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初期，來先生就致力於清人年譜和時憲書的蒐集，這兩個門類的前者使他有了《清人年譜知見錄》的著述。而對於時憲書卻因為所藏之本全被燒燬，故未曾見到他寫出相應的研究成果。然而，從其所記可以瞭解到，他也曾對時憲書十分看重，並且他對自己的所藏也頗為得意，曾有一度他還想把自己的書齋改名。來先生在《舊書店》一文中寫道：
我經常到舊牆子河邊的廢品堆上去閒逛，在一捆捆廢書本中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收藏。有一次，我花費三塊多錢買了好幾捆廢書本，從中撿出了十幾本清朝乾嘉同光時的皇曆，雖然有些殘破陳舊，仍然使我大喜過望，以後由於加倍留心，又陸續收集到一些，加上我原藏部分，斷斷續續地有百多年，心想如能把清朝皇曆收齊，那不是很有歷史和文物價值的嗎?我一度還想模仿傅增湘先生因有兩部善本《資治通鑑》而命名自己的書齋為“雙鑑樓”那樣，把我的書齋題名為“清歷樓”，後因積累不足而未果。即就這百多年來說也頗自珍惜，不幸在文革“掃四舊”時，理所當然地被付之一炬。
地震後加固之樓
對於時憲書的收藏，來先生竟然有一百多個年號，這個成績確實不俗。因為我恰好也有此好，三十年的蒐集，至今也不過一百多個品種，因為時憲書屬於實用品，故保留的概率不高。而著名學者周紹良先生曾專藏明代的大統歷，後來這些藏本都捐贈給了北京圖書館。然而，清代的時憲書卻未見有專藏之人，來先生提到的傅增湘，其實也有藏曆之好，只是這位大藏書家僅藏一些特殊的稀見年號，比如乾隆六十一年到六十四年等等。而來先生則是想把清代的時憲書按照年代一一排列下來，搞成一個大全集。雖然因為文革的原因，使得他的這個志向未果，但他系統地收藏清代時憲書，則是我所知道的當代學者中的第一人。
樓號
僅有一棵棗樹
來先生的邃谷樓位於南開大學一個獨立的區域內，這個院落面積較大，裡面主要是三層到四層小樓，這些樓房的外觀都有著橫豎的加固梁，顯然這是唐山地震後的產物。而邃谷樓所在的一排房則是南大北村10號樓，其樓門前有一棵頗為粗壯的棗樹，而我遺憾於其不是兩棵。而後我跟隨焦老師登上了三樓，這種老樓沒有電梯，真不知晚年的來先生是如何上下樓。
堂號
境由心造
焦老師的用心
進入屋中，眼前所見是窄長的一條走廊，走廊的兩側各有幾間房。因我在蕭山圖書館已經參觀過來先生所捐之書，因此我覺得（以為）邃谷樓已經不會看到滿壁皆書的景況。然我在走廊內依然看到兩側牆壁上的書櫥裡放滿了書，而幾個房間參觀下來，裡面依然凡牆皆書。真不能想象，當年那些數量巨大的書堆放在哪裡。
音容宛在
文革期間，雖然來先生所藏之書基本上被燒掉了，但是他在文革之後又開始故態萌生，他在《散書之痛》一文中寫道：“‘文革’過後，我又重整旗鼓再建藏書。當時，一方面社會上流散的圖書量大，便於淘書，可謂網網不空；另一方面許多舊雨新知多投入著述，贈書日多。沒過幾年，我的藏書又恢復舊觀，幾間住房，都堆置了書。我還因此在天津評選藏書家活動中獲榮譽獎。”
整潔的書櫥
擺件
可惜的是，我今日走進邃谷已經無法看到這樣的現況，因為他的書已經捐出去了很多。對於捐書之地及其所捐的數量，來先生在《散書之痛》一文中寫道：“十來年前，我已超過八十歲，不免考慮身後問題。想到這些藏書的去處。晚輩既不從事同一專業，可留的書不多。與其空佔活人空間，不如早作安排。我也想到藏書聚散的道理，我同意藏書‘聚久必散’的規律，但也想為書謀得個好的‘安身立命’之所。2007年2月，我終於決心向家鄉散書，得到地方政府的歡迎和支持。他們建立了‘來新夏著述專藏閱覽館’和‘來新夏方誌館’，我還支持紹興一農民創辦‘民眾讀書室’，一共捐贈了萬餘冊圖書。”
未整理的書稿
其實他的所捐不僅如此，因為此後不久，天津圖書館的善本部主任李國慶先生又找到他。李主任跟來先生說，天津圖書館建了新館，李主任特意在新館內闢出一塊地方建起了“來新夏書房”，故其希望來先生將自己剩餘的藏本捐到那個書房裡面去。其實，在此之前，來先生將書捐給蕭山之後就有了一些悔意，他的後悔並不是因為心疼這些書的離去，更為重要者是他在捐書之後仍然在治學，而當年他所買之書乃是他研究學問的資料參考，而在捐書之後，當他突然用到某書而不見的時候，當然會帶來些許的不便：“當時心情是激動的，‘不亦善乎’的感情亦是真實的，‘聚終有散’的理念一直是堅定的，對藏書做這樣的安置也是妥善的。以後又繼續捐贈了一些書，心情也很平靜。但是過了一年多，由於若干尚需查閱和翻檢的書被捐掉而感到不便時，就有一絲悔意，埋怨自己的草率。”
櫥中之物
理智的決定與感性上的難以割捨，這當然都是人之常情。其實，來先生在捐書給蕭山之前，曾跟我在電話中商量過這件事。他向我詳細講述了捐書的心態，而我也直率地告訴他自己的意見。他說已經把藏書視為自己的孩子，當他們離去之時當然有許多的不捨，但是他還是捐出了自己的珍愛之物。捐書後的數年，當李主任再次提出讓他捐書之時，他說自己確實有了心理障礙，但他覺得自己曾寫過一篇名為《藏書的聚散》，此文發表在《中華讀書報》上，該文列舉了不少歷代藏書聚散的故事，而後他得出聚必有散的結論，而李主任找到他也肯定跟那篇文章有一定的關係，這讓來先生覺得既然說出這樣的話，總要捐出一些書給天津圖書館。
走廊也成了書房
可是，當他整理自己所餘之書時，感覺哪一本書都不捨得捐出去，以他的話來說：“這次散書比前次障礙較大，因為留存的書，有的是朋友簽名本，有的是難以斷定何時要用，有的是與我共經‘文革’災難的殘留本。拿起放下，好像是要把自家子弟驅趕出家門那樣的痛惜。我實在下不去手，只好委託妻子焦靜宜辦理，規定了三不捐，一是朋友的簽名本，二是近幾年尚需不時翻檢的工具書和專業書，三是枕邊的消閒書。一切由靜宜決定，我則置身事外，不加聞問。經過幾天辛勞，終於選出千餘冊圖書，分裝十餘紙箱。”
雖然有著這樣的不能割捨，他還是假妻子之手捐出了上千冊書給天津圖書館。這樣加起來，他的捐書數量確實不小。而今我走入邃谷依然看到仍有如此數量不小的藏書，這也足見來先生對藏書有著怎樣的摯愛。
《來新夏文集》校樣
床上的整齊排列
到如今，來先生的書房仍然是原有的式樣，焦老師告訴我，這間書房內的格局完全沒有變動，包括桌上的一些陳設她也未曾移動位置。只是來先生在書房內的床上擺放著一些書箱和資料，她正在整理校對《來新夏文集》，故需要把這些材料找出來。即使如此，這些書的擺放也十分齊整。由此可見，焦老師對來先生的深情以及她做事的謹嚴。
書房之一
來先生的書桌
櫥中滿滿
參觀完邃谷，我請焦老師坐下來給我講述一些不曾瞭解到的故事。焦靜宜從她何以認識來先生講起，她說自己1975年進南開讀書，當時學的是中國史專業。焦靜宜說她1968年下鄉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來先生是在1970年和74年被下放到郊區），所以進入南開乃（時）是三年制的工農兵學員。所幸入學一年後“四人幫”被粉碎了，在同學們的強烈要求下，學校決定給工農兵學員強化補課，而當時來先生給他們這一屆學生講古典目錄學。
焦老師說，這是來先生離開講壇多年後第一次恢復上課，而那時焦靜宜是班長。但她剛走入校園後不久就發生了唐山大地震，圖書館被封閉了起來，學生們無法借書看，所以來先生在講課時提到的很多書他們都沒看到過。這樣的課其實也聽得半懂不懂，雖然說來先生很會講課，因為他的表述清晰明瞭，但即使這樣，還是有些學生對這門課不感興趣，但也有少數的學生卻很喜歡目錄版本學，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門課能講得如此生動。
焦老師找來一包書
裡面是來先生的批註本
來新夏會講課的名聲很快在學校內傳播開來，後來旁聽的人越來越多，因此他們的教室站滿了旁聽者，這讓正式的學生很有意見。這個意見反映到相關部門，於是學校給來先生調了個大教室，這個教室能坐八十多人。但很快又滿了，為此，校方（系裡）又將來先生的課調到了歷史系階梯教室，但同樣有很多人來聽講，這些聽眾不僅是本系的學生，其他專業的人也來聽這門課，甚至社科院和天津圖書館的人也來旁聽。由此可見，來先生在古典目錄學方面是何等之稔熟。
松鶴延年
另一間書室
依然很滿
綠色
來先生的著作
焦老師的書房
出自來先生之手
除了治學之外，來先生把很多精力用在了行政方面，比如他利用國際銀行貸款建起了出版大樓。後來又利用邵逸夫基金蓋起了學校的第二個圖書館，而這都是來先生對本校的貢獻。
對於來先生的晚年捐書之舉，焦老師說，她也沒有完全理解來先生為什麼對故鄉蕭山有著如此深厚的情感。因為他在7歲時就離開了蕭山，自此之後，再沒有在那裡長期生活過。而來先生原本應允把自己的藏書捐給蕭山方誌辦，然而蕭山市政府認為，來先生的這些書若捐給蕭山圖書館會更有影響力。但來先生認為，既允諾在先，不能因此而失言，於是他就將自己的藏書分捐兩處，而這兩個地方都建起了來新夏藏書專室。
另一間書房
焦靜宜告訴我，來先生的遺囑中提到他的剩餘之書還是要捐出，但他要求不能分散。其實此前也有其他地方來談過，希望得到來先生的所藏之書。其中，包括私人提出要給來先生建獨立的藏書館，但來先生不想讓自己的藏書分散多地。
雖然來先生出版了那麼多著作，然焦靜宜說來先生從不計較稿費，即使稿酬不高，他還要掏錢買一百冊。來先生有一個名單，每出新書都讓焦老師按名單寄出，除此之外，來先生平時也願意贈書給喜歡自己著述的朋友。前幾年國家圖書館的李際寧先生向來先生要他的稿本，來先生將自己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和《林則徐年譜》兩部手稿捐給了國圖。
來先生去世於2014年3月，在此前他的學生徐建華教授提出要給來先生編全集，但來先生不主張出這樣的著作，他謙稱自己沒資格。後來徐建華又帶領他的學生編了《來新夏文集》，遺憾的是，《文集》還沒有編好，來先生就去世了。因此，焦老師近年的工作就是協助校勘《文集》。
聘書
對於來先生的藏書，焦老師說，還有一些來先生批校之本未曾捐出，而後她給我打開了一個紙包，此書乃民國石印本，裡面有不少來先生的眉批。看到先生所批之書，我多少有些激動。雖然說來先生贈送給我不少他的大作，上面也都有他的字跡，但我還未曾得到過他的批校之本。焦老師也明確地告訴我，來先生不希望自己的書分散，故我努力忍住了自己的欲得之念未再張口。
大概十年前，來先生在電話中告訴我，他在早年就開始收集《書目答問》的名家標註，已經收集了多家，而今他請天圖的李國慶主任整理成文稿準備出版。來先生希望我能將此稿校對一過，而我則跟來先生說，這些年來自己也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來先生聞言，問我是否願意將自己的標註匯入該書之中。能如此附驥當然求之不得，於是我立即將自己的電子稿發給了來先生。他收到後，卻跟我說：原來你的標註已經有了四十多萬字，完全可以獨立成書，匯入他的書中有些可惜了。故他建議我獨自出版，然我卻坦陳地跟來先生說，自己並不介意這件事，能給來先生作出些許貢獻，也是我的榮譽所在。然來先生說自己絕不會掠美，於是他提出這部書由他和李國慶與我共同署名。
與來先生、李國慶先生合著的《書目答問匯補》
之後，為了編此書，我們三人有了很多細節上的商議。而後李國慶排好了版式，我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將該書細校一遍。因為我校對水平有限，故書中還是有些錯誤。而本書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後，我看到這上下兩冊的一百多萬字，還是感念來先生的提攜。此後，中華書局還特意為該書舉辦了學術研讀會，在會上我聽到許多專家對該書的首肯。雖然有溢美之辭，但跟著來先生能夠得到這樣的榮譽，還是令我有些小得意。
我未曾聽聞到這部書也獲了一等獎
此後，這部書在業界有著不小的影響。焦老師說，這部書的出版令來先生也很高興，尤其後來此書獲了獎。然我對獲獎之事卻未曾聽聞過，於是焦老師起身到書房內去翻找，而後拿出了幾本證書。其中之一乃是中國出版協會古籍出版工作委員會頒發的獲獎證書，此證書中寫明《書目答問匯補》榮獲2011年度全國優秀古籍圖書獎一等獎。這部書能夠得到業界的首肯，這當然是令人興奮的一件事，而我卻未曾聽到來先生提起過。他到了晚年真可謂淡泊名利，而焦老師也奇怪我不知此事。雖然這是遲來的榮譽，但至少我覺得我是本書的作者之一，總還有著與有榮焉的愉悅，而這也更加讓我感念來先生的無私。
獲獎證書
關於來先生何以要彙編《書目答問》的批註本，他在所寫的《我與古舊書》一文中提及到他跟古舊書業行家的交往，此文中提到了天津古籍書店的張振鐸、王振永和劉錫剛，而來先生搞書目答問匯補竟然也與書界的這些行家有關係。他在我《與古舊書》一文中寫道：
振永和錫剛主要跑南開圖書館，振永和我有更多的私交，所以經常到我家來聊天，有時拿些好版本書給我看。有一次送來兩種《書目答問》批註本：一是天津藏書家劉明陽的批註本，一是邵次公的批註本。我連夜過錄，數日後始歸還。這一過錄引起我廣搜《書目答問》批註的興趣。歷時半世紀，終於完成《書目答問匯補》一書，利人使用。
既然有這樣的批註本在，我問焦老師是否原書還在，她幫我翻找一番卻未曾找到，這樣的本子當真令我神往。
關於來先生書齋名稱邃谷樓的來由，我在此前並未留意，2005年南京的董寧文先生編了一本《我的書房》，其中收有來先生所寫《我的書齋——邃谷樓》。我從此文中得知，來先生最早的齋號是蝸居，直到他18歲時才有了獨立的書房，雖然這個書房面積很小，乃是樓梯下面的“簃”。但來先生卻將他改造成了書房，對於堂號的來由，來先生在此文中寫道：“有了獨有的書齋，自然應該有個能登大雅的齋名。我從昏沉的樓梯底下苦思冥想到幽暗的深谷，又把平淡的深字換成比較深奧的邃字，而且這間黑屋是佔有從樓下到樓上的空間，至少有點樓味，於是便果斷地定名為‘邃谷樓’。”
當年的邃谷樓其實面積僅8平方大小，但來先生卻十分喜愛，為此他還寫了一篇《邃谷樓記》。來先生自稱，此記乃是他用文言文來寫作的處女作。《邃谷樓記》頗長，我摘引前面一段如下：
非谷而曰谷，何也?惟其深也。無樓而曰樓，何也?惟其高也。惟高與深，斯學者所止焉爾。邃谷樓者，餘讀書所也。沉酣潛研，鑽堅仰高，得乎書而體乎道，邃然而自適焉。晦翁朱氏詩曰：“舊學商量加邃密”，朱氏之為是詩也，時方與象山辨致知格物之同異，稱商量且以邃密為言，喻其深也。今餘以邃名谷，又以邃谷名樓，蓋亦示志學端倪而專攻史學之志略爾!
這段話解釋了他何以以邃谷名齋的緣由，同時也可窺來先生在治學方面有著宏大的願想。難怪他在時間允許之時，能夠在三個學科迸發出異彩。這樣的先生我卻跟他有著時間不短的交往，而這也正是我的幸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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