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家伦理最讲究尊卑秩序，讲究宗法礼仪。今天我们来讲讲，在礼法制度里，如果下级认为自己受到上级的不公平对待，该怎么办？
晋文公就遇到过一场这样的官司。
一场越级诉讼
晋文公塑像
当时晋文公打算攻打曹国，向卫国借路，卫国不肯，晋国军队只好绕道走，但在不情不愿之下，终于和卫国发生了武装冲突。
随即，晋文公和齐昭公举行结盟仪式，卫国国君卫成公请求加盟，理所当然的就被晋文公拒绝了。
晋国是强国，卫国是弱国，弱国的生存之道主要就是搞外交。
“弱国无外交”这话不对，越是弱国才越重视外交。这就像在公司上班，越是业务能力弱，才越需要人际关系的能力去弥补。
在弱国的外交手段里，抱强国大腿是很重要的一种，所以卫成公想，既然晋国把自己踢开，那就去抱楚国的大腿好了。
但他没想到，卫国臣民还是心向晋国。大家要讨好晋国，就要纳投名状，结果就把卫成公赶走了。
这件事当然会激怒楚国，结果引发了春秋历史上著名的城濮之战。
简言之，晋国打赢了，晋文公会盟诸侯，当上了实至名归的霸主。
流亡在外的卫成公听说楚国战败，知道自己没法回国了，就先后到楚国和陈国避难，一边等待时机复辟，一边安排大夫元咺（xuān）辅佐自己的弟弟叔武摄政，由叔武代表卫国去参加诸侯盟会，接受盟约。
然而事情一波三折，就在元咺出发之后，有人向卫成公进谗言，说元咺已经在国内立叔武为国君了。偏巧这个时候，元咺的儿子元角正在卫成公的流亡政府里做事，卫成公一怒之下，既然奈何不了元咺，就把元角杀了。
在得知了儿子的死讯之后，元咺依旧忠实地执行卫成公的命令，侍奉叔武摄政。
不久以后，晋文公摆出霸主应有的宽宏大量，允许卫成公回国复位。
但卫国贵族们这下慌了，生怕卫成公回来以后搞清算。
于是，卫成公身边的的宁武子出面，和留守国内的贵族们订立盟约，约定追随卫成公流亡的人不可居功，留在国都的人也不必畏罪，自此之后要抛弃成见，和睦相处。
盟誓之后，留守派放宽了心，准备迎接卫成公回国复位。
卫成公却没有因此放下猜忌，特意提前进城。当时摄政的叔武正在洗头，听说哥哥回来，赶紧握着水淋淋的头发，高高兴兴地出去迎接，没想到却被卫成公的卫士一箭射死。
元咺见势不妙，拔腿就跑，赶往晋国去了。
以上是《左传》的记载，《公羊传》的说法略有不同，大致是这样的：
说晋文公赶走了卫成公，立叔武为国君。叔武本来不想即位，但担心如果立了别人，卫成公恐怕就回不来了，所以才暂代国君，这样才好以国君的身份参加诸侯盟会，用外交手段帮哥哥回国。
卫成公后来当真归国复位了，却恩将仇报，以篡位的罪名杀了叔武。元咺为叔武伸冤无效，无可奈何之下只好离开了祖国。
元咺是臣子，卫成公是国君，两个人是直属的上下级关系。那么元咺到底该不该伸冤？该的话，又该怎么伸冤？
造反和暗杀当然也是办法，但我们要考虑的是“正当办法”。也就是说，在那个礼制社会，或者说等级社会里，上级欺负了下级，是不是就白欺负了？
事情的后续是，元咺去找晋文公申诉，霸主在这种时候就该出来主持公道。
晋文公很仗义，派人传唤卫成公出庭受审，和元咺当庭对质。
当然，国君和大臣对质，这太没体统，所以事情是这样发展的：
宁武子辅佐卫成公出庭，鍼（zhēn）庄子充当卫成公的替身，士荣代表卫成公作法庭答辩。
一番唇枪舌战之后，晋文公判决卫成公败诉。
接下来就请你推测一下，在礼制原则下，对败诉者会怎样处罚，判决又会被怎样执行呢？
道德的层级秩序
结果是这样的：
晋文公派人把卫成公押解到周天子那里囚禁起来，然后，处死了士荣，砍了鍼（zhēn）庄子的脚，唯独赦免了宁武子，让他贴身服侍卫成公。
如果你已经不记得士荣和鍼庄子是何方神圣，我可以提醒一下：在法庭上，鍼庄子充当卫成公的替身，士荣代表卫成公作法庭答辩。
这二位确实很冤枉，但没办法，这就是当时的规矩。
之所以将败诉的卫成公押往周王城，是因为从法理上讲，只有周天子才有最高的裁决权力，最后该怎样处置卫成公理应由周天子决定。
周襄王
《国语》记载了周襄王对卫成公的发落经过：
晋文公请求处死卫成公，但周襄王拒绝了，理由是“君臣无狱”。
也就是说，君臣之间是不应该有官司可打的，元咺虽然理直，但毕竟是臣子的身份，所以他的意见并不重要。
倘若君臣之间可以诉讼，那么父子之间岂不是也可以诉讼了么，这就败坏了上下尊卑的次序，动摇了社会根基。何况为了臣子的缘故而杀掉君主，这根本找不到适用的法律。
在周襄王看来，元咺作为臣子，虽然绝对占理，但“顺服”才是第一义。
所以周襄王的观点看似有点自相矛盾，他一方面承认元咺理直，一方面认为即便元咺理直也不可以伸张这个理。
这样的判决是把等级秩序置于具体是非之上，也就是说，认为在具体是非之上，还存在着一个更为基本的道德原则，它同时也是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和法律原则。
这番道理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周襄王之口，在今天听来当然会觉得荒谬，事实上这种道德的层级秩序一直存在，只是具体内容在不断变换而已。
比如1994年轰动一时的何智丽事件，何智丽以日本队员的身份击败邓亚萍，夺得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遭到中国观众几乎众口一词的谴责。
何智丽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如果何智丽只能以这种方式来为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寻求公正的话，那么她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默默隐忍。
与此相关的是，“让球”和“假球”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并无二致，但前者屈从于国家荣誉，因此是正义的，后者屈从于个人的经济利益，因此是非正义的。在这个道德序列里，体育精神要排在国家利益之后、个人利益之前。
这就意味着，所谓道德，所谓正义，不但是有具体内容的，而且是有层级秩序的，较低等级的道德应当服从于较高等级的道德。
在1994年的占绝对多数的国人看来，何智丽对个人正义的寻求不应该违背民族大义；而在两千多年前的周襄王看来，元咺对个人正义的寻求不应该违背君臣父子的等级制度。
那么，晋文公有没有被周襄王这一席话说服呢？
不同的史料给出了不同的说法。
《左传》的版本是，卫成公虽然没被治罪，但还是没能恢复人身自由，元咺则回到卫国，拥立公子瑕为君。
又过了两年，晋文公大约是想彻底解决掉卫成公这个麻烦，就安排一名医生暗中对卫成公下毒。奈何消息走漏，宁武子贿赂医生，让他减少了毒药的剂量，卫成公这才保住性命。
后来鲁僖公为卫成公求情，终于促成卫成公获释。
鲁国为什么会插手呢？这个稍后再讲。
卫成公自由之后，派人回国贿赂两名当权贵族，请他们帮自己复辟，许诺事成之后加官进爵。这两人便杀了元咺和在任国君，迎卫成公回国。
任务完成，两大功臣喜滋滋地穿好礼服，准备接受任命。没想到其中一个忽然在太庙门口得急病死了，另一个赶紧扮低调，不敢居功邀赏。
从《左传》的一贯风格来看，交代这两位复辟功臣不光彩的下场，应当暗示了对卫成公的谴责，以及对元咺等人的同情。
相对的正义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元咺确实值得同情。
他在儿子被冤杀之后，仍然继续履行着卫成公交托给自己的使命，不可不谓公而后私；为叔武之死寻求公道，也算得上对国家大事的赤诚。
但是，《公羊传》给出了不同的道德评价，认为错在元咺，因为他作为臣子，没和国君步调一致，这就是所谓“不臣”。
这就是说，在《公羊传》的道德序列里，君臣秩序是首级道德，公平是次级道德，或者公平只能在本阶层之内寻求，绝对不可以跨越等级秩序，这和周襄王的看法一致。
这就意味着，人们在判断一件事道德与否、正义与否的时候，首先应当考虑的是道德序列或者公平的适用范围，然后才可以在道德序列的框架之下，或者在公平的适用范围之内，寻求一种“相对的正义”。
最后再来讲讲在元咺诉卫成公一案里，鲁国到底为什么来插手。
这在《国语》里边有详细记载，但我们要特别留意《国语》的编排方式：
周襄王的意见在《周语》部分独立成章，鲁国的意见在《鲁语》部分独立成章，只有摆在一起才能看出前因后果。这就是国别史的写作特点。
话说晋文公在毒杀卫成公失手之后，并没有惩罚医生办事不力。
消息传到鲁国，鲁国大臣臧文仲对鲁僖公说：
“卫君大概是无罪的，因为刑法无非五种，并没有私下毒杀这一种，既用私刑必有顾忌。……现在晋国人毒杀未遂，却不追究执行人，这就说明他们有所顾忌，害怕担上擅杀诸侯的恶名。那么，如果有哪位诸侯为卫君求情，卫君必定可以得到赦免。我听说，地位相等的人彼此顾惜，这才会有亲近之情。那么，当某一位诸侯遭遇不幸，其他诸侯表示关怀，这才可以当人民的表率。您何不为卫君求情，以此向诸侯表示亲近，同时还可以打动晋国呢？晋国刚刚称霸，如果他们因此而能想到‘鲁国不背弃应该亲近的人，所以我们应该和鲁国搞好关系’，这不是很好吗？”
鲁僖公深以为然，就带上美玉作为礼物，亲自说情去了。
自此之后，晋国对鲁国果然亲近了许多，对鲁国的礼仪也要比对其他诸侯高出一等。
臧文仲这番冠冕堂皇的理由，颇有几分后世百姓眼中“官官相护”的影子，但在当时却是再道德不过的，尤其考虑到卫国的始封君康叔封，和鲁国的始封君周公旦是同胞兄弟，顾念祖先的手足之情自然也不失为一种美德。
让我们再看看周襄王，他看上去是一个孔孟式的人物。但就在几年之前，他还是一个“非礼”的反面形象。
当时周襄王与郑国交恶，准备借助狄族的力量攻打郑国，大臣富辰极力劝谏，主要理由是，狄族毕竟是外人，是夷狄之属，郑国不但是亲族，还有大功于周王室，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不该因为一点小怨而引夷狄来攻打亲族。
但周襄王不听劝谏，一意孤行，后来为了感谢狄族的战功，又想把狄君的女儿立为王后。富辰再次苦劝，周襄王依旧我行我素。
《国语》很详细地记载了事件经过，精心展示出富辰才是一个苦口婆心的守礼典范，富辰尤其强调“夫礼，新不间（jiàn）旧”，也就是说，不能让新关系的出现疏远了老关系，这才是合乎“礼”的，但周襄王不但不信任故旧，还肆意破坏旧秩序，做事完全只从眼前利益着想。
当我们把元咺案和富辰的进谏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在周襄王那里，当礼阻碍了利益，他就可以完全无视礼的存在；当礼可以维护利益的时候，他讲起话来就和富辰同一个腔调了。
周襄王对晋文公谈礼，这礼终归还是为自家利益服务的。
其时，周王室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襄王对晋文公据“礼”力争，外交辞令几乎就是唯一的斗争手段了。礼，维系住一分，周王室的利益便维系住一分。
元咺终于不能和国君分庭抗礼，诸侯便也不能和周王室分庭抗礼。
所以，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了吧，孔夫子老人家孜孜念念要恢复的周礼，在周王自己看来，也只是一种维护自家利益的工具，当这种工具对自己有利时，就拿来用，对自己利益有害时，就扔一边去。
我们今天透过历史的迷雾仍能看清楚这一层，当时的诸侯们肯定更加看得清。
从这个角度看，并不是礼崩乐坏让周王室日渐式微的，正是封建礼法这种缺乏公平、公正的制度设计，让周王室走到末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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