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事件发生后，中国IT产业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反思潮”，所有人都在反思——到底是谁的过失造成了今天国内电子产业普遍“缺芯”的局面，是政府缺乏引导和投入，还是企业的过度逐利而忽略基础研究，或是科研院所资本氛围过浓而学术研究氛围浮躁？
事实上，我认为这不是某个人、某个群体过失，甚至这都不算是一种过失，大家都根据自己所在的位置做出了相对正确的选择，而只是这些正确的选择组合起来导致了这样一个“坏”的结果。
如，最近很多人又扯出了当年喧嚣一时的“联想柳倪之争”——当时联想总工程师倪光南主张走技术路线，选择芯片为主攻方向；而总裁柳传志主张发挥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加大自主品牌产品的打造。最后是柳传志胜出，“含泪”将倪光南逐出联想。最近，很多人又开始“炮轰”说，如果当年不是柳传志的阻挠，今天中国何至于“缺芯”至此？！而事实上，这只能算是一种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是，如果坚持造芯，到最后芯没造出来，而联想也被拖垮了。
到今天，我们只能佩服倪光南院士的高瞻远瞩，但不能以此认定柳传志的短视，因为那是柳传志在当时的位置上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后来联想在PC上是创造过辉煌的。
所以，如果说在这十几二十年间，我们有“过失”的话，这个“过失”就是这个产业整体错误地预判了中美之间的关系，但要准确预判两个大国间的关系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换言之，这个“过失”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今天在美国总统任上的不是特朗普而是另一个“温和派”的奥巴马的话，情况肯定不是这样的。
按照今天全球化环境下的产业发展逻辑，世界各国此前已经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贸易协作关系”——有人做原料做零件，有人做光刻机，有人做芯片设计，有人做芯片制造，有人做其他元器件，有人做整机，这是正常的套路，是最符合效率优先逻辑的。
我们撇除政治因素考虑，这也是符合社会分工的要求，如美国起步早、芯片技术成熟，所以由它负责芯片设计；台湾制造产业完备，所以由它负责芯片制造；中国制造成本低，所以由它负责做整机，这本来就是市场经济下形成的合理的协作分工。如，荷兰就只做光刻机，也不具备芯片设计和制造的能力，但这不影响它能在第一时间买到最新进的整机，它的日子也过得好好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追溯形成今天受制于人的局面的根源的话，可能要追溯到清朝闭关锁国上去，甚至追溯到“如果丘处机没有路过牛家村”上，也许我们不需要过多地去纠结过去的种种“过失”导致了今天的局面，我们更应该面向未来，基于新的国际形势去思考如何扭转这种局面。
事实上，我认为情况并没有有些人想象中那么悲观，中国过去没有做出高性能的芯片，根本原因我认为不在于今天人们常说的——机制不行，基础太差，国家不舍得投入，企业不下苦功，科研氛围差等等，原因很简单，我们不是做不出芯片，而是过去能够以相对合理的价格买到现成的芯片，为什么我还要斥巨资重新开始研究生产呢？！如果小米、OPPO、vivo等手机厂商都专注做芯片的话，今天不可能形成国产智能手机逆转三星苹果的局面，而哪怕华为做出芯片了，但规模量产的旗舰手机中还是选择了性价比更高的高通芯片。
今天，局面有点不利我们，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买芯片的路有点堵塞了，未来甚至可能会堵死了，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了，只能脚踏实地去开始研究，开始制造，这也不是什么大大问题。有人总是拿“光刻机”说事，称我们连光刻机都搞不定，还谈什么芯片啊？事实上，光刻机可能技术含量确实很高，但还是那句话，中国之所以没有，不一定是因为技术难度极大，可能只是光刻机的市场太小了，其他企业没有动力去投入研发而已，花了大价钱和风险获得得回报不成正比罢了。
当然，我也认同技术的发展不能违背科学发展规律，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把芯片制造的全流程各个技术难点和制造瓶颈都突破了，路还是要一步一步的走的。今天，美国举起了“禁售”的大棒，其实也是在冒很大的风险，因为“禁售”的信号传出，中国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加快芯片的设计和制造，一旦取得突破，实现了芯片的自研自制，那美国所谓不可替代的产品，可能既没起到制约别人的作用，还丧失了原本占有的市场，更关键的是，还出现了新的竞争对手。
所以，今天，美国是在跟中国对赌，赌我们不能研发制造出高性能的芯片，如果它赌赢了，那我们只能被迫屈从于美国，以后只能老老实实继续干组装的活儿，还得完全开放国内市场，中国崛起将成为空谈。而如果它赌输了，那中国将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强国之路，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形成冲击，甚至取而代之。
所以，停止毫无意义的追悔、反思和互怼吧，停止“蹭热点”的投机和炒作吧，停止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奢望吧，真正动手去做一些有益于产业发展的事情，这也许是我们破局的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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