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话对于汉娜· 阿伦特来说一样适用。在大学时代，阿伦特先后师从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及科特· 布鲁门菲尔德，尽管她高度评价这三位导师，但她绝不迷信权威，而以追求真理的态度对他们的观点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在阿伦特晚年的著作《心灵生活》中，她直言不讳地批判海德格尔后期的充满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哲学著作；对于雅斯贝尔斯提出的“德国人的本质”，她毫不犹豫地指出，“他未能看到出于对公民的政治成熟予以幼稚信任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危险”；她质疑布鲁门菲尔德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犹太复国主义，并将这种质疑带到她后续的研究当中。
如果说阿伦特对导师们的批判已初显她作为“局外人”的风格的话，那么在对待犹太问题上，她更是以超越种族观念的觉悟反思民族未来的出路。希特勒上台后，阿伦特被迫流亡到巴黎，对于当时盛行的“回到犹太人区”的号召，她极力反对，人为面对灾难，犹太人应该采取联合行动，而不是一味后撤。在1963年发表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等系列文章中，阿伦特毫不留情地批判了犹太人社团及领导层在“二战”中犹太人灾难的“绥靖”行为，因而招致强烈的反驳和诽谤。事实上，阿伦特冷峻甚至近乎无情的批判背后是她对“我的人民对与错”进行矫正的态度，看似傲慢的话语里所充满的是一种对民族的责任感和深刻的内省。在美国度过的后半生里，阿伦特以同样清醒的立场针对国内外种种冲突进行分析，发表了如《论革命》《论暴力》《共和的危机》等一系列论著，展现了她对于人权、人性与政治道德的思考和探究。
从青年时期开始，阿伦特长久以来都受到友谊的浸润和滋养，这些难忘的情谊支撑她度过许多孤独而空寂的时期，给予她温暖的慰藉。钱钟书曾评价杨绛“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而海因里希· 布吕赫于阿伦特而言则是丈夫、老师和战友的结合体。两人在纳粹德国时期相遇，布吕赫特殊的共产党人身份给阿伦特带去了一种特别的政治教育，他成为了阿伦特的新世界，阿伦特不断地从他的政治思考和历史观察中学习。在两人携手共度的30年时光里，布吕赫作为阿伦特忠诚的伴侣，始终站在她身旁给予最有力的支持和依靠。他们构筑起一个“两人王国”，在长期的磨合中达成了一种基于自由人格的平衡，而这种人格上的平等也构成了他们稳定婚姻的强大基石。
布吕赫和阿伦特还将各自的朋友共同组成了一个“部落”，他们中有导师兼具父辈角色的雅斯贝尔斯，有在美结下深厚情谊的挚友玛丽·麦卡锡，还有睿智可靠的J.格伦·格雷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他们或在阿伦特生活上给予她照顾，或为其工作提供支持，都以对友谊的高度忠诚赢得阿伦特的赞许和感谢。这些跨越时间的友谊在那个令人失望的暗淡世界里给阿伦特带来了一些光明，也让她的生命因此闪烁着永恒的美丽光芒。
在20世纪生活，正如阿伦特所言，如同下雨天没有带伞，只好任凭雨点打在自己的身上。究其一生，阿伦特只是想要读懂那个世界，她始终葆有“局外人式”的清醒和客观，“在痛苦的凝视中，为人类的失败而歌唱”。
《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
[美]伊丽莎白· 扬—布鲁尔著
陈伟/张新刚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1
文/林金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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