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大规模的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可上溯到明末清初，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先后渗透中国。由于清初国力强盛，外来传教上的活动基本上是在清政府控制的范畴之内。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与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北京条约》中，附带了允许外国传教上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教的条款。从此，帝国主义国家的传教上凭借利益均沾的不平等条约为后盾，涌人中国内地，足迹已深人到中国城乡的各个角落。从通都大邑到僻远山村，到处可以见到传教士的身影。
上海的教堂和教会文化设施构成了新型宗教文化景观，它既是近代化的，也带有西方基督教殖民文化印记。图为1904年建于上海的徐家江.教堂，费时6年建成。这幢建筑，高耸的钟楼南北对峙，可容纳2500余人。
欧美的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依靠不平等条约和炮舰的保护，在中国各地大兴土木，广设教堂。至19世纪末，派遣来华的传教土已达到3300余人。传教士已成为支势力庞大，手法多样,作用独特的侵华工具。这是在华主教合影。
传教士疯在发展势力。到十九世纪末，天主教教徒达到70多万人，基督教新教的教徒也达到8万余人。在这些投身教会的教民中，虽然也有部分真心信教的平民，但也不乏为害乡里、流氓无赖之徒。这些人一经人教以后，便以教会为保护伞，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而教会对此不法行为往往加以纵容袒护，以致民教矛盾日渐激化。西什库教堂位于北京西安门外。
传教士依仗不平等条约胡作非为，干涉中国内政，包揽地方词讼，私设刑庭，欺压百姓，甚至无视中国法令，蔑视中国地方行政官员，与中国的地方官平起平坐，俨然成了地方的太上皇。1899年3月清政府拟定《地方官接待传教士章程》，正式规定总主教或主教其品位相当于督抚，督抚应予接见，各级官员应按品秩以礼相待。从山东的地方官与外国传教士合影照片中可以看出，这些披着传教外衣的西方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何等耀武扬威！
近代来华传教士凭借其母国教徒和教会的经济资助，完善的组织机构，灵活的传教政策和丰富的传教经验，很快在上海打开局面。图为德国女传教士在上海郊区向船户传教。
传教士名为传教，实际上却从事与宗教活动并不相符的勾当。柏锡福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间谍活动，他以旅行为名携带的《长江全图》上，把沿江各炮台都作了标记。
传教上的肆意妄为，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其中山东地区人民反洋教斗争尤为激烈。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于1900年1月13日上星清廷，认为民教相争的原因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扶制、不能按约持平办案，遇有交涉之案，但凭教民~诉或教士一言，即签票传人，纵役勒索到案复又不分曲直，往往抑制良民，希图易结。而教民转得藉官吏之势力，大肆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姓郁闷之极，乃起而与教士教民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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