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本是廣東花縣人，他為什麼要捨近求遠，跑到鄰省廣西去造反呢？這就是因為在那個造反有理的前提之下，廣西的造反條件件實遠優於廣東。
洪秀全
廣西在今日行政區劃中已經不是個“省”，它被劃為“壯族自治區”。壯族是我國少數民族中最大的一族，有1000萬以上的人口。其中兄弟民族又有苗、瑤、彝、黎等，種族繁多。其實這些少數民族事實上只是“中華民族大熔爐”中尚未完全熔化的部分。根據熔化的程度，他們且有“生”“熟”之分。筆者在抗戰期間讀中學，曾隨校遷入這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那時我們所接觸的苗族同胞即有“熟苗”“生苗”之別。最熟的“熟苗”那就與我們所謂“漢族”毫無分別。他們的子女也就進入我校讀書。可是我們如與“生苗”往還，那就要帶“通事”（翻譯）了。
清末的廣西當然比抗戰期間的大西南更為複雜。全省漢番雜處，生熟兼備。而漢人之間亦有土居漢人（早年南遷者）與“客家”（後來的北方移民）之別。其情形蓋亦如臺灣今日的“本省人”與“外省人”吧！這大概也是我們民族劣根性在作祟，這兩幫“漢人”之間的摩擦，原是沒止沒盡的，至於漢番之爭，乃至少數民族本身之間的鬥爭那就更不用說了，再加上地理條件——全省地瘠民貧、謀生不易，因此落草為寇，實是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終南捷徑。縱遲至我的朋友李宗仁將軍的時代，他所熟悉的廣西，還是“無處無山，無山無洞，無洞無匪”的。
廣西在人文和自然環境上還有一個有趣的特點。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於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說“粵語”（廣東話），而住於桂江兩岸的則說“桂林官話”。說這兩種不同語言的也難免有其不同的畛域觀念。
上述種種也都為有能力、有魄力的野心家提供了條件，使他們能因時、因地而掌握其特性，組織群眾，揭竿而起。
洪秀全是一位科場失意、能說粵語的客家人。他在花縣是一位被歧視的漢族中的少數民族。所以在花縣他是不會有太多的群眾的。加以花縣地鄰廣州，居民的文化和經濟水平都相當高。所以洪先生想搞點“妖言惑眾”也是不太容易的。的。可是他如跑到地瘠民貧、客家聚居的廣西西江兩岸的貴縣、桂平紫荊山、金田村一帶，那洪先生就可稱聖稱賢、稱王稱霸，如魚得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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