維修保俶塔時，杜月笙、張嘯林立即捐款一萬大洋。兩年後（1934），八十八師師長俞濟時在湖濱籌建“一二八陸軍第八十八師淞滬戰役陣亡將士紀念塔”時，杜月笙又捐款三千大洋。
保俶塔維修工程從1933年3月1日開始，用了4個多月時間，先將外層碎磚剝去，塔心直柱由水泥鋼骨構築，外層再用水泥和磚塊砌就，分為八層，比舊塔多了一層。我們現在看到的塔身，就是當年所修。整個工程經費超了預算，為三萬八千二百七十四元，由杜月笙、史量才、張嘯林再捐一萬元，共計捐款兩萬元，其餘市政府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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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頂紀念箱與塔下紀念堂
保俶塔頂的塔剎，當時沒有更換，還是用了明代的鑄鐵塔剎，只是在水泥澆築塔頂時，放入了一隻紀念箱，內置徵集來的與杭州市歷史有關的文件器具，以示“藏之名山，傳至千古”之意，其中有佛教信徒撰繪的佛經和佛像、古銅鏡、古錢幣、錢氏家譜、《聽雨樓詩鈔》、《時事新報新浙江建設號特刊》、《修建保俶塔工程說明和圖樣》和《淞滬御日血戰畫史》等。1997年文保單位在更換破損的明代塔剎時，發現當年水泥澆築的塔頂還是堅固完好，就沒有打開，所以該紀念箱至今還留在保俶塔的塔頂上。
1933年杭州市政府在維修保俶塔同時，將塔下孫傳芳留下的關岳廟昭忠祠改建為“淞滬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堂”，此舉一方面是紀念駐杭八十八師赴滬參戰的陣亡將士（此時湖濱的八十八師紀念塔還未籌建），另一方面也是對杜月笙等人之捐款的一種回應。1933年第五期《友聲旅行團月刊》上登載了一篇題為《樹立韓光弟將軍像》的報道，內容為：擬在杭州寶石山，為1929年“中東路事件”中抗俄犧牲的韓光弟將軍造一紀念塑像。其中寫道：“嗣市府將寶石山孫傳芳所建而未建成之關岳廟，收歸改為淞滬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堂，紀念堂中，擬劃出一部分，為韓將軍刻像”，由此可見，當時孫傳芳的關岳廟還未完全建好，就被北伐軍趕出了杭州（時間在1926年底至1927年初），七年後，國民杭州市政府將其改為“淞滬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堂”，這也是杭州最早的“八十八師淞滬抗戰”紀念場所。
近百年後，從一座隱於寶石山中的牌坊上，居然可以引出這些歷史故事，此正是：一座山，一座塔，一座牌坊，一座廟，多少故事在其中；一個湖，一個城，一個傳說，一個人，如今都付笑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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