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亲率清军突破长城防线，杀到北京城下。随后崇祯皇帝接连犯错，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件是，他在当年十二月把袁崇焕投入牢狱，导致袁崇焕率领的关宁援军溃出山海关。
还有一个类似的错误，并不引人注意，但后续的影响很大，这就是山西援军的溃散。
当初崇祯皇帝命令各地军队入卫北京，右佥都御史、山西巡抚耿如杞和总兵官张鸿功率领五千将士从山西奔往北京。
这位耿如杞是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在担任遵化兵备副使的时候，他得罪了魏忠贤。当时，遵化的文武官员举行仪式，向着魏忠贤的画像行礼，都是五拜三稽首，高呼九千岁，耿如杞不肯，只是草草做了半个揖。
这事得罪了魏忠贤一伙，以后给他安上一个贪赃的罪名，抓到镇抚司审讯，受尽了苦头，再送刑部，最后判了死罪。监候斩的滋味非常难受，今天某某人处斩了，明天谁谁又处斩了，说不定哪一天就轮到自己的头上，整日里惶恐不安。
结果当年秋天，在执行死刑之前，崇祯皇帝即位，魏忠贤垮台，许多死刑犯一下子宣告无罪。耿如杞也一样，可他已经被吓破了胆，就给崇祯皇帝上疏，说自己惊魂未定，希望回家养病。
崇祯皇帝说那不行，我还要重用你这种有气节的人，于是任命他为右佥都御史、山西巡抚。
现在耿如杞和张鸿功率领五千人马赶到北京，这些人马都属于边兵，是明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分。做为外地援军，他们只能在北京的外围御敌，根本进不了北京城，结果这支军队最终哗变。
这其中的原因，一是明军僵化的制度，二是崇祯皇帝的错误。
耿如杞的部队属于客兵，明朝军队的后勤保障，是有一套严格制度的。
首先是部队按照上级的要求，赶到指定的地点，当达的当天，不准开粮，第二天在划定的汛地内结好了军营，后勤供应才会送到汛地来。这里说的汛地，就是你的责任区，对这个区域的敌情都由你负责。
耿如杞的部队最先被要求去守卫通州，赶到那里的第二天，又改派他们前往昌平，刚到昌平又改派他们奔往良乡。就是从北京的东部跑到北部，再跑到西南部。北京那么大，这五千人在几天之内围着北京绕了大半圈。这种调动很好理解，主要是根据敌情的变化，随时调整他们的位置。
问题是，因为一直没有确定他们的汛地，后勤物资也就一直没有送给他们。将士们辛苦奔波，却一直吃不到饭，空着肚子在跑，自然是越跑火气越大。
三天之后，军中终于大乱，“噪而大掠”，他们不再管长官的号令，到民间去抢夺财物粮食。
《绥寇纪略》中说，最初军士们只是沿山东一带劫掠。崇祯皇帝很快得到消息，大怒，痛恨耿如杞和张鸿功不能约束军士，下令逮问。此时距离袁崇焕被抓才十天。
巡抚和主将被抓，五千军士没有了首领，而且害怕被处罚，哄然而散，一路奔回山西，于是山西也像陕西一样乱了起来。
《明史纪事本末》中是这样说的：“兵溃于涿鹿，叛走秦、晋间山谷。李自成出与之合，旬日间众至万余，推高迎祥为首，称闯王，转寇山西、河南。”
狱中的耿如杞再一次被定死罪，这一次没有发生奇迹，崇祯四年，他被斩于西市。
在袁崇焕和耿如杞的问题上，年轻的崇祯皇帝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在错误的时间，抓了不该抓的人。
把袁崇焕下狱并酷刑处死，崇祯皇帝关上了议和的大门。抓拿耿如杞、张鸿功，崇祯皇帝为山陕民乱的微火添上了一大捆干柴。
可以说，这两件事其实已经预示了崇祯皇帝败亡的结局。
于左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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