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的我信仰嗎？
嶽謬
“文學是否從來就是巧言令色的？”26歲的作者林奕含在自殺前問了世界這樣一個問題。
年輕的林奕含的死，一個美麗的女孩兒啊。這隻證明了一件事：文學從來就是巧言令色的。其實，文字就是語言的變體，而語言是模糊的。所以什麼時候都一個樣。它是虛構，是謊言，是欺騙。在以文學為信仰的最初建構中，它遲早會崩塌，成為廢墟。
她的小說完成了。她心中某種儀式已經做完。很多作家都如此說過：“我沒有自殺的原因是我的小說還沒寫完。”林奕含的小說寫完了，她選擇了自殺。她的死留給這個世界的是一種近乎瘋狂的迷糊感。她隱匿了自己最底層的想法，我肯定這一點。如果寶塔有9層，她與最底下一層一起自殺了。她的小說表現了中間的七層。最頂端的一層就是她自殺前視頻採訪時質問的那句話：我們不是學文學的，而是文學辜負了我？我早該否定文學的神聖性。但我一直在等它回心轉意。
我確定要等待它回心轉意？文學即便是個人渣般的浪子，它偶爾的回頭仍然能令許多少女般的作者欣喜若狂，奮不顧身地追隨。多年以後，被欺騙的老婦人教導自己的孩子不要被文學外表的浪漫所迷惑，無一例外，不曾有下一代少女般的作者聽得懂，也不想聽。這悲哀嗎？
一代又一代處女般的作者相信文學可以“好風憑藉力，送他上清雲。”一廟又一廟的尼姑們在後來對文學的態度裡都變成了滅絕師太。對文學的諂媚姿態下手極其狠毒。文學只是轉個身，坐著現代的火車，吃著火鍋唱著歌，走向了遠方。究竟有多遠，要多遠就有多遠。
它飄的那麼遠，終究虛無了我的信仰。當文學的信仰崩塌之際，我要找個替代品，哪怕是殘次的替代品也行。上帝死了，人類的信仰變得荒蕪了。相信人性嗎？人性像是撒旦的風衣，想方設法引誘他人吃個蘋果，用以來認清他口中的真相。真相是什麼呢？
我每天都在確認一件重複的事情：
我是研究生。研究文學，就是研究人。這是周作人曾經給的連接，當時振聾發聵。我總在試圖搞清這連接背後的意義。沒有一種完美與完全的意義，它總是支離破碎。是的，異常破碎。我只能攫取這該死的意義一端，用力抓住。但不幸的是，這唯一的意義也溜走了。他媽的，就這一刻，我走到了虛無的懸崖邊。
站在這懸崖邊，我近乎一眼就能望盡我的人生。千言萬語，陰差陽錯，或者說是一種固執地近乎瘋狂的偏見，我選擇了比較文學這一專業用以來所謂的攻讀。每次聽到“攻讀”這個字眼，對於文學來說，我需要攻下的城池與堡壘究竟有什麼？我需要做出究竟多大的偉業才能配得上“攻讀文學”這個稱號？無可置疑的是，這太他媽難了。
孔慶東有句一針見血的立場性觀點：“文學從來都是權力史和政治史。”
比較文學博士？這恐怕是我未來為了抵禦無聊透頂的生活勉強編織的一個目標。韋勒克老早就強調了，“文學博士”這個稱謂就很好。非要再加上個“比較文學博士”是畫蛇添足。林奕含小說中的伊紋姐姐就是比較文學博士，她長了一張犢羊的臉。這博士的學識終究被她的生活與婚姻給打死了。那個怪老頭伍迪艾倫在《門薩的娼妓》中也動情地調侃著這個職業，用他那特有叨叨的絮語挖苦著：“這沒有什麼可以驕傲的。”
但漫長的未來我依然會如此畫蛇添足地稱呼，只為了讓“文學”失去它成為“主語”的驕傲。“比較文學”是個動賓結構，文學在這裡充其量“偏正”了一點。事實上，文學在歷史上總歸是附庸、工具，甚至是雞肋。它總在東倒西歪地，騎在牆上採取最拿手的觀望姿態，在勝利者書寫的歷史上給自己以盛裝蒞臨的自我欺騙。能騙多久，就他媽騙多久。像之前躲避滅絕師太臨終一掌時機智地跳上了火車，遊山玩水。
所以，文學試圖研究些意義。這是哲學的活。試圖要確證上帝的存在，這是神學的活。試圖要釐清些過往的人和事，這是史學的活……究竟，文學回歸了它虛構的絕活。虛構一方永恆的世界，在那裡不存在虛無。但這改變不了什麼。
依然這樣，改變不了什麼。一樣的，重複的，妥協的風，空曠的雨。還不是消融在夜色中孤獨的背影而已。自我選擇的結果，我不難發現，我已經沒得可選了。甚至，我連選的勇氣都拿不起來。如此，我滑入深淵，接著就快要到死亡了。這優雅的冷漠與自我的我，精疲力盡。一場昏睡過後，也並不能帶來什麼值得期待的。這種模糊萎靡的期待，漫長的等待。一瞬間，相擁而泣。睜開眼，我又迷路了。四周，行人詭異地在飄。
在文學的信仰徹底崩塌前，我拼了命地不斷地給它填加足夠的形容詞。口上說著拒絕讓它成為主語的角色，但我寫的每一個字都在不斷地執拗地鞏固著它的主語的地位。這令我很為難啊。
當宇宙或許再次以大爆炸結束時，時間沒有了意義。一切都變得虛無，漆黑一片。當人生以死亡終結時，死了就是死了，意識虛無了一片。
在終將虛無之前短暫的歲月裡，文學作為安眠藥，我每天都在給我自己來一針，用以沉睡我苦痛而慌亂的神經，努力地告訴自己：“文學……應該是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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