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日本人,卻成為中共的紅色戰略特工,準確預報偷襲珍珠港情報

他是日本人,卻成為中共的紅色戰略特工,準確預報偷襲珍珠港情報

◆上世紀30年代,中西功在上海。

文/於繼增

在黨的秘密戰線上,曾活躍著一批身手不凡的外國志士。他們有的直接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國際情報諜戰中發揮了獨特作用。日籍中共黨員中西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打入日本高級諜報機關,為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提供了大量影響戰局的絕密情報。後被日本當局逮捕,在獄中堅貞不屈,並撰寫了首部日文版的《中國共產黨史》。他傑出的貢獻和捨生忘死的精神值得永遠懷念。

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

中西功,1910年出生於日本三重縣多氣郡一戶貧苦人家,從小學習勤奮,19歲時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公費留學資格,前往中國上海,進入東亞同文書院讀書。正是這所高等教育機構決定了中西功後來波瀾壯闊的一生。

質樸善良的中西功,到滬後發現周圍的中國人常用異樣眼光看著他們,他開始認為是“支那人”對“皇國”的固有敵意。經過王學文老師講解,再認真瞭解歷史,他才知道這是日本的侵華政策造成的。再聯繫中日兩國社會共有的巨大貧富懸殊和階級矛盾,中西功很快對馬列主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內心同情中國,反對法西斯侵略戰爭。

中西功進入同文書院的時候,正是九一八事變前夕,日本對中國虎視眈眈,侵略野心已無法遮掩。當時同文書院的院長是後來就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的近衛文麿。在這樣的大背景和書院被賦予的特殊性質下,同文書院卻掀起了反戰運動,出現了一批同情並積極支持中國革命的日本學生。1930年3月,因英文老師不公平地對待學生,引起學生不滿,隨後,一年級的學生舉行罷課,並驅逐了這位英語老師。在這次行動中,中西功初試鋒芒引領學潮。不久,中西功又參加了由王學文指導、西里龍夫等同學為發起人而組織成立的“中國問題研究會”。1930年7月,中西功與安齋庫治、白井行幸、水野成等人一起建立了秘密革命組織——“日支鬥爭同盟”。該組織通過王學文直接受中共上海局情報系統的領導。

他是日本人,卻成為中共的紅色戰略特工,準確預報偷襲珍珠港情報

◆東亞同文書院。

那個簡稱“滿鐵”的株式會社,表面上是個股份有限公司式的財團法人,實際上除了經營滿洲鐵路和重工業以外,還是個龐大的間諜機構,是日本帝國最高統帥部的最大智囊庫。任務是把研究所得的決策性意見,上報給日本最高當局。

中西功原在日本理論界已負有盛名,加上在上海事務所善於蒐集和分析情報,所以不久就被日軍“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借調到日軍特務部工作。這個特務部是日本佔領軍最重要的特務機構,用以籌組和指導漢奸政權,如偽上海市大道政府,偽中華維新政府,以及正擬籌建的汪偽“國民政府”等,是當時日本當局對我進行種種陰謀策劃的指揮機關。中西功利用為日軍特務部做情報分析的條件,自由進入絕密資料室並外出調查,通過地下電臺向延安發出一系列重要情報。他同西里龍夫密切配合,加上中國同志的合作,在地下黨組織領導下,真是如龍騰雲,如虎添翼。

毛澤東高度評價“國際同志”

這個時期中西功蒐集到的情報還包括:日、蔣、汪三方關係變化,上海日軍網羅漢奸充當鷹犬情況,日本以上海為中心對華中佔領區進行經濟掠奪的情況,日本特務進行暗殺、破壞的陰謀計劃;日軍佔領武漢後對蔣介石的誘和進展,日軍在華兵力調配及“掃蕩”打算等。中西功還根據日本軍部的命令,寫了一本《三民主義基本問題》,作為日方秘密提交汪派漢奸“重建國民黨”的指導方針。同時,他把日本這一圖謀及時向組織上作了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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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尾崎秀實在日本。

這時尾崎秀實擔任了近衛首相的秘書,從東京不斷向中西功發來包括“御前會議”決定在內的許多情報,由他再轉發延安。有些行家說,看到這些情報,等於親自參加了日本最高層決策會並做了記錄。毛澤東曾對這些“國際同志”的貢獻做出了極高評價,說日本反戰人士對於中國抗戰和反法西斯的作用不可估量。

中西功在隱蔽戰線最傑出的貢獻,還在於他對國際戰局的獨到分析和提供的準確情報。中西功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歐洲大陸大小國家紛紛淪陷於法西斯德國,法國投降,英軍撤回本土,客觀形勢導致歐美帝國主義勢力重新組合並尋求新的世界政策。英、法、荷在遠東殖民勢力被削弱,使得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南亞的野心——“南進政策”推上了實際的進程。為此,日本加速國內法西斯化,力圖減輕在中國戰場的負擔,並開始向印支(越南)、泰國進軍。日本侵略擴張的軍政新趨勢不容忽視。

1940年,中西功取得了“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顧問的名義,為自己出入大本營、陸海軍部、興亞院(專門負責侵華事宜)等日本中樞機構叩開了方便之門。並且他還控制了東京派駐上海的“支那抗戰力量調查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蒐集戰略情報,加以分析研究,提出決策方案供日本統治當局採納的高級參謀機構。中西功以合法的政治身份在上海和東京同近衛首相秘書尾崎秀實進行了三次密談,相互瞭解到許多第一手資料。其中有:關於軍部搞垮阿部、米內兩內閣,扶持近衛第二次登臺組閣以推行“新政運動”,加強政治法西斯化的內幕;關於制定“基本國策綱要”即日本新的世界擴張戰略的陰謀;關於制定“時局處理綱要”即力圖解脫中國戰場的重負以實施“南進政策”的策劃;關於日本工業原料和戰備物資匱乏的情況;關於締結日、德、意三國軍事同盟的鬥爭情況;關於壓蔣未遂而向“對支戰爭長期化”的轉變;關於進軍印支(越南)和插手泰越國境糾紛以漁利的內幕;關於日本統治核心正在醞釀新的世界戰略的分析和判斷等。這些情報對於反法西斯陣營分析判斷時局起到重要作用。

中西功和西里龍夫在南京、上海的中國同志共同努力下,還取得了誘降蔣介石、扶持汪精衛,日軍對新四軍進行春季“大掃蕩”的預告,日本高級特務機關的分佈及活動情況等重要情報。這些情報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抗戰決策的制定。

由於中西功辦事能力特別強,“滿鐵”又把他要了回去,安排在上海事務所調查室任科長,專管調查研究,獨擋一面。1941年4月,“滿鐵”為適應加強蒐集情報的需要,在中西功負責的調查室下成立了一個特別調查班,專門負責蒐集蔣軍、中共、上海租界上層的情報材料。中西功趁機把中共黨員程和生介紹進去擔任班長,又安插了程維達等幾個共產黨員,共十多個“自己人”進了調查班。“調查班”由當時上海中共地下組織負責人潘漢年領導,在中共上海局情報科吳紀光的指導下負責對日戰略情報偵察。這一時期,以中西功為首的這一小組,以及由佐爾格(德國人,1925年加入蘇聯共產黨)、尾崎秀實為首的共產國際對日戰略情報組織,是戰鬥在日軍內部的兩顆不定時炸彈,隨時向延安和莫斯科傳遞著日本的核心情報。

1941年夏天,“滿鐵”上海事務所受“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委託,調查重慶抗戰力量。中西功根據辦事處的命令,接手承辦此項調查,“僱用”自己人開展工作,公開在虹口西華德路的大利莊公寓內辦公。這個“特別調查班”花高價派員潛入非佔領區,進行實地調查。他們蒐集到的各種材料和情報,都要上報給中西功。把調查所得的材料加以研究,得出結論,用來制定日本在佔領區的各種政策。中共通過中西功不但能左右這個班的活動,並且可以開出合法的敵佔區通行證,經過浙贛線去西南,經過津浦線去西安,為我建立紅色交通線提供了方便。

準確預報日本偷襲珍珠港

1941年,日本法西斯為參加重新瓜分世界,由蠢蠢欲動而進入積極行動的新階段。為此,日本依照御前會議先後決定的“適應世界形勢演變的時局處理綱要”和“中國事變處理綱要”,加緊國內法西斯統治和力圖結束侵華戰爭,以便為它順利地向南方推進創造條件。在這樣緊迫的政治環境中,日本法西斯警察和特務機關大大加強了它為了肅清其後方而例行的監視、檢察和鎮壓。

紅色戰略特工中西功、西里龍夫依然利用合法的身份地位努力工作,不斷取得重大的成就。1月間,中西功得悉日本插手泰、越邊境糾紛,企圖在泰國建立南進前哨基地。這時,因英美堅決援蔣併力挫日本南進,2 、3 月間,日本不顧希特勒一再催促日本攻蘇而開始實行由“聯德、攻蘇、防美”戰略向“聯德、攻美、防蘇”戰略轉變。為實施這一世界戰略大轉變,日本派出外相松岡洋右去蘇聯、特使野村吉三郎海軍大將去美國,分頭進行陰謀活動,軍部則加緊作南進部署。至5 、6 月,日本最高核心得知德國必將攻蘇,這時,在軍部,內閣、天皇之間秘密展開了“南進還是北進”的大辯論。結論是:“乘機南進,取得東南亞戰略物資後,再回頭北攻蘇聯。”為此,通過了“關於促進南方施策的方案”和“不惜對美英一戰”的總方針。

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準確日期被共產國際高級情報官佐爾格和尾崎秀實偵知,報告了莫斯科。7 、8 月,德國大軍壓境,蘇聯面臨著被德、日東西夾擊的危險。這時,延安曾兩次來電詢問:“日本北進、南進的動向如何?”中西功和西里龍夫堅定地回答說,根據他們所掌握的材料,日本確實已經沒有國力分身北攻蘇聯。佐爾格、尾崎秀實的報告和中西功、西里龍夫的證實,使得當時國際反法西斯陣營的主力蘇聯首腦部門,開始抽調東線大批兵力,支援西線戰場的保衛和反攻。

他是日本人,卻成為中共的紅色戰略特工,準確預報偷襲珍珠港情報

◆1941年中西功的一家。

中西功返回上海後,又從“滿鐵”絕密通報上看到日本將於11月30日結束與美國談判,日軍內部對日美談判沒有信心,海軍艦艇已經在瀨戶內海集結,並看到了南進部隊兵力編成表和各路司令的名單;同時,得到了南京派遣軍總司令部正在召開高級將領緊急會議的消息。於是他報告中共上海情報組織:日本南下已成定局,將在最近三個星期內的一個星期天爆發“大東亞戰爭”。經潘漢年同意,並請示延安後,吳紀光以最快的速度將這一情報轉交給中統上海站,發給美國大使詹森。但美國人此時卻熱衷於與日“談判”,並沒有重視這份情報。

果然,在第二個星期天的拂曉,即1941年12月8日(夏威夷時間12月7日)凌晨,日本出動數百架飛機對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進行轟炸,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出現新的拐點。中西功因準確預報了日美開戰的日期,名留青史。

最後的生死搏鬥

太平洋戰爭開始後,中西功仍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同中國同志一道堅守工作崗位。在敵人秘密搜索和追捕的嚴重情況下,向組織蒐集了許多重要的情報。1942年元旦,在上海,吳紀光特意將中西功和聯絡員程和生找來,慶祝新年。吳紀光高興地告訴中西功,延安發來專電,表揚上海情報科的工作。吳紀光表示,莫斯科戰役取得重大勝利,美英對日宣戰,中國抗日戰爭由此看到了勝利的曙光。中西功分析說,此時日本因發動長線戰爭困難重重,男子應徵只剩婦女,國內糧食來源斷絕,人民集體自殺時有所聞。中西功認為日軍佔領爪哇後再無力向前推進,日本對戰局難以持久支持。在中國,汪偽第三期清鄉將在江浙一帶修築三百公里竹籬笆,在蘇杭公路設置鐵絲網,不斷擴大清鄉範圍;華北第五次“治安強化”也將動用大量日軍,我八路軍、新四軍應不失時機地制定新一年作戰計劃,消滅日偽有生力量。中西功的情報分析迅速傳到延安。

而此時危險正一步步向中西功靠近。

就在佐爾格和尾崎秀實被捕後不久,中西功收到了以“白川次郎”的化名從東京發來的神秘電報,內容只有三個字“向西去”。這是在佐爾格和尾崎秀實被捕後,他們那個情報小組盡最後的努力向中西功發出的信號,提醒他東京出了問題,要他迅速撤離。

然而整個下午,中西功都若無其事的和一位做生意的“吳老闆”在咖啡館閒聊。據中西功的夫人中西芳子後來回憶,“發現丈夫有些異常,回來後就一直把自己關在書房。”事實上,那一晚中西功在書房裡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給東京打電話。他先是撥通了尾崎秀實家的電話,但始終無人接聽。再撥通另一位朋友水野成的電話,可電話裡的聲音有些走樣,他甚至記不得中西功了,接電話的也許根本不是水野成。彷彿一夜之間,中西功在東京的朋友全部消失了。而在那個深夜,潘漢年與吳老闆(即吳成方,中共上海情報系統具體負責人)一直討論的話題正是那封神秘的電報。“向西走”無疑是在暗示西邊方向的延安,這顯然是一個提醒中西功迅速轉移的警報。於是他們立即通知中西功從速撤走。然而,中西功的想法是:反法西斯戰爭正處在重要的轉折階段,此時任何一份情報的價值都超過自己的生命。而由他在日本間諜機構內部建立的情報網,正處在黃金運轉期,每一天都能夠向延安提供大量有價值的情報。如果自己轉移,整個情報網也會立即毀滅,這意味著多年心血化為灰燼。因此,他的意見是不走;不僅自己不走,還要求他小組中的數十名情報員堅守戰鬥崗位。

直到1942年5 月間,日駐滬13軍發動了對浙贛沿線作戰,中西功設法取得了“從軍調查員”的資格,打算到達浙贛線後相機出走,前往後方根據地。不幸的是,1942年6月16日,在杭州逗留的中西功被東京直接派來的特高課探員逮捕。從得到警報開始,中西功等足足堅持了八個月的時間。在被捕的前一天,西里龍夫還發出了日軍進攻中途島的絕密情報。中西功說:“我們是個整體,整體是第一位的,個人是第二位的。”以組織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生命來衡量行動方案,他們的精神不得不令人欽佩。

與中西功同期遭捕的,還有日籍中共秘密黨員西里龍夫、尾崎莊太郎、白井行幸,以及中共上海情報站和南京情報站及“滿鐵”特別調查班中埋伏的中共黨員共20多人。一個由中國人和日本人共同組成的龐大諜報網絡,令日本朝野震驚。東條英機親自簽署了中西功等人的批捕令。1944年,中西功、西里龍夫等被押解到東京警視廳,關進巢鴨拘留所,受到了殘酷的折磨。可是他們堅貞不屈,昂然屹立在法西斯惡魔面前。審訊中,中西功鏗鏘有力地陳述著自己的信念和意志:“ 我們直接參加中國革命鬥爭的行列,是因為現代的日本遭受著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殘酷統治,日本的革命活動受到嚴厲鎮壓而無法進行。在這種情形下,直接援助中國共產黨並促使日本侵華失敗,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清楚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我們明白自己所從事的秘密革命工作的危險性,我們知道隨時有被捕和被殺的可能。但是,為了革命事業,我們時刻準備犧牲一切而心甘情願。”

在幾十次審訊中,中西功和西里龍夫等日本革命志士昂首挺胸,慷慨陳詞。不止一次嚇得法官窘促地打斷他們的發言,慌慌張張宣告:此處不是宣揚共產主義的講壇,今日閉庭,“彼等不怕犧牲,積極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長期進行偵察活動,其於帝國聖業,國家安全,大東亞戰爭以及友邦勝負,為害之大,令人戰慄”。1945年8月,中西功被檢察機關以“違反治安維護法和外患罪”起訴,並被判處死刑,9月份等待執行。

所幸的是,1945 年8 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西里龍夫、中西功、尾崎莊太郎等“政治犯”由駐日盟軍釋放出獄。

他是日本人,卻成為中共的紅色戰略特工,準確預報偷襲珍珠港情報

◆1946年出版的日文版《中國共產黨史》。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西功在獄中時,“全憑自己的記憶”,堅持撰寫了《中國共產黨史》一書,並於1946年在日本出版,成為第一部研究中共黨史和紅軍長征的日文著作。中西功在書中寫道:“我們也許不久將離開這個世界,此時此刻痛感有必要把我們從中國共產黨那裡學到的東西留給後人。”對於他所認識的中國共產黨,中西功評價道:“我想說的第一件事是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在政治和理論上的高水平。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僅有二十幾年,其出發點非常之低,並且,國內工人階級的比率之小,給黨的發展造成了許多制約。但是,這個黨現在積累了非常豐富的革命經驗,作為一個擁有一百五十萬黨員的大黨,成為支配東亞命運的力量。這個黨不僅力量強大,這個黨的領導層和全體黨員具有的政治水平極其高。因此最終產生了毛澤東這樣偉大的領導者……”

中西功於1946年6月在本國加入了日本共產黨,並參與創辦中國研究所。1947年4月,作為日本共產黨員參加第一次參議院議員選舉並當選,曾在日本共產黨中央勞動組合對策部任職。1958年後任日共神奈川縣委員長(相當於省委書記)。中西功對中國問題進行了深入地研究,寫下了一系列著作,主要有:《中國革命與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革命的暴風雨中》《中國共產黨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民主革命的發展與世界》等。1973年3月,62歲的中西功因患胃癌逝世。彌留之際,中西功最懷念的仍是在上海的地下鬥爭歲月,他說:“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勝利的人們,他們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國。”

作為一個日本人,一個親歷中國革命暴風雨的情報專家,中西功深厚的中國情結令人感嘆。以他為原型的電視連續劇《智者無敵》(陳寶國主演)的熱播吸引了無數觀眾。中西功和其他日本革命志士為中國抗戰所進行的英勇奮鬥,對世界反法西斯鬥爭所做出的重大貢獻,將永遠銘刻在愛好和平的人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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