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历史误解的豪杰（转载的）

在现在的所谓正史或关于张学良的很多传记里，都把杨宇霆刻画成了一个亲日派和一个与张学良争权夺利的阴险小人。殊不知要是没有杨宇霆东三省加热河早就变成日本人中的囊中之物了。九一八事件造成的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张学良的误国（很多人把原因归于蒋，说蒋让张不抵抗才致。其实蒋虽说是委员长，东三省虽说已经易帜，但是明白人都知道东三省还是张学良的。有愤青说是属于东三省人民的，那真是这样那张学良没有经过什么全民公投之类的所谓形式，就敢公然把军队撤走？从这点说，东三省之失在于张学良。）而日本敢于发动九一八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国内产生危机，要转移注意力。

2日帝国主义长期的军国主义。

3从甲午开始后的逢打中国必赢。

4东北无豪杰可以领到所谓的3000万父老。其中最重要的是杨宇霆被张学良害死。

杨宇霆，字凌阁，后改邻葛，祖籍河北滦州戴家岭，清末，其祖父携全家逃荒至关外法库门蛇山沟村落户。他生于清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885.8.29）。十岁入本村毛兆麟先生私塾，天资聪颖，记忆过人，颇受毛先生喜爱。几年后，经毛先生介绍，到铁岭县张秀才书馆读书，很快就成为张先生的得意门生。张先生经常带领他到铁岭文人荟萃之处龙首山银冈书院，以文会友。一九0四年初，他从那里知道，清朝的科举制度快要废除了，但东北是清朝的发祥地，朝廷特别恩许再开一科考试，在锦州举行。他很想参加考试，但是他家已入旗籍，按清制“旗不点元”，他没有报考资格。他想尽办法，多方活动，终以金县一同姓考生的名义报名参考。他考中了，成为满清王朝最后一科秀才。当年他十九岁。第二年春天，他考入奉天学堂高年级插班生，学校开设的数理化、英语等课程，他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但毕业考试时，成绩名列前茅，震动全校。毕业后，他考入奉天陆军学校，一九0六年被校方选送至日本留学，到日本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一九一一年，毕业后回国。

在中国封建时代，所有的读书人都要饱受寒窗之苦，但能脱颖而出者却寥若晨星，多数人都是在“县学”这第一道门槛前被卡住了，无计可施而终生戚戚焉。杨宇霆是幸运的。虽然这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但它的无形价值还在，因为人们想到了科举，就想到了囊萤映雪的清寒和悬梁刺股的寂寞，也会想到靠使银子，找门路，打通关节一路攀升的丑陋。而对象杨宇霆这样的青年人，无论是在朝在野和社会各界，都要高看一眼。

他在日本学的是现代军事科学，在当时中国人的眼里，是新学中的显学，因为它能实现我们这积贫积弱的民族百年来船坚炮利的梦想。

像他这样有功名打底子，又能西学为用的人才是不多的，是当时所有的政治集团，都急需的热门人才，所以他一踏上祖国的土地，扶摇直上、步履青云的阶梯，就摆在他面前，等他一步步攀登了。

一般来说，那些旧学深厚的人往往食古不化，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热情和对新生事物的敏感，而那些海归派们常常是不顾国情，生搬硬套外国的故事，成了纸上谈兵的现代赵括。而杨宇霆则是汲取了这两方面人才的优点，创造了自己的新优势。他在跟随张作霖后，人们称他为“智囊”、“小诸葛”，虽然多是恭维和逢迎之词，但也确实感到他是足智多谋，出类拔萃；而他接受这个名号，是他觉得自己遇到了张作霖，如诸葛亮遇到刘备一样，如鱼得水，才智得到发挥，是赞扬张作霖珍惜人才，爱护人才，但也不乏自矜之意。考诸史实，他对张作霖政权的发展巩固也确实起到了诸葛亮的作用。

辛亥革命前夕，他从日本回国后，被派往长春陆军第三镇炮队任队官，不久就被调往东三省讲武堂任教官，民国成立后，1913年被调往北京陆军部任一等科员，当年即被派回奉天，任东三省军械厂兵器科长，不久即改为弹药队长，第二年就连续升为副厂长、厂长。在这个重要的工作岗位上他一干就是十四年，一直到被张学良处死。

对杨宇霆的发迹，一般以为这主要是由于张作霖的提拔，实际不是。1913年至1915年，杨宇霆从长春到沈阳，由沈阳到北京，再由北京回沈阳，职务一路飚升，都是徐树铮所为。徐比杨宇霆大四岁，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比杨早毕业几年，当时他是袁世凯政府的陆军总长，深得袁世凯的赏识，又与段琪瑞过从甚密，是民国初年政坛上很活跃的一个政客。时人称后来曾做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为大徐，称他为小徐。

杨宇霆到东三省军械厂做厂长时，奉天总督是段芝贵。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一九一六年，张作霖乘势而起，把段芝贵赶走，自任总督。关于张作霖发现杨宇霆，过去有一种说法，说是张作霖有一日上街，偶然看见一哨军兵列队前进，风纪严肃，军容整齐，就问部下：“这是谁的部队？”部下回答说：“这是东三省军械厂杨宇霆厂长训练的卫队。”张作霖甚为赞许，当晚把杨宇霆邀至家中召见，见他谦恭有礼，谈吐不凡，很是赏识，后来就予以重用。

这是中国古典小说里常见的情节。身处低层的人们，做梦都盼望能交上这样的好运，一跳龙门；而身居高位的人们也常用这样的故事欺骗世人，愚弄舆论，以此来表示他的慧眼识珠，礼贤下士。至于被提拔的人们是走的什么门路，是用什么法宝，敲开他的心门，这是藏在他心底的秘密，就是对他的枕边人，也从来不泄露一字。日子久了，说顺了嘴，连他自己都认为这故事是真实的了。

我认为张作霖之所以重用杨宇霆，固然有杨个人才智的因素，但他更看中杨与徐树铮的这层关系，可以通过他和北京中央政府搭上钩子，谋求他主政东北的“合法性”，以及从中捞到更多的好处。1916年，杨被张委以督军署参谋长时，正是徐任国务院秘书长时。这一层关系太重要了。杨宇霆入幕督军署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与这徐树铮有关。张勋复辟失败后，黎元洪辞去民国大总统职务，由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段琪瑞与冯不和，被迫辞去总理职务，作为段琪瑞心腹的徐树铮为他的复出四处活动，多方串联，集合各方势力来压冯国璋。1918年，他到东北游说张作霖时，杨宇霆从他那里知道，冯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从日本贷款四千万元购买武器枪支。杨给他出主意说，如果能把这批枪械搞到手，做为给张的见面礼，张就能力推段琪瑞。徐运作一番，几天后一张由日本人开据的领取军械的提货单，就到了杨宇霆手里。这件事是在极端机密的状态下进行的，连张作霖都没有察觉，事成后，杨宇霆呈报提货单时，惊得他目瞪口呆，他深深地被这位年仅三十三岁的年轻军官的韬略折服了。张作霖马上派张景惠带兵去秦皇岛，把这批军火领回，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秦皇岛劫械事件。奉军以此扩编了七个混成旅，由原来的二、三万人增至二十万人。按照曾经当过张作霖秘书，后来任东北大学代校长的宁承恩先生的说法，“没有秦皇岛劫械的起点，奉军不可能成为大军，无力问鼎中原。”

在发展东北地区的经济和各项事业上，杨宇霆所起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据宁先生回忆：老帅识字不多，不爱看公文，处理公务只是口头说说，政府的工作，又离不开公文，这几乎都由杨独擅，有些事不请示张，独自办了，张也不怪罪。张的放手，就给杨施展才能提供了机会，当时很多的法律、法规政策，都是由杨牵头制定的，特别是在用人方面，张受杨的影响颇深，重视从外国回来的学理工科和经济方面的人才，张作霖的十大秘书宁承恩等几乎都是这类有学位的知识分子。他很重用学理科的知识分子，就是起用他们搞建设，现在沈阳的许多大工厂，如沈阳市大东区现在的黎明、新光、矿山以及沈河区的五三工厂，那时候就有了规模。东三省其他很多城市，现有的许多大厂子，有许多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有雏形的，如翻开一些地方的地方志和厂志之类，就会发现这种现象。当然这不能完全归功于杨宇霆，但杨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在谈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起上个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一段话：“当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如此自信的一往无前时，那就有落入幻觉的危险，即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这种视角的重要性，尤其是把一种相当限定性的视角，当成唯一的视角。”其实，我们过去看待历史，只是坚持了一种视角，那就是阶级斗争的视角，像张作霖和杨宇霆这样的人当然是一无是处，就是那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古代先贤，也无足道哉。如果我们能从东北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一下东北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张作霖和杨宇霆这样人的作为，就不会一概抹杀了

杨字霆显赫后为家乡法库办了几次实事，深受法库人民关注。如今时间已过去六十多年，有关杨的文史资料甚多，但与法库有关事项除平治校外很少见到，不揣冒昧，作—补遗，以食飨者。

一 杨宇霆第二次还乡

1926年杨字霆第二次还乡，县政府组织盛大欢迎仪式。我是学生乐队的小鼓手，站在队伍前列，看的比较清楚。欢迎者都在南门大道路西列队等候，各人手持国旗或彩旗。行列中有县长等领导官员，有各界首脑人物、地方绅商名流及各学校师生。大队排的很长，南起周地沟，北至十字街口。东侧有地方警察队持枪面向外。据说辽河以南由沈阳军队戒严，辽河以北由法库警察队负责。真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时时传来警笛声，并不断有消息传来——过河了——过三面船了——过大孤家子了!法库农民家庭出身的这位人物，真是衣锦还乡，显赫一时了。最后一次笛声，使警戒人员立刻紧张起来，听到从南面传来的由远到近的汽车声。不一会儿，见到警戒的警士，面向外举枪敬礼。这时日本领事馆法库出张所的日本人，举着—面日本国旗，也来欢迎，被赶到沟东的一个高岗—上去。紧接着开来两辆警卫车，警卫人员全副武装，身着黄色呢料服，腰间配带两支手枪，手持冲锋枪，车停后立即跳下车，作扇面形的警戒线。须臾第三辆黑色小轿车停下，走下一位副官打开车门，于是这位东北军总参议兼兵工厂督办杨宇霆走下车来。他中等身材，头形椭圆，浓眉大眼，光头，肥胖的两腮刮的亮中透青，精神饱满，体格健壮。他身着黄色礼服，头带青色大礼帽，穿—双黑色松紧元宝式皮鞋。他下车后，警卫人员团团围住，地方官员前导，他缓缓前行，手持礼帽，边走边说：“谢谢!谢谢!”这时军乐大作，欢迎声震耳。车队缓慢前进，第四辆灰色轿车内坐了三位妇女，据说是如夫人和仆妇。接着是长长的八辆警卫车。车上有一半人下车步行警卫，都是全副武装的年轻卫士。杨宇霆在南门外设立的欢迎棚内略事停留，旋即登车直驱地方储蓄会，临时休息。在赴西街平治校时，储蓄会会长陈丹林被邀同车而行。该校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会上杨作了讲话，时间不长，声音小，学生队伍都听不清楚。午后就驱车赴距县城十五里的他家乡蛇山沟村，一路都有岗哨戒备。第二天就返回沈阳。

二 建设家乡的宏伟计划

据储蓄会知情人说，前一次杨宇霆回法库时，由沈阳至法库架设临时电话专用线。杨到屋不久，电话铃就响了，副官接过电话后，向杨报告：“雨帅请督办讲话”。原来是张作霖亲自打来的，问是否已到法库，并希望杨明天返回沈阳。那次回来杨召集了地方政府官员和各界负责人，倡议法库要抓紧办三件事：一、筹建平治学校，地点在西街，建教学大楼；二、筹建电灯厂；三、扩大储蓄会资金，使它成为地方性的银行(有限财团)。另外成立“沈法汽车公司”。这些筹建资金和物资以及设计和工程技术人员，皆由法库籍在沈阳和在省内各地官员出资赞助；杨本人也投资一部分；还以杨的名义向省内名商大贾募集。计划平治学校建设资金为银币四十万元；电灯厂(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三十二万元(发电机组是由安利英行赊购的)；地方储蓄会是地方有限财团，通过省政府的正常手续批准的，股金银币五十万元，居于省乙等储蓄会。这些组织机构设有临时筹备处和董事会。是年冬由沈阳到法库的大道上，雇用农民大车，运来大量原木、电杆、水泥，以及锅炉、汽轮机、发电机、变压器等。同时又做了开工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在平治学校建楼基地以北的空地上，建了四座大砖窑，窑的中间打深水井，以备生产青砖使用，一次可出窑十万多砖。1925年春平治学校及电灯厂工程齐头并进，昼夜施工。电灯厂的发电机和锅炉的安装以及内外线的架设全由当时奉天兵工厂的电厂派员支援建设的。法库城内一时满街埋电杆，架电线，一派兴旺景象。全部工程仅用一年，速度惊人。

三 平治学校的创立(略)

四 兴建法库电灯厂

民国十六年(1927)春，法库电灯厂建成，试车发电。该厂装机容量为三百五十马力，是一台开放型交流发电机。蒸汽机是英国飞利浦公司制造的双筒立式拉杆引擎机，带冷凝器四百马力一台。锅炉是拔柏葛水管式链条炉床，每小时出力四吨燃煤量。当夜间首次发电时，隆隆的电机运转声响，振奋了人们的心弦。大街小巷的路灯，闪铄照耀有如白昼。各机关及大部分商店、家庭都安装了电灯。法库有史以来第一个光明之夜，群情振奋，奔走相告。法库办电计有三次。第一次某创办人在大东门外建立厂房，但后因资金不足中途报废了。第二次是方中岳在天主堂西院，设立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真已发了电，但因锅炉小，不适应机组的需要，后来又买了一部锅炉，由铁岭运到夏家楼时，因资金不足无力再运，终使这个发电不久的电厂仅昙花—现就停办了。这次成功的发电给法库带来不少好处，不仅照明用电，以后还有多数粮油加工厂用电机代替了笨重的畜力碾磨加工，又快又卫生，掀开了现代化人民生活的一页。当时除了路灯三百多盏外，租、表灯不过三千多盏，粮油加工业设备容量仅为一百多马力。电厂于是白天检修，夜间发电，当年总发电量为四十五万度(千瓦小时)。法库发电厂的组织机构是董事会制，董事会有权处理一切事宜，包括人事任免。另委厂长一人，处理全厂业务工作，每月向董事会提出一次“经营报告”。厂长下设工务、业务两部，工务部下分电机组、锅炉组、内外线组；业务部下分会计、材料保管、电费结算、收费和总务。各设专职组长，共有从业人员三十余人(不包括董事会人员)。第一任董事长王智(鉴甫)，厂长杨宝衡。 1929年1月，“杨常事件”发生，对法库电灯厂有所冲击，但正常业务并未中断。杨宝衡辞去厂长职务，由朱子新代理，朱任期不长，以后历任有杨怕蕃、张连仲等。电灯厂生产用煤年计划为二千吨，由铁岭日本人经营的煤场订购。每年冬季利用辽河冰冻季节，雇用农民大车，一冬全部运完。

五 法库地方储蓄会

法库地方储蓄会的组织机构：有股东代表会，每年定期开会一次，研究解决一些重大事项及红利分配等。经营管理方面，由会长全面负责。根据杨字霆的意图，以其父杨永昌为名誉会长，由股东代表会公推当时法库颇有名望的陈丹林和王占元为正副会长。并由会长遴选王春浦、刘会文分别为正副经理，负责具体业务。地址在法库镇裤裆街路东原地方储蓄会筹备处。民国十五年(1926)春开始营业，经营范围主要是向镇内工商业者投放贷款，投放期三、四个月不等，最多不超过一年。经理下设会计室，有主管会计一人，助理会计二人，文牍员一人、厨师一人、勤杂一人。

贷款利率不是法定，比东三省官银号利率稍高，比一般银钱号利率略低。投放对象由经纪人从中介绍。经纪人有两个组织，共十余人，各有负责人。他们都是过去的老商人，个个精通业务，了解市面供需情况，传达金融信息。他们所得的报酬，是按投放贷款的多少，所得为利息总额的一定比例，每月终结算，一次付给。

储蓄会募集的股金，是以“奉票”按市价核为银币的，所以每月的收支，都以“奉票”记账。由于军阀割据和不断内战：大量发行纸币解决战争费用，“奉票”不断贬值。加以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奉票”贬值更甚。到1930年春，储蓄会五十万元的银币资金，实值已不足两万元了。会长陈丹林年老体衰，申请辞职。股东代表会鉴于后继无人，研究决定报请废业。这个杨氏生前关注的金融事业，就此失败了。

六 为杨宇霆父子治丧

一九三O年正月，地方储蓄会的会长和经理受杨春元(杨宇霆长子)委托给先死的杨宇霆和在他后死的父亲杨永昌同时安葬。实际一切由杨春元母亲授意。这桩丧事规模轰动全省。杨家拿出银币二万元，作为治丧经费，张学良又拨给五千元。开始筹备工作时，在地方储蓄会临时挂了牌子。成立治丧筹备处。杨宇霆长子杨春元是大夫人所生，当杨宇霆被处死之际，他正在德国留学。杨宇霆死后，张学良发函叫杨春元回国，他毫不犹豫的回来。张学良召见他，对他进行抚慰。杨春元没做工作，在沈阳大东区经营一个商店。治丧筹备处主办人员，公推德高望重的陈丹林为首，由副会长王占元负责一切筹备事宜。对于治丧的日期、僧道经、乐队、扎纸活，灵棚等都作了周密安排。请陈丹林做“点主官”。另如招待筵席、厨师，接待工作无不做妥善准备。由沈阳聘雇棚匠高手，以及搭棚器材，两座高大豪贵的苏州式灵棚，在杨家东西两院高高搭起。东灵棚是杨父杨永昌，西灵棚是杨宇霆，每座棚内都是四台经(僧道)，东西两门，各设有四台鼓乐，昼夜不停轮番吹奏，唢呐声凄婉悱恻，震人心弦。南园摆满纸扎的人马、车辆、财宝等。外地赶来赴丧敬祭的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杨宇霆的灵棚挂满省县官员和各界名流赠送的挽联和幛子，都是名贵绸缎呢绒所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张学良送的挽联：

讵同西蜀偏安， 总为幼常挥痛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谈流言。

治丧招待筵席原料，干鲜蔬菜全是派专人从天津购进的，有青椒、茄子、黄瓜、蒜台、藕和冬笋，高档菜有海叁、鱼翅、燕窝，各种山珍海味应有尽有。燕窝仅仅是正日子给大宾及点主官一席之用。一般客人多是用海参席招待。出殡前两天张学良特派来两连骑兵，两个汽车连作出灵时前导的仪仗队。出灵时队伍浩浩荡荡，有六十四人抬着一条龙棺椁的大杠，前面是杨永昌，后面是杨宇霆。队伍最前面的是地方警察队开路，其次是骑兵连、汽车连、纸扎人马等，以后是吹鼓手、僧侣诵经。所过之处，经语呢喃，笙管齐鸣，锣鼓铙钹，震耳欲聋。家属后辈，素衣孝服，麻绳拖地，呜咽低泣，哀伤不已。地方官员，各界代表及远亲近友，依次陪阵两旁，垂首示哀。整个送行队伍不下五千人。最后把杨永昌安葬在蛇山沟村杨宇霆的墓北，而原来杨宇霆生前给他父亲准备的陵园墓穴，却安放了他本人。杨家后代又在杨宇霆墓周，埋上石柱圈以铁管栏杆，外地运来“翁仲”和石刻狮、马、骆驼，树立华表。正前面修建了水泥牌坊，前面有旱桥。牌坊两侧有两副对联，正联为：

烈烈奇勋应共青山峙柳塞；

悠悠逝水长随林木绕佳城。

副联为：

山势 （huan）岈云龙蔚起；

水流蜿蜒草木华兹。

是阎宝海撰联并书写的。

坟前立有墓碑，刻“陆军墓上将江苏督办杨公宇霆之墓”

十五年后(1943年癸未)，杨春元请阎宝海撰写了碑铭，不知何故，没有刻石，我曾见到石印的碑铭全文，文前印有杨氏戎服照片一帧。1986年省政协编印《张学良与杨常事件》一书中曾录碑文，但铭文阙如。

由于杨死于非命，原因非三言五语可说清楚。法库当时名士陈丹林对杨之死曾作无题五律一首：

壮士挽天河，中流起恶波。

长城檀道济，返日鲁阳戈。

有泪挥知已，无词上挽歌。

欢迎曾几月，舆榇此回过。

颌联以檀道济、鲁阳相比，足见推崇；而颈联备极哀痛，“无词上挽歌”却是当时实际情况。

(1988年11月张万忠自舒耀钧《七十年见闻散记》中摘抄整理)

注 释

①出张所：日本于日俄战争后在铁岭设立领事馆，出张所是领事馆在法库的分支机构。日俄战争期间日军第三军司令官乃木希典曾驻军法库，留有罪恶足迹，日本人在法库开设很多妓馆及所谓洋行。

②奉票：张作霖时期辽宁称奉天省，由于全国币制不统一，奉天省自行发行的货币叫奉票。

③时治丧筹备处收到张学良赠的治丧经费是五千元。

“张学良致杨夫人函”提到的是一万元。另五千元是杨府移作他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就不详细了。

(法库县政协供稿)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遭日本人暗算身亡。杨宇霆的处境更为复杂。12月29日东北易帜，杨坚决反对，他认为不应该服从蒋介石，因此与张学良酿成新的矛盾。对张学良他俨然以保护人的身份自居，经常以周公辅成王的典故自诩，规劝张学良戒毒，批评他不问政事。虽出好心，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却不买他的账。日本人也趁机利用正友本党和混迹东北的中国流氓处处诽谤杨宇霆，离间张杨关系。他们送给张学良一本《日本外传》，将张学良比作日本战国时期国家实际控制者丰臣绣吉，将杨比作篡位的大名德川。暗示张学良，杨宇霆是他身边的隐患，要及早除掉。张学良中了奸计，但仍犹豫不决，六次掷银元问卜后才下了杀杨的决心。　　 1929年1月10日晚，杨宇霆下班回家，听说有帅府请他去打牌的电话，没有吃饭便驱车前往。谁料一进帅府，就同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一起人车被扣，以吞扣军饷，贻误戎机，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的罪名，被张学良事先安排好的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等枪杀在帅府会客厅东大厅(老虎厅)。

杨宇霆是个烟酒不沾，没有嗜好的正统军人，一生自负好胜。年轻时，为练骑术，半夜偷着骑马被战马咬伤。领兵后，对违例士兵不论亲疏，严加处罚。辅佐张作霖时，则以皇帝与宰相自勉，视主不二。他有秘书，却经常亲自批阅文件到深夜。但他心胸狭窄，对自己不睦的人从不宽容。他非常迷信，家中常年养着术士，遇事扶乩问卜。老虎厅事件前，他还曾扶乩，得乩语：“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术士认为乩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事有凑巧，不几天他便死于非命。后来民间这样传称：“炸烂吴(俊生)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

下面是杨宇霆的陵墓和他的照片：

杨宇霆与张学良：

杨宇霆像：

杨宇霆被张学良杀害原因之一与杨宇霆跟郭松龄长期的结怨有关。

1919年3月张学良进奉天讲武堂饱兵科学习．他除了努力学习军事知识而外，还在教官和学员中物色人材，广交爱国志士。遂发现郭松龄具有强烈的爱国忧民思想，又有较高的军事素养，是战术教官中的佼佼者。加之与其政见相投，遂结成莫逆之交。翌年，张学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任奉天巡阅署上校卫队旅长，经张学良推荐，郭松龄任该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同年6月张学良任东北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郭松龄则任第八混成旅旅长。三、八两旅合署办公，人称“三、八” 旅，是李军中调教有素作战能力极强的精锐部队．从此，张学良与郭松龄结下不解之缘．直到郭松龄挥师反奉。始终没有分开。

郭松龄1925年写给王镜寰的亲笔信。人言字如其人，郭治军严谨，小楷字写的也是紧近遵丽，方整清健，极具唐人法度。

提起郭松龄反奉，应该提到冯玉祥。在民国，冯玉祥是个复杂的人，但是因为他反对蒋介石，所以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尽管gcd人把冯描写的正义高大。但是冯在民国时期的内战中，确实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不断的挑起内斗。不断的倒戈，张作霖曾经这样评价冯玉祥——人中妖孽，世界凶徒。郭松龄和倒戈将军冯玉祥搞在一起结果是不完美的，冯答应给郭作倒戈后援，结果真正打起来，冯躲得远远的，郭孤军奋战，落个折戟沉沙，身首异处。

郭松龄例戈反奉是诸多矛盾激化的结果。首先是奉系斗争的矛盾激化。当时奉军内部分为三派，一派为士官派，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派，以杨宇霆为首，主要成员有东三省训练总监姜登选、兵工厂厂长韩麟春。另一派为行伍派。又称绿林派，以张作霖、张作相、吴俊升、汤玉麟等土匪出身的督军、师长为首。他们之间有的结成儿女亲家，有的拜为把兄弟，是东北的实权派。第三派是以张学良、郭松龄为首的陆大派，由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教导队毕业的青年军官为骨干。三派之间明争暗斗，互相抵制．最突出的是郭松龄与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之间的矛盾。他们之争，由暗到明，逐步为人所皆知，因此，郭与杨等的矛盾日积月累，逐步加深已成无可挽救之势。

而张学良晚年所谓的郭若在日本人不敢侵占东三省，个人认为是草包的屁话，应该说郭松龄死并不伤东北军元气。而自张作霖大帅死以后，枪毙杨宇霆和常荫槐以及通过部队整编，把一些东北军将领军权剥夺或降级才是导致东北军实力滑坡的原因。有杨宇霆，常荫槐在，日本侵占东三省是要三思的，杨常在东北军中的地位以及影响力，郭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用人方面张作霖要比草包将军高出许多，这一点从郭反奉失败后，张作霖一句自郭以下反奉军官一概既往不咎，其度量绝对是大家风范。

常荫槐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祖籍山东寿光，后迁至吉林梨树西北刘家馆子乡落户。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四。其长兄常荫廷，字括襄，为清光绪甲午（1894）科举人，1910年起至1932年，历任黑龙江省青冈、木兰等县知事，绥兰、龙江等道道尹，黑龙江交涉员，呼海、齐克两铁路总办及黑龙江省政府参议等要职。当其兄任绥兰道尹时，曾创编所属各县游击队兼清乡会办、游击队营管处会办，与黑龙江督军兼省长吴俊升结拜为义兄弟，因此，在黑省政界中成为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常荫槐次兄在梨树家乡经营家业，三兄长年在哈尔滨开设钱庄、商号等。常家依仗其权势，在黑龙江讷河县境占有大量肥沃土地，据常家管事人称：“日初骑马出发巡地查地号，直到日暮天黑尚未到达边界。”其土地面积之广、数量之多，于此可以想见。常家的产业还不止于前述，在沈阳天后宫附近常荫槐还建有私邸一处，宅第建筑比较阔气，时人称“常公馆”。

常荫槐虽是奉系军阀要员，但对旧官场馈赠往来酬酢的习气不以为然，办事认真，肯干。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败，士气低落，常荫槐时任奉天全省军警执法处长及全省清乡督办，因沈阳城内驻军较多，军纪很差，打架斗殴时有发生，破坏了城市的公共秩序，为此他整肃军纪，维持社会治安，颇为努力。在京奉铁路局长及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任内，常荫槐致力整顿铁路交通运输秩序，对不购车票乘坐火车的官兵、聚众闹事者、破坏交通秩序的散兵游勇以及违犯路规的客、货运输单位等，敢于督令属员，按章办事，而且对违章者处罚较严，不留情面，不怕得罪上司及同僚。因此，使多年较为紊乱的铁路交通面貌有所改观。　　

常荫槐主管铁路交通时，奉东北地方当局指示，修筑大通（大虎山——通辽）铁路，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多次抗议，反对修筑这条所谓与南满铁路平行的线路，但常荫槐不为其威胁所动，仍按计划施工，直至建成。除此之外，他还很重视培养铁路人才，成立交通教育监督处，在铁路交通线路上的重要城镇设立扶轮中、小学等。在任交通部次长、代总长期间，常荫槐同时兼任交通部唐山大学（即唐山交通大学）校长，他利用历年来京奉铁路局拖欠唐山交大之办学经费，创办了唐山交通大学锦县分校（这也是东北的第一所国立大学，锦县分校1932年并入东北大学）

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后不久，由于杨宇霆积极荐举，常荫槐出任黑龙江省长。　1928年东北易帜，杨宇霆、常荫槐沆瀣一气，始终反对张学良与南京政府合作。杨、常认为蒋介石靠不住，言而无信，易帜后会被蒋吃掉，况且蒋也不见得站住脚。迨至易帜成功，杨宇霆为表示反对，于12月29日庆祝东北易帜，全体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与南京代表人士合影留念时，竟当场携皮包愤然离去，不参加合影。当日沈阳城各机关、学校、工厂、团体、商号以及东北地方政府、要人的私邸等处，均悬挂着青天白日旗，但杨、常两家公馆却不挂旗，以示反对。

事实证明杨常的判断是是对的：蒋介石与张学良结拜为兄弟害得张学良成为历史可耻的不抵抗将军，虽然张学良最后以西安事变挽回些颜面，但是中国抗战之所以为什么这么艰苦的重要原因就是整个东北几乎没抵抗就落入日寇之手。

让日本获得大量的战备资源：煤、金属、粮食、以及杨宇霆与张作霖苦心几十年的工业建设全部落入日本人的手里。

更可怕的是日本驻军可以直下整个中原，从而实现了当年成吉思汗灭南宋的策略，以至于中国付出了历史最为严重的牺牲。

顺便提一下：蒋介石与冯玉祥结为拜把子，最后害得冯玉祥卸甲归田。西北军落入蒋的手里。

蒋介石与阎锡山结为拜把子——害得阎锡山最后只有把山西的铁路变窄。

蒋介石与李宗仁结为拜把子——到最后关头，蒋桂还是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