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華商韜略 張軍智
在中國知名企業家中，任正非是特殊存在的一位。特殊在：一方面他的事業做得夠大、夠強，華為是中國少數幾家具備核心競爭力，真正令歐美高科技公司忌憚的公司；另一方面，作為一家世界500強公司的創始人和掌舵者，他卻遠離名利場，一心撲在事業上，做事務實、做人低調。
任正非的低調、務實體現在諸多方面：2004 年作為中國經濟年度人物候選人，編導說如果要獲獎，就一定要出席頒獎典禮，任正非卻拒絕了；出差時，他沒有助理、保鏢的前呼後擁，沒有VIP通道，沒有豪車接送，而是一個人拉行李箱，擠擺渡車、坐經濟艙、排隊等出租車。
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曾率領機構投資團隊訪問華為總部，任正非並沒有親自出面，而是隻派了負責研發的常務副總裁費敏接待。
羅奇沒有見到任正非，非常失望地說：“他拒絕的可是一個3萬億美元的團隊！”
對此，任正非回應稱：“他羅奇又不是客戶，我為什麼要見他？如果是客戶的話，最小的我都會見。他帶投資團隊來跟我有什麼關係？我是賣設備的，就要找到買設備的人！”
任正非這種骨子裡的低調與務實，來自何處？
在任正非看來，這與其早年的軍旅生涯有直接關係。
1968年，任正非從重慶建築工程學院畢業後，幸運地加入瞭解放軍的隊伍。之所以說幸運，是因為在政審極嚴的“文革”時期，任正非因為父親的“歷史問題”(抗日戰爭時期在國民黨軍工廠做過會計)，連入團都沒成功，好在國家當時需要一批有知識、懂技術的青年人，任正非才得以加入了一支新組建的部隊——基建工程兵。
基建工程兵，可以理解成穿著軍裝的工程隊，不過和一般工程隊不同的是，這支隊伍執行施工任務時，就像打仗一樣，衝鋒陷陣，為保質保量按時完成任務，很多人甚至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雖然任正非工作成績突出，在部隊贏得了領導和戰友的一致好評，但因為父親的“歷史問題”，立功、受獎、入黨的事情從來沒他的份，後來他在《我的父親母親》一文中回憶：“‘文革’中，無論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獎的機會均與我無緣。在我領導的集體中，戰士們立三等功、二等功、集體二等功，幾乎每年都大批湧出，而唯我這個領導者，從未受過嘉獎。我已習慣了我不應得獎的平靜生活，這也是我今天不爭榮譽的心理素質培養。”
人生在世，沒幾個人可以逃脫名利的誘惑，看著本該屬於自己的成績，被別人拿走，任正非沒有消極沉淪，而是埋頭耕耘，不問收穫，在做事情的過程中尋求人生的快樂與價值。
在被壓制了8年後，1976年“文革”結束，對任正非來說“天與地”似乎倒了個個兒：1977年，任正非作為基建工程兵的代表，受到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接見；1978年，33歲的任正非與眾多院士、科學家、教授一起出席了全國科學大會；1982年，37歲的任正非作為人大代表，參加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種嘉獎鋪天蓋地而來，但已經習慣在做事中尋找自我價值的任正非，卻對這些獎勵失去了熱情，獎品拿回來就分給自己的戰友，甚至很多獎品都是別人幫他領回來。
辱不消極，寵不驕傲，通過14年的軍旅生涯錘鍊，任正非鑄就了鋼鐵般的精神意志品質，養成了寵辱不驚、務實做事的人生態度。初創華為時，任正非之所以敢於在沒錢、沒技術、沒資源、沒背景的情況下，租了一間大房子、弄上大通鋪，所有人吃住在裡面，然後就朝全球知識密集型的高端產業——電信行業進軍，正是因為他在條件極其簡陋的情況下，就幹成過類似事情。其軍隊時期形成的行事風格也給華為烙下了低調、務實的印記。用任正非的話來說“部隊的經歷讓我學會了不爭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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