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为何在淝水之战后并未趁胜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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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

东晋在淝水之战后发起了北伐,只是没有得到理想的成果。


下面,我根据《资治通鉴》来梳理出一个大概的时间线:

太元八年(383年)十一月,前秦于淝水之战中大败,皇帝苻坚逃往长安。同时,东晋方面的都督谢石也于返回建康献捷。

十二月,晋室嘉奖前线功臣谢石、谢玄。而自此年底开始,前秦内部开始了分化,分崩离析已是迟早的事情。

太元九年(384年)正月,东晋展开了对前秦的试探攻势,谢玄的下属刘牢之攻陷前秦谯城,荆州方面的车骑将军桓冲派上庸太守郭宝收复魏兴、上庸、新城三郡。将军杨佺期也出兵进据成固,击走前秦梁州刺史潘猛。此时,前秦内部在慕容垂、姚苌等人的叛乱下愈加脆弱。

四月,东晋竟陵太守赵统攻破襄阳,击走前秦的荆州刺史都贵。

五月间,梁州刺史杨亮又开始了对蜀地的收复战斗。此后发展至七月,晋军已经北进至鲁阳,河南太守高茂也奉命戍守故都洛阳,朝廷亦派高密王司马纯之北至洛阳,拜谒并修理在洛阳的帝陵。东晋在蜀地的军队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推进至成都附近。

八月时,在太保谢安的请求下,东晋正式授谢玄为前锋都督,率大将桓石虔等北伐,“径造涡颍,经略旧都”(《晋书·谢玄传》)。

九月,谢安为避朝中争斗,更出居广陵,都督十五州军事,成为了名义上的统帅。


谢玄退还

至此,东晋在取得了一系列试探性的成果后,正式开始了对前秦的反攻。谢玄出征后,晋军进展更加迅速,相继收复了兖、青、司、豫四州,得到了颇为可观的胜利果实。

然而,谢玄在功成之后,却不出意料地遭到了朝廷的裁制,他与老将朱序“北固河上,西援洛阳,内籓朝廷”的战略构想被朝廷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还”的理由否定了。

朝廷既无心于继续巩固北伐成果,谢玄为免猜嫌,也只能听命退还。不久后,他因河北地区发生骚乱的原因上疏请辞,最终离开了战场。

【谢玄雕像】


在谢玄之后,老将朱序驻守彭城,进一步稳固了东晋所取得的土地。不过,晋军的推进也就基本停滞了,刘牢之、朱序、杨佺期等与前秦、西燕、翟辽等交战,互有胜负,而大规模的北伐也就告一段落了。将来的事业,还在等待着刘裕的到来。


结论

总而言之,东晋并非没有北伐,只是未取得理想的目标。

【淝水之战前后】

但即使如此,我们也要承认,东晋在前秦大乱后的适时出击,为自己收复了大片领土,其国境线向西、向北都有推进,尤其是谢玄领导下的北伐,为东晋将来的生存提供了灵活的选择空间,而不仅仅局限在长江一线。

如此来看,东晋此次的北伐,意义也颇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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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83年,前秦伐晋,于淝水与东晋北府军交战,大败,前秦八十余万大军折损至仅剩十万,元气大伤。可奇怪的是,东晋此后对北方的军事行动十分有限,战绩也乏善可陈,直到二十一年后的刘裕北伐,东晋才收回洛阳,直抵长安。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东晋未能趁淝水之战大胜之势挺近中原恢复故土呢?

一、淝水之战后东晋与北方政权的对峙情况

淝水之战后东晋的确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反攻措施。《晋书·孝武帝纪》载:太元九年(公元384年)春正月龙骧将军刘牢之克谯城。车骑将军桓冲部将郭宝又攻取新城、魏兴、上庸三郡。前锋都督谢玄击溃苻坚将兖州刺史张崇于鄄城。太元十年(公元385年)春正月,蜀郡太守任权击败苻坚守将夺回益州。可见淝水大胜后,东晋收复了淝水之战前被前秦占领的一些州郡。局面看似一片大好,如此挟淝水大胜之势一统天下似乎也顺理成章。


但奇怪的是太元十年之后,东晋政权对北方的大规模用兵就似乎停止了,且史传中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战事多为前秦崩溃后北方割据政权互相的征伐。仿佛东晋政权在淝水战后取得了些许优势便没有动作了。这不禁令人生疑,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东晋政权未能进一步扩大淝水之战的战果?

东晋淝水之战前后疆域图


二、东晋末年政治局势与陈郡谢氏尴尬的政治地位

淝水一战,功劳最大者莫过于陈郡谢氏一族,东晋最为精锐的北府军也被谢安、谢玄、谢石等人掌控。以理度之,刚刚指挥完淝水大胜的谢安、谢玄等人也是继续指挥北伐的最佳人选。淝水之战胜利后谢安本人也确有此意。《晋书·谢安传》载:“安方欲混一文轨,上疏求自北征,乃进都督扬、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宁、益、雍、梁十五州军事,加黄钺,其本官如故,置从事中郎二人。”可见谢安的确打算收复中原,完成统一。


但东晋末年微妙的政治局势使他步履维艰。一方面,陈郡谢氏遭受到了皇族的猜忌。当朝的东晋孝武帝亦非懦弱无能的庸主。虽然史籍大多对其评价不高,但相较于前代他在位时强化了皇权与司马氏宗室的实力。其中尤以重用司马道子,使其与谢安共同担任录尚书事,制衡谢安为其主要手段。孝武帝对以谢安为首的陈郡谢氏多加提防,采用各种手段控制谢氏家族。这样紧张的君臣关系,使谢安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处理与皇帝的关系。

其次东晋末年的政局中并不仅仅存在着门阀大族与皇权之间的矛盾。士家大族之间也有各种冲突。谢安任相之前,以桓温为代表的谯国桓氏掌权,一度妄图代晋称帝。不过,桓温篡权的一系列程序被谢安等人拖延,最终桓温被拖到病死,谯国桓氏代晋之举终功败垂成。但桓温虽死,其庞大的宗族势力仍在。淝水之战前,由于前秦巨大的军事威胁,谯国桓氏选择与陈郡谢氏合作共同对抗前秦。但淝水之战后前秦的威胁骤减,谯国桓氏与陈郡谢氏的矛盾也再次浮出水面。


谢安此时可谓是步履维艰,倘若北伐成功,立下如此不世之功必然功高震主;倘若北伐失利谢氏威名受损,桓氏乃至外戚太原王氏又必然对谢氏的政治地位产生威胁。面对皇室的政治压力与错综复杂的局势,谢安选择了较为保守的政治策略。《晋书》载:“时会稽王道子专权,而奸谄颇相扇构,安出镇广陵之步丘,筑垒曰新城以避之。”此时掌控着东晋精锐北府军的谢氏按兵不动,也就意味着东晋政权不大可能动用主力进行北伐作战。

三、谢安去世前后东晋北方战事的一系列失败

谢安在司马道子与王国宝的步步紧逼下忧郁成疾,不久就病逝了。不过,淝水之战后南北双方的力量对比仍然未有太大变化。南方的军事优势仍在。但在太元十年(公元385年)之后,东晋对北方的战事有胜有败,相较于淝水之战后的势如破竹,军事进展可谓十分有限。


太元十年谢安曾率兵救援被反叛部将包围的苻坚前秦政权,但发兵不久,谢安便因病逝世,谢玄也在之后很快病死。此后,东晋与北方各割据政权之间的交战互有胜败。东晋方面有时损失惨重。其中尤以名将慕容垂对东晋造成的打击最为巨大。东晋北府兵名将刘牢之曾与之交战多次,皆败于慕容垂之手。《晋书》记载刘牢之为慕容垂所败时“策马跳五丈涧”方才脱身。刘牢之所率士卒离散,待其逃入临漳方才聚拢残部。可见刘牢之此战之狼狈仓皇。


总之,在谢安、谢玄病死后,东晋缺乏能统领一方的名将主帅,加之北朝慕容垂等名将尚存,故对北方用兵进展不大。

图2田余庆先生名作东晋门阀政治


四、东晋末年政局的急速恶化

在东晋北方战事迟迟没有进展的同时,内部的政局却发生着悄然变化。谢安死后,陈郡谢氏对政局的影响大为减弱。但此时孝武帝与其弟司马道子主相之间又起争执,加之太原王氏、琅琊王氏等士族势力又参与其中使得东晋末年的政局更加扑朔迷离。



但不到五年之后,孝武帝突然去世。且孝武帝所立太子司马德宗先天愚型,是一个彻底的白痴,史载其口不能言,不辨寒暑。政权就由居于相位的司马道子所掌控。但孝武帝生前所留下的挟制中央的藩镇部署仍然存在,司马道子虽然把持中央朝政,但碍于地方藩镇制约,总还是投鼠忌器。


解决这样的政治困局显然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可司马道子却依靠自己捉急的政治智商作了个大死,他在没有其他靠谱军事力量依靠的情况下,直接裁撤孝武帝亲信王恭、殷仲堪等人的兵权,激怒了这些孝武旧臣。于是,掌控地方兵权的王恭、殷仲堪等不满于司马道子的嚣张行径,起兵勤王,拉开了东晋末年内乱的序幕。此后各势力征伐不休,加之孙恩卢循之乱,东晋的社会经济遭到了巨大破坏,直至413年刘裕讨平谯蜀,东晋内部的战事方才告一段落,但此时离淝水之战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

总之,淝水之战后东晋未能趁机一统中原的因素是较为复杂的,其中既有内部政治斗争的因素,也有外部军事实力的因素。但总体来看,是东晋内部错综复杂的内斗制约了其军事行动。这与东晋政权自建国以来复杂政治局势直接相关。一方面皇权不甘于被士家大族所控制,另一方面士家大族之间又都想占据主动,于是整个东晋皇权与士家大族;士族与士族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争斗。他们之间的斗争、内耗最终导致东晋的军事力量不能集中于北伐,而是最终用于互相碾压的内斗。

图3壁画中的六朝士族生活


纵观六朝历史,我们发现不仅东晋政治如此,内斗也是南朝历代的通病。或许正如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的后论中所说的:“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

参考文献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徐芬:《晋宋之际政治研究》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历史研习社

383年淝水之战后,强大的前秦分崩离析,北方又重新分裂,东晋的外部威胁解除了。很多人就有疑问,为什么东晋统治阶级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改革内政,收复中原呢。

一开始东晋政权建立的基础很不牢固,司马家依靠世家大族建立政权,因此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世家大族掌握很大的权力,分割了中央集权,皇权的威信也不高。只是在面临前秦强大的威胁时,不得不团结在一起面对强敌,外部威胁一解除,内部就又开始争权夺利。再加上统治者也无心北上收复失地,昏庸。此后东晋逐渐走向衰落。

淝水战后,谢安的威望、权力进一步增大,引起了孝武帝的猜疑,谢安被迫请求出镇广陵,把中央权力交给了孝武帝的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385年,安死后,司马道子独揽军政大权,引起孝武帝的忧虑。孝武帝以王恭为兖州刺史,镇北府;殿仲堪为荆州刺史,镇江陵,以牵制司马道子。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死,子司马德宗继位,是为安帝。安帝是个白痴,大权

更落到司马道子手中,东晋朝政日坏。

司马道子的专权,引发了东晋内部几次内乱,严重削弱东晋实力。

司马道子后来把权力交给年仅17岁的儿子司马元显,又引用太原大族王国宝等参掌朝权,与王恭、殷仲堪对抗,引起北方军的不服和反抗。次年,王恭、殷仲堪以诛王国宝为名起兵反抗司马道子。司马道子无力抵御,便杀王国宝等,请王恭退兵。又次年,王恭第二次起兵殷仲堪与雍州刺史杨佺期、广州刺史桓玄(桓温之子)起兵响应。司马道子派子司马元显率兵征讨后来,因为王恭的部将刘牢之倒戈,王恭被杀;植玄吞灭了殷仲堪、杨佺期,这次联合叛乱也就失败了。

东晋后期对农民的压迫相当沉重,而且经常被抓去当兵,服兵役和徭役,使得百姓生活更加困苦。

399年最后引发了孙恩、卢循起义,沉重打击了东晋门阀士族势力。

420年,刘裕废掉东晋恭帝,东晋灭亡,凡立国103年。


戴你看历史

这里面牵涉得太多,但主要的就是东晋内部皇族与各大世家门阀的斗争,以及司马氏偏安一隅的想法。

东晋的建立,实际上当时的司马氏并没有多大的实力,主要是依靠王导号召南迁的中原世族,联合南方大世族组建的一个王朝。

由于历史的矛盾,在司马炎时期,南方世族受到极大排挤。自然的,形成了北方南渡世家势力与南方江东世家势力的对峙。在东晋时,南北世族的内部斗争是经常发生冲突的,使得内乱频繁发生。

另外,自东晋建立后,就表现出了小富即安,偏安一隅的极端消极想法,对于北伐长期的持作壁上观的态度。皇帝只想做个安乐皇帝,而王导也只想建立一个王氏当权的小朝廷。



祖逖北伐,东晋朝廷叫他自行募兵,集粮,这就是当时东晋朝廷及世族的态度,也渐渐的形成了南朝特有的府兵制度。

这个府兵制的口子一开,各大世族间都能够拥有掌握军队的权利,这个时候就看谁的拳头大,谁整合的世族利益集团更强了。

祖逖北伐失败,忧愤而死。晋元帝不满王家专政,任用了南方世族将领戴渊来收割祖逖北伐的成果,以至于激起了南北世族争斗,故而发生了王敦之乱。

王导利用王敦的这场叛乱,与谢家联盟,一举将大权掌握在王氏手中。此后,便形成了以王、谢、桓、庾四姓四大家族的利益斗争及南方世族的斗争。

府兵制度成了世族权益的保障。为了各自利益,各大家族都有专权的野心。

先是庾家转移到长江上游荆襄一带,宣称以北伐中原为己任,企图建立起自己家族利益的根基,占据了东晋朝庭重要领土的一半。

再则,在庾翼临死时,让他的儿子继任他的位置,由此开创了藩镇世袭的恶例。

于是,在东晋朝廷及世家的反对下,桓温借此崛起,击败庾氏,收复巴蜀,以北伐为幌子,逐步扩张自己的野心,后来篡位野心败露,郁郁病死。

然桓温虽死,可桓家的势力却没有真正被剪除,可以想象,东晋时世家大族专横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王导,桓温等人死后,谢安执政,由于王谢两家的利益密不可分,自然谢安也是奉行世族利益相互平衡的政策,也使得这一时期东晋朝廷出现少有的一片和睦景像。

而这一时期,也就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



其实,谢安是乘胜追击过的。在这场战役后,谢安掌管诸州军事,准备率领北府军联合恒冲北伐支离破碎的前秦。

公元384年时,谢安命令谢玄、桓石虔、刘牢之等率军北伐。北伐军自广陵北上,攻克鄄、广等地,并修建运送粮草的水陆运输线。收复了山东、河南一带,将东晋领土扩展至黄河以南。

以桓洛为首的荆州军也成功收复四川、襄阳一带。谢玄继续北上,前锋刘牢之一度打到邺城。但专政朝廷的司马道子忌讳谢氏功高,朝议“以徵役既久,宜置戍而还”。年老的谢安,不得不命令谢玄回镇淮阴,最后这场北伐功败垂成。

可以相见,在这种皇族,世族等等利益乱成一锅粥的情况下,谁北伐都无用。若东晋朝廷有心,世家大族有家国理念,放下成见,早在祖狄北伐时就能功成。

东晋的结局大家也知道的,最后由这场“淝水之战”出身,刘牢之的手下,刘裕给终结了。


汉墨山河

这些兵是门阀的私有武装。


1成亮1

东晋内部一团糟,能够打赢淝水之战就不错了,北伐那还有的扯皮的,东晋的皇帝基本就是个摆设了,兵士基本都掌握在世家手里,谁都怕出兵的时候被人端了老家不是,要知道世家可不是一条心的,能够联合起来打赢淝水之战就很不容易了。


七个名字真不容易

东晋收复了黄河以南大片土地,但是东晋政权内部不稳定,上游的恒家日益坐大,而国内孙恩,卢循的叛乱毁坏了三吴地区也就是东晋中央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同时谢氏领袖凋零,北府军创建者谢玄离世,使得北府军一时群龙无首,寒族出身的刘牢之虽有威望,但和当政者不睦。东晋中央政权在经济,军事及两方面失去支持,轻易就被恒玄篡位。北伐只能等待刘裕平定国内内乱以后的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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