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大規模的外國傳教士來華傳教，可上溯到明末清初，東正教、天主教、基督教先後滲透中國。由於清初國力強盛，外來傳教上的活動基本上是在清政府控制的範疇之內。咸豐十年(1860年)，清政府與英國、法國等帝國主義國家簽訂的《北京條約》中，附帶了允許外國傳教上在中國境內自由傳教的條款。從此，帝國主義國家的傳教上憑藉利益均沾的不平等條約為後盾，湧人中國內地，足跡已深人到中國城鄉的各個角落。從通都大邑到僻遠山村，到處可以見到傳教士的身影。
上海的教堂和教會文化設施構成了新型宗教文化景觀，它既是近代化的，也帶有西方基督教殖民文化印記。圖為1904年建於上海的徐家江.教堂，費時6年建成。這幢建築，高聳的鐘樓南北對峙，可容納2500餘人。
歐美的東正教、天主教、基督教，依靠不平等條約和炮艦的保護，在中國各地大興土木，廣設教堂。至19世紀末，派遣來華的傳教土已達到3300餘人。傳教士已成為支勢力龐大，手法多樣,作用獨特的侵華工具。這是在華主教合影。
傳教士瘋在發展勢力。到十九世紀末，天主教教徒達到70多萬人，基督教新教的教徒也達到8萬餘人。在這些投身教會的教民中，雖然也有部分真心信教的平民，但也不乏為害鄉里、流氓無賴之徒。這些人一經人教以後，便以教會為保護傘，橫行鄉里，魚肉百姓。而教會對此不法行為往往加以縱容袒護，以致民教矛盾日漸激化。西什庫教堂位於北京西安門外。
傳教士依仗不平等條約胡作非為，干涉中國內政，包攬地方詞訟，私設刑庭，欺壓百姓，甚至無視中國法令，蔑視中國地方行政官員，與中國的地方官平起平坐，儼然成了地方的太上皇。1899年3月清政府擬定《地方官接待傳教士章程》，正式規定總主教或主教其品位相當於督撫，督撫應予接見，各級官員應按品秩以禮相待。從山東的地方官與外國傳教士合影照片中可以看出，這些披著傳教外衣的西方人在中國的土地上何等耀武揚威！
近代來華傳教士憑藉其母國教徒和教會的經濟資助，完善的組織機構，靈活的傳教政策和豐富的傳教經驗，很快在上海打開局面。圖為德國女傳教士在上海郊區向船戶傳教。
傳教士名為傳教，實際上卻從事與宗教活動並不相符的勾當。柏錫福披著宗教的外衣，進行間諜活動，他以旅行為名攜帶的《長江全圖》上，把沿江各炮臺都作了標記。
傳教上的肆意妄為，激起了中國民眾的強烈反對，其中山東地區人民反洋教鬥爭尤為激烈。署理山東巡撫袁世凱於1900年1月13日上星清廷，認為民教相爭的原因實由地方州縣各官平時為傳教洋人扶制、不能按約持平辦案，遇有交涉之案，但憑教民~訴或教士一言，即籤票傳人，縱役勒索到案復又不分曲直，往往抑制良民，希圖易結。而教民轉得藉官吏之勢力，大肆欺凌。良民上訴，亦難伸理，積怨成仇。...姓鬱悶之極，乃起而與教士教民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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