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當政初期，大體而言還是比較愜意的，而其中也有孝賢皇后的功勞。正因為有了這樣一個賢內助，皇宮內寧靜和諧，乾隆也無後顧之憂，可以安心理政。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看似圓滿的開局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月後戛然而止。
隨著孝賢皇后的去世，乾隆的脾性也隨之大變，執政風格由原來的寬容轉為嚴苛，皇后的葬禮問題更是演變成一場宮裡宮外的全國性災難。
首觸黴頭的是皇長子永璜。
當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孝賢皇后逝後的第四天，永璜迎駕至天津。父子相見後，大阿哥對母后去世的反應讓乾隆十分惱火。
八天後，在孝賢皇后的喪儀初定之時，乾隆頒下諭旨對大阿哥的師傅大加指責，其中稱：
“阿哥之師傅諳達”，平日裡對阿哥應“誘掖訓誨，教阿哥以孝道禮儀者”，孰知“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無措，於孝道禮儀，未克盡處甚多。”
乾隆氣憤地說，這樣的事，難道還要親身經歷後才懂得如何做嗎？究其原因，這都是大阿哥的師傅諳達們平時未盡心教導所致。
為此，乾隆宣佈處罰措施，“伊等深負朕倚用之恩，阿哥經朕訓飭外，和親王、來保、鄂容安，著各罰食俸三年，其餘師傅諳達著各罰俸一年。”
至於另外兩個師傅張廷玉與梁詩正，因為“俱非專師，著免其罰俸。”
孝賢皇后的死令乾隆悲哀煩躁，動輒發怒，許多大臣官員在喪儀問題上接連受到嚴厲叱責與治罪。
當年四月，翰林院所奏大行皇后冊文中“皇妣”二字譯成滿文時錯譯為“先太后”，乾隆發現後大發雷霆，說翰林院官員事務清簡，如此草率行事，這不是“無心之過，文意不通”；
更有甚者，待他看出其中“大不敬背謬之處”而欲傳旨詢問時，刑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阿克敦等人皆已散去，這簡直是豈有此理！
要知道，向來“呈覽之本留中而未降諭旨”，請旨大臣卻棄而他往，試問有此先例乎？
乾隆說，眾大臣中，大學士張廷玉尚可說是年老，難道阿克敦也老邁了嗎？當然不是！這都是因為阿克敦因前日解其協辦大學士而心懷怨望所致。
試想“伊於皇考時獲罪後復起用，朕用伊至尚書。數年來實無出眾宣猷之處，而每以文學老成自命，不得升用，輒懷怏怏。人臣無將，此之謂也。阿克敦著革職，交刑部問罪。”
最後，阿克敦被判處斬監候，秋後處決（後加恩寬釋），侍郎盛安等官員也受到革職留任的處罰。
斬監候雖然未必致死，但因為文字上的一點小過失即將刑部尚書這樣的大員予以如此重罰，乾隆之躁怒可想而知。
可怕的是，因孝賢皇后病逝而引發的“喪葬風波”，這還僅僅開了個頭。
當月，乾隆前往靜安莊祭奠孝賢皇后時，發現各王公、滿漢文武四品以上官員遠未到齊，其發旨切責，說：
“齊集乃禮制攸關”，“試思朕車駕親臨，而諸臣若罔聞知，偃息在床，有是理乎？撫心自問，於汝安乎？……此次朕復從寬，免其議處。若再靦不知恥，僥倖求逸，國法具在，毋冀屢邀！”
乾隆痛失愛妻，其內心的悲痛毋庸置言，而讓他感到失望乃至痛恨的是，手下的那些大臣們不能理解他的心情，幾無人能與他君臣對泣，同氣相悲。
由此，對那些辦理喪儀欠妥、不敬皇后的人，乾隆是絕不放過的。
五月間，工部因辦理皇后冊寶，“製造甚屬粗陋”而遭誡責，尚書哈達哈等人革職留任，侍郎索柱連降三級。光祿寺辦理祭奠事務時，因所用桌子不夠“潔淨鮮明”，負責官員一律降級調用。
其後，禮部官員辦理冊諡皇后事務時因未議王公行禮之處而被斥“辦事糊塗”，尚書海望、王安國被交部查議。
這不到幾個月的時間裡，一時被責罰的大臣比之前執政十三年的還要多，這在乾隆初期是少見的。
而更悲催的是，之前一向主張寬容、反對父皇雍正過於嚴苛的乾隆，此後執政風格大變，而變得越來越不寬容、越來也不講情面了。
這一切，大概和孝賢皇后的去世有著直接的關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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