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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国。

根据《左传》昭公九年载詹桓伯论西周初年之语云：“巴、濮、楚、邓,周南土也。”，将邓国与巴、濮、楚并举，说明在西周初年邓国就已经在江汉流域了。中甗铭文中讲到周昭王派中到方和邓等地进行视察，学者认为这里的“邓”就是邓国。那么如此看来，西周初年的邓国是在南阳盆地的。到了春秋时期，邓国南迁到了今天的襄阳一带。据考古显示，今天襄樊市西北10余里的古邓城遗址当即古邓城，是古邓国都城所在。

2，邓县。

邓县是楚国灭掉邓国以后，在邓旧地置县来进行统治。《左传》鲁庄公十六年（前678年），楚文王灭邓国，而又于其地置县。1974年山湾墓地出土一件邓公乘鼎，铭文有“邓公乘”等字，同时徐少华将其年代定在春秋晚期的前段，上距楚灭邓约一个半世纪，因此这里的邓公，不可能是邓国之公，而只能是邓县县公。说明楚在灭邓后，在邓之故地设县。与《左传》载楚灭息后在其地设息县相同。

3，邓城县。

邓城县是西晋时置，沿革了之前的邓县，换句话说，邓城县就是邓县名字变动了一点而已，属襄阳郡。邓城县的治所一开始是在今天襄阳的东北，后来唐代又迁到战国秦汉时邓县所在地。

4，襄阳县。

襄阳县是西汉所置，属南郡。西汉时同置邓县，属南阳郡。东汉末年曹操设襄阳郡，从南郡和南阳郡中分出一部分土地划归到襄阳郡中，邓县和襄阳县就都属襄阳郡了。

识小录

南阳郡初设时，汉水北为邓县（辖境约相当于今襄阳县汉水北部分），属南阳郡。汉水南为邔县，后又在其西北设立了伊庐县，西汉时改名中庐县（辖境约相当于今南漳县北部和襄阳县汉水南部分），又于汉水南岸的军事重镇北津戍新设襄阳县，属南郡。西边为房陵县（辖境约相当于今保康县、房县）属汉中郡。

汉水自武当县进入南阳郡后，到武当（今均县）汇入丹水，转而沿武当山东侧的平原地区向南偏东的方向经酂、阴、筑阳、山都到今谷城县茨河镇，在此遇到荆山山脉后折而向东，紧贴荆山余脉北侧的阿头山、汉皋山（万山）、襄阳城北，绕岘山，汇入淯水（今白河），又遇大洪山的余脉，再折而向南，穿南襄隘道经邔、宜城等县向东南汇入江水（长江）。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东西走向的汉水只有茨河至东津的这段100余里汉水，“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指的就是这里，荆山与大巴山两大山脉之间的南襄隘道的天然分界除汉水无他。南郡初设时并无襄阳县，但由于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特设北津戍，西汉时才设襄阳县，目的就是为了卡住南襄隘道上的汉水渡口，其军事意义远大于政治和经济意义。

对此，“襄阳说”的学者大多不以为然，著名学者朱大渭先生就说：“我们认为，首先不能把两郡边界以沔水为界绝对化，何况秦建制离东汉末已400余年，边界变化较大。东汉时，实际上南阳和南郡已开始突破沔水界线，如南阳郡之武当、筑阳、山都三县均在沔水之南，即是明证。”另外一位很著名的潘正贤先生也反复说：“这都是对两郡分界线大的总的走向讲的。而两郡具体地方出现互相交错的情况则是小的例外，这种小的例外并不影响两郡大的总的边界走向。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为分界线就是西起武当、东到随县这段数百里汉水而言，并非‘南阳说’论者所特指的自山都到襄阳这段一百多里的汉水而言。他们硬要这样说的目的，就是要把武当、筑阳两县在汉水以南说成在汉水以西，把隆中说成在汉水以南属南郡的襄阳，不属南阳郡的邓县，而将隆中排除在南阳郡邓县之外，以达到他们把诸葛亮躬耕地拉向汉水以北，直至拉向南阳郡郡治宛县的目的。”潘先生还说：“‘南阳说’者说南阳郡与南郡在山都至襄阳一段是以汉水为分界线，汉水以北为南阳郡，汉水以南为南郡，隆中又在汉水以南，那诸葛亮就应该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郡’，而不应该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了。但是，诸葛亮为什么却偏要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呢？这没有别的解释，只能说他躬耕的隆中是在汉水以南，南阳郡邓县的这一小块地方是跨过了汉水的”。

首先，应当明确秦汉时期南阳郡、南郡的分界问题的三个基本前提：一，必须是两郡的边界；二，必须是以汉水为界；三，必须是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由此看来，上述“襄阳说”的观点有多处明显的常识性错误，一，“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为分界就是西起武当、东到随县这段数百里汉水而言”，谬也。武当至筑阳4县离南郡远着呢，均不与南郡相邻，而是西与汉中郡的杨、武陵、房陵县相邻，与两郡分界无关。二，“东汉时，实际上南阳和南郡已开始突破沔水界线，如南阳郡之武当、筑阳、山都三县均在沔水之南，即是明证。”亦谬也。武当、筑阳、山都三县在秦设南阳郡时均已存在，县治亦在汉水之西（或南也行），怎么是东汉才突破沔水界限？南阳郡与汉中郡的分界是大巴山、武当山主脊，不是汉水。三，“两郡具体地方出现（跨江）互相交错的情况则是小的例外”，再谬也。武当至随县数百里的汉水两岸，除茨河至东津这百余里外，其他各县都是跨江设置的，绝不是小的例外。从武当至山都段的汉水全在南阳郡境内，汉水西距汉中郡的交界处都有百里之遥。而自襄阳东津以下流经邔、宜城、鄀3县的汉水则全在南郡境内，东距南郡与南阳郡和江夏郡的交界处也在百里上下。这上、下两段汉水根本不存在南阳郡和南郡的分界问题，是两郡的内河而不是界河。南阳、南郡相邻的以汉水为界的只有今茨河至东津这一段东西走向的汉水，“襄阳说”的朋友怎么能连这一点都看不明白？四，“就是要把武当、筑阳两县在汉水以南说成在汉水以西，把隆中说成在汉水以南属南郡的襄阳”，亦大谬。看看《水经注》对这段汉水走向的描述吧：“又曲东南，过武当县东北……又东南过酂县之西南……又南过谷城东……又南过阴县之西……又南过筑阳县东……又东过山都县东北……又东过襄阳县北……又从（襄阳）县东屈西南……又东过中庐县东……又南过邔县东北……又南过宜城县东。”在郦道元的眼里，除山都至中庐使用的是“东过”外，其他两段汉水用了两个“东南”，五个“南过”，我们就不明白了，同样是辨别方位，“襄阳说”的学者怎么和郦道元的视觉差距这么大呢？五，至于潘老先生最后说：“诸葛亮为什么却偏要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呢？这没有别的解释，只能说他躬耕的隆中是在汉水以南，南阳郡邓县的这一小块地方是跨过了汉水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学术偏执狂的体现，无语。我们也在问为什么？我们希望潘先生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认真研讨问题，那就一定能回答这个为什么。

我们回头再看南阳郡所处的南阳盆地的自然地理状况：

南阳盆地又称南襄盆地，其自然地理范围位于秦岭、大巴山以东，桐柏山、大别山以西，北界是秦岭山脉东端的伏牛山地，其南界西段是荆山山脉延伸到汉水南岸的余脉阿头山、万山一线，东段是大洪山北麓并沿大洪山、绿林山主脊一线向东南交与江夏郡，襄阳城与荆山余脉万山北临一段东西向，长100余里的汉水。唐河、白河、丹江等主要河流纵贯盆地中部，南入汉水。周边的山脉恰好把这块地方给围了起来。但细看南阳盆地，虽四面环山，但南界襄阳附近的荆山余脉万山和大洪山之间却有一个缺口隔汉水与江汉平原相连，自古称为“南襄隘道”，是南北交通孔道之一。春秋战国时就开通的伊阙道就是洛阳南下宛、襄到达江汉地区的重要通道。另外，由长安经武关到宛城的秦楚驿道也是由宛城折而南下，与伊阙道合并向南通过南襄隘道到达江汉平原的。所以，“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其实指的就是南襄隘道这一段，绝不是西起武当、东到随县这段数百里汉水，而是自茨河至东津这段百余里东西流向的汉水而言。

从历史地图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襄阳说”所论及的武当、筑阳两县均在南阳郡的西界，这段汉水为南北走向（准确地说是西北北至东南南走向），而且西（南）岸均有宽阔的山前冲积平原，隔汉水与南阳盆地连成一片，平原西部为大巴山、武当山的东坡，再向西翻越海拔1000余米的大巴山、武当山主脊的崇山峻岭与以汉中盆地为中心设置的汉中郡的杨、武陵、房陵县相邻。大巴山、武当山主脊是两郡的界山，这段汉水全部在南阳郡内，是南阳郡的内河，汉水西距与汉中郡的交界处都有百里之遥。从北到南的武当、酂、阴、筑阳、山都5县均跨江而置，其县城均在江边，其中3县县治在汉水东（或东北），2县县治在汉水西（或西南），5县辖境均在南阳郡设郡之初已确定。试想，此5县的汉水西部如不划归向东一马平川的南阳郡管辖，而让汉中郡翻山越岭去辖武当山东这一小块山前平原，这可能吗？重申一下，武当、筑阳的西界是汉中郡，不是南郡！武当至山都的汉水走向是南北（或西北东南），这段汉水，与南阳郡、南郡以汉水为界根本无关。所以，拿这样的例子来否定“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的分界原则无异于缘木求鱼，是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举例。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汉水自襄阳东津触大洪山折而南下后，这段汉水基本走向是正南偏东一点儿。南郡境内的邔、宜城、鄀3县也是临江治县，跨江而设，3县东隔大洪山、绿林山主脊与南阳郡的蔡阳、春陵、随3县相邻，这段汉水则是南郡的内河，东距南阳郡的交界处也在百里上下。所以，从武当到鄀县，南阳郡、南郡汉水两岸共有10县，其中8县辖区跨江而设（按“襄阳说”的观点，邓县和襄阳也是跨江而设，那上述10县就是百分之百地跨江而设），这样，古代众多史学家“汉水之北为南阳，汉水之南为南郡者是也”的记载岂不都是白日梦话？反过来讲，如果我们不相信当时正史记载的两郡以汉水为界仅指茨河至东津这东西向的百余里，仅指南襄隘道这一段，而是因为武当、筑阳在汉水西（或者就算汉水南），而推论邓县就一定可以跨汉水而辖隆中，岂不更是弱智？

同期其他一些史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两郡是以汉水为界的，如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四《城邑·北津》记载：“襄［阳］城，本［楚之下邑；檀溪带其西，岘山亘其南，］楚（国）之北津［也］。［楚有二津，谓：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通周﹑郑﹑晋﹑卫之道；其东，则从汉津渡［汉，经］江夏出［平］皋关是也，通陈﹑蔡﹑齐﹑宋之道。］”东吴重臣鲁肃也曾对孙权说：“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诸葛亮在《草庐对》中也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这些话，一方面说明了荆襄地势险要，另一方面“楚之北津”，“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北据汉沔”等等的描述也间接证明了荆襄的北界的确是这一段东西走向的汉水。

另外，《后汉书•地理志第八上》还有“邓，故国。都是尉治”。邓，就是邓县。故国即春秋邓国，邓国属地未过汉水，汉水南是古庐国辖地。“都是尉治”即关防，汉水北的这个关口防的就是汉水的渡口，邓县是其尉治所在。西汉时都尉一般一郡只设一处，其级别与郡守相同。与邓县都尉相邻的西北为武关都尉，西南为夷陵都尉，均在千里之外，足见其为交通咽喉之所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作为汉水渡口的关防重地邓县没有任何理由越汉水，绕万山去辖汉水南隆中那一小块土地。何况对岸的襄阳城亦为“北津戍”，是另一个军事重地，把襄阳城西的一块地方划归江北的南阳郡管辖，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是不可思议的。

根据这些史料。东汉时期位于汉水南岸还未见记载的今隆中地区，毫无疑问应属南郡的襄阳县管辖，而绝不可能属于汉水北岸的南阳郡管辖。所以，南阳郡和南郡的分界只有今茨河（或山都故城，在今襄阳县太平店镇）至东津这段东西走向的汉水，别无他处。

奔流到海不停留

习凿齿《汉晋春秋》一句“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很是诡异，生生把隆中变成了南阳郡邓县在汉江南岸“飞地”，这与该书记述“南郡与南阳郡以汉水为界”相互矛盾；也与习氏早期著述《襄阳耆旧记》里“襄阳有孔明故宅”的记述自相龃龉。去掉“于南阳之邓县”六字，则能上下合槽，前后呼应，但这又会直接把隆中排除在“躬耕南阳”之南阳郡外！合理推断：《汉晋春秋》明显被后世修订者动了手脚，目的是为了让襄阳隆中“碰瓷”诸葛亮《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中華釣魚島

227年诸葛亮做《出师表》时不可能把【襄阳郡之隆中】写成“南阳”——因此，今天的襄阳隆中不可能是诸葛亮躬耕地！！

这里结合诸葛亮躬耕地谈一下邓县、南阳郡、南郡、襄阳郡的关系。

一、曹操对东汉南阳郡、南郡的变革——被刘备、关羽、诸葛亮认可，并被记录在《三国志》、《晋书》

1、秦汉(建安十三年前)时期，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江为界，邓县属于南阳郡。

2、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分南阳郡南部的山都、邓县和南郡北部的襄阳、中庐等地置襄阳郡，治襄阳县。注意，此时还是大汉天下，襄阳郡是东汉正式行政区划。

3、《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刘备取荆州后，认命关羽为襄阳郡太守，镇守汉江以北。说明刘备、诸葛亮承认襄阳郡的，认可曹操对东汉行政区划的变革。

二、《出师表》是战争宣言，只能用当时的行政区划，而不可能用20年前的行政区划

4、220年魏国建立，221年蜀国建立，222年吴国建立，三国正式开始。

5、227年诸葛亮做《出师表》云“今天下三分……”，可见诸葛亮用的是227年的行政区划。

同时，诸葛亮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而来二十有一年矣”——因此，“南阳”不可能跨越襄阳郡之山都、邓县、汉江，管辖隆中。所以，今天的襄阳隆中不可能是诸葛亮躬耕地。

6、《后汉书》、《三国志》中“南阳”一指南阳郡，二指南阳郡治——宛(今河南南阳)，因此诸葛亮说的“南阳”有可能是宛。如诸葛亮《后出师表》“困于南阳”之“南阳”即指宛。如此，今天的襄阳隆中可以退出躬耕地之争了。

7、退一步讲，诸葛亮说的“南阳”是南阳郡，宛也属于南阳郡，南阳(宛)也有可能是躬耕地，部分襄樊砖家说“南阳郡不是宛，所以宛不可能是躬耕地”真是荒谬！

8、综上:227年诸葛亮做《出师表》时不可能把【襄阳郡之隆中】写成“南阳”——因此，今天的襄阳隆中不可能是诸葛亮躬耕地！！

断鹰攀崖

因为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南阳、襄阳争吵不休！襄阳为圆其说，抱出“东汉邓县管辖襄阳及汉水以南隆中”之说，来证明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就在今天的襄阳！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邓州市历代史志竟找不到一点丝蛛马迹！古邓国疆域涵盖今天的邓州市以南达汉水以北（襄阳），因为邓州、襄阳行政区划归属不同，本来是一个整体，被割裂开，各说各的理！三国在历史上存在只有80年，不是“三国演义”烘托，可以忽略不计。在那个你争我占的动荡不定时代，行政区域随时都在变化，含糊不清也在情理之中。个人观点：拜托🙏大家歇歇吧，不要再斗嘴了！

關鍵字: 初年 邓国 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