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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琦/文
一段時間以來，企業家是否應該高舉民族產業大旗，在商業抉擇中是否應以“民族利益”為重，成為各界議論的熱點。而一些企業家迫於這樣那樣的壓力，也做了高姿態的表述。輿情沸騰的背後，折射出中美競爭日益升級，以及中國廠家在核心技術及市場標準話語權缺失帶來的焦慮之情。
焦慮是動力之源，如果能正視壓力，化焦慮為動力，在順應產業發展規律和市場趨勢的基礎上，加大研發投入，奮起直追，實現跨越式發展，縮小與世界先進技術的差距，自然是一件好事。
但產業升級和市場標準的確立有其自身規律，需要市場參與者尊重並遵守。一個產業的市場標準的確立，是產業和市場參與者以及消費者共同決定的。在標準選擇中，人們以商業利益為重顯然是無可厚非的。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只有盈利的企業，才是好企業。
換言之，一個企業的商業選擇應該以商業考量為歸依，不應被附加太多別的“任務”。當然，任何企業和企業家也不會生活在一個純市場的環境中，而市場也從來不是在真空中運行，總是要兼顧各種利益考量，近年來人們也要求企業家要提升自己的社會責任感。但一個企業歸根結底以產品和服務為歸依，能夠合法合規運營，照章納稅，給消費者提供合格的產品和服務，給股東和員工帶來應得的報酬，就是一個好的企業。
一個企業可以在技術水平上不是最先進的，在研發投入上也不是最多的，這是一個企業經營自主權範圍內的事。如果一個企業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靠既有商業模式能夠立於不敗之地，這就說明它找到了最適合當前市場需求的技術與產品。我們當然應該允許這樣的企業存在。
而如果一個企業一貫投機取巧，不願意進行研發投入，這樣的企業早晚會在競爭中敗下陣來，消費者也會用腳投票。更進一步而言，如果一個企業的行為涉嫌非法和不正當經營，涉嫌壟斷和惡意競爭，也會有相關監管部門通過各種相關法律法規來進行監管和處罰。
但無論如何，社會各界不應從自己的好惡出發大搞道德批判，甚至強迫企業站隊。當然，本著言論自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原則，人們也可以發表各種看法，甚至可以對企業的一些做法表達失望乃至批評，但企業自身免於站隊的恐懼的權利應該得到切實保障，否則意識形態掛帥的社會氛圍恐有捲土重來之虞，這非企業之福，更非國家和社會之福，也有礙於國際觀瞻。
近年來，隨著全球化出現一定的退潮，國家間貿易摩擦的頻率有所提升，各國民眾經濟民族主義和經濟民粹主義情緒都有所抬頭，但全球化大勢浩浩湯湯，是不以個別人群的意志為轉移的。
在全球化分工日益精細，全球生產鏈和價值鏈無遠弗屆的今天，能夠在全球範圍的市場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在國際舞臺上立得住腳的企業，才能真正成為令民族感到驕傲的品牌，而只有那些能夠與產業鏈上下游通力緊密合作，能夠服務全球消費者的企業才能做到這一點。換言之，只有是全球的，才能是民族的。
而要想成為全球品牌，只從狹隘的局部利益出發進行考量去制定所謂民族標準是有害的，更是不現實的，除了自縛手腳自我設限沒有別的好處，最終還會因為不敵質量更優標準更先進更為市場所接受的競爭者的衝擊而自毀長城。
設想當年豐田等日本汽車廠商去美國設廠，如果動輒將民族利益掛在嘴上，美國消費者會作何感想？而如果豐田等因認同甚至迎合美國消費者需求而遭遇日本消費者民族主義反彈，並在此反彈下改弦更張，那麼還會有豐田等日系廠商完勝美國本土三大汽車廠商的精彩故事嗎？豐田等廠商的故事不正好完美演繹了所謂民族品牌如何屹立世界經濟舞臺嗎？
總之，市場的歸市場，法律的歸法律，政治的歸政治。為企業發展計，為消費者利益計，為國家和社會長遠總體計，意識形態掛帥，動輒站隊表態高呼口號的做法顯然不值得提倡。
考慮到具體產業如芯片等需要長期資本投入，各級政府會成立各種產業扶助基金，以更好發揮兩隻手相互配合的優勢。此時，尤需警惕一些廠商別有用心高呼口號大言欺世騙取優惠政策和幫扶資金。政府在選擇扶持對象時，不能以表態為選擇標準，而是要以市場潛力、研發實力等為指標，如此才能取得良好的預期效果。
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當年我們因意識形態掛帥走過了很多彎路，因此一定要牢記並吸取歷史教訓，解放思想，胸懷世界，告別狹隘民族主義，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在主動積極參與全球競爭的過程中立於不敗之地。
（本文將刊發於2018年5月28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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