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源】《中國經濟史研究》2018年第3期
【作者】龍登高 王苗
【原文標題】武訓的理財興學之道
【內容提要】武訓興辦義學而被載入正史，因其特殊身份與不凡功績而成為備受讚譽的歷史人物。但武訓並非通過行乞所得興辦義學，他是一位理財高手。他靠出賣祖產進入金融市場，在商業放貸、小微放貸、代理人放貸中有效控制風險，成功獲取金融收益；並以“義學正” 法人產權主體來合法募捐和投資土地，以土地未來收益支撐義學的長期發展。他在資本與土地收益之間騰挪轉換，在長期收益與短期收益之間有機組合，得益於在興辦義學的目標下，充分利用民間金融工具、地權市場和法人產權制度整合市場及社會資源。
【關鍵詞】武訓 義學 理財 行乞 法人產權
【作者及簡介】龍登高，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研究所教授。王苗，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研究所博士後。
·連載1·
武訓（1838-1896），這位生活在魯西北地區的乞丐，因其累畢生之財力，興辦了三所義學，得以青史留名，入《清史稿》孝義列傳，有“千古奇丐”“千古義丐”之稱。這樣一位傳奇人物，受到了晚清政府的嘉獎，民國政府的頌揚，近代諸位教育家的盛讚。1950年電影《武訓傳》上映，1951年，電影錯遭批判。撥亂反正後，1986年國務院作出為武訓恢復名譽的決定。
以往對於身為丐者的武訓如何累積財力、實現興學一事，強調他依靠乞討、辛苦積累。然而，興辦學校對晚清地方政府和富商大族來說都不容易，興建校舍，聘請教師，長期運營，耗資巨大，管理複雜。而且既為義學，意味著不會有任何學費來支持學校的運營和持續發展。實際上，武訓是乞丐固然不錯，但他創辦義學的錢財，卻絕非靠乞討累積起來的。他其實更是一位理財高手，這一點較少引起人們的關注。如果忽略這一關鍵，將會形成誤導，也可能造成對傳統社會的誤讀。
本文不再著眼於其乞丐身份與興學事業，而是聚焦於他究竟通過何種手段實現錢財的聚集，挖掘其理財與經營之道。武訓為義學留下的財產，遍佈三縣，包括土地、房屋、店鋪、生息資本等，計有：堂邑縣柳林義塾地230畝，義塾房屋1所，計20間；臨清州御史巷義塾地7畝，又鋪房3所，又存鋪生息京錢130萬文；館陶縣楊二莊義塾捐助京錢30萬文。全部資產折錢合計約10625.8貫。如此分散而多樣化的龐大資產，並非乞討所得，武訓的理財與管理之道確實值得關注。武訓在資本與土地收益之間騰挪轉換，在長期收益與短期收益之間有機組合的能力，令人頗為驚訝。從武訓理財興學的角度進行探討，不僅能深入挖掘武訓其人其事在精神層面之外的價值，而且由此折射出傳統時代財富積累之道，以及民間興辦學校與公共事務的途徑。
一、初將土地變現為資金，繼以資本放貸生息
如果不是走投無路，出賣祖產向來都會被視為數典忘祖的不恥行為。因此，將土地變現為資本，這在當時是少之又少的。出賣土地轉化為亟需的商業資本，需要勇氣與膽識，僅在商人階層偶可見之。然而，同治初年（1862）武訓毅然將祖傳的４畝地變賣，得京錢12萬文，連其歷年所積，共21萬文餘，作為本金請人代為放貸生息。210貫，三分利息，一年下來利息是210×3％×12＝75.6貫錢，利上滾利，為數可觀。出賣土地轉化為生息資本，風險很高，武訓一例是極為罕見的，也唯武訓才有此破釜沉舟立志興學的勇氣。至光緒十二年（1886）冬時，“統計所生息之錢，除買地230餘畝外，本利尚餘錢2800貫。”24年間，武訓已經將最初210貫的原始資本經營擴大為7000餘貫。資本放貸生息是他實現財富積累的重要途徑。
由於金融工具稀缺，資本供給不足，傳統時代放貸的利率較高。 武訓既有大額的商業放貸，也有零碎的小微放貸，“他把整注的找婁峻嶺和楊樹坊等人替他經營，零碎的自己放。”他特別注重資金的流動性，不讓資金沉澱下來，“五百錢也不肯存在身上，隔一天就看漲。”武訓放貸，有其眼光和高明手段，其放貸生息的經營之道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重視商業放貸。關於歷史上商業貸款的研究比較薄弱，實際上商業貸款可能是傳統歷史時期貸款的主要流向。武訓“常放錢給殷實鋪戶，三分行息，按月結賬”，“無論在堂邑，在館陶、在臨清放債，其利率都是當時的最高標準，月利三分”，“一吊錢每月要三十個制錢的利”。武訓的商業放貸主要是貸給當地的鋪戶。他所在的山東臨清，因地處京杭運河，在明清時期漕運興盛時，成為華北商業中心。雖然清代後期隨著運河的淤塞以及黃河決口與改道，漕運日益衰微，臨清不復其盛，但其餘脈仍然延續，為南北貨物交流之地，糧船絡繹，市場較為活躍。據《調查記》，單是兌換元寶、碎銀、放款出帖（銀票）的銀錢號（ 包括小的錢鋪）就有七八十家，最大的三家是：馬市街的“際元”、鍋市街的“聚興”、青碗市口的“永亨增”。
商業貸款通常有一定規模效應，而且武訓選擇品牌大銀號，風險相對較低。“成十吊的錢，放給臨清的銀錢號、商店和地主。”特別是那幾家大銀號，武訓與他們均有來往，把錢放給這些票號或是他們所開設的字號；存放錢數每次約二三十吊，或五六十吊。武訓經常出入徐家大院（大夫第），“徐是大地主、大豪紳，又是大銀號‘際元’的老闆。武訓常去‘際元’存款，出入‘大夫第’。”武訓還選擇大商人施善政為他理財。施是當地數一數二有錢有勢的人物，是臨清鈔關包稅者之一。鈔關是明清時期設在地方的稅務機構，臨清為運河沿線鈔關之一。武訓在臨清的財產，有相當一部分是交給施善政等人去放貸的，其去世後統計：“ 臨關經書等使庫平銀六百兩，二分二釐行息，憑摺取利，有卷可查，系馮長泰承管”。
一個乞丐與這些富商大戶有生意往來，而且是其資金放貸者，顯然此時的武訓已然是一個民間金融家。不過，剛開始的時候，富商大戶的確不理睬這個乞丐，武訓跪下磕頭，在楊樹坊家曾連跪數天，“蓄滿十貫，即跪求鄉耆代為儲存，藉權子母生息”。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武訓一個個敲開了當地頭面人物的高門大院，能夠“把整注的找婁峻嶺和楊樹坊等人替他經營”。
商業貸款是一個明智的策略。一是相對於面向窮人的小微放貸，商業放貸的風險畢竟要低一些。窮人往往是生活借貸，很可能是難以償還的。二是依託大商家品牌經營，降低風險，還貸能力較有保障；三是商鋪資金需求規模較大也較穩定，放貸的信息搜索成本較低，單位成本低。武訓選擇當地最大的幾家銀錢號以及請施善政、楊樹坊等大商人放貸，從而獲利穩定而豐厚。
其二，小微貸款，不憚細瑣。“整注”的商業放貸之外，“小注”放貸武訓也絕不放棄，武訓去世後在臨清遺產中，零戶貸放1000餘吊。“武訓在他們村上乞錢，當人家不給他，說沒有錢的時候，武訓馬上掏出錢來說：‘我有錢，我放給你。’”他在其雙重身份中隨機應變，一面是乞丐，一面是金融家。這種小額貸款對於解決窮人貧窮的根源至為重要，尤努斯就以小額放貸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尤努斯放貸的利息很高，有的超過20％，屬於高利貸。但對於窮人來說，資本供給不足與金融工具稀缺，無處貸款才是最大的困難，正所謂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其實小微貸款風險高，而且成本高，一般金融機構不願為之。增加針對窮人的小微放貸資本供給，就成為扶助窮人的一種途徑。
其三，代理人放貸。武訓請銀號與富商放貸，可以視為他選擇富商銀號作為其資本放貸的代理，當然也可以視為面向鋪戶和銀號放貸，因為鋪戶和銀號每個月都得向他支付利率。小額放貸者通常選擇代理人。一是因為小微放貸的客戶非常零星分散，代理人更容易掌握貸款人的信用與信息，以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困境，二是因為還貸不易，需要多種手段頻繁追討，甚至施之暴力。在臨清鎮，其合作代理人有校場村大地主李惠蘭、河西地主李廷揚，還有上文提到的臨清鈔關的施善政。武訓還把錢放給一個叫呂臘月兒的“ 地痞流氓”，經常通過他放貸給下街賣包子的、做小買賣的、賣紙元寶的等小生意人。藥王廟街，常見武訓三天兩頭去放賬收賬，但都是小注的。
武訓善於選擇各色代理人，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其管理能力。當他以“義學正”之名興辦義學廣為人知後，代理人其實也成為武訓籌集資金辦學的夥伴。
其四，重視信用與風險控制。武訓常年周遊乞討，瞭解客戶的信用，在選擇放貸時較能把控風險，並相機選擇相應的經營策略。有一個賣雞腸子的小販，老婆是個賭鬼，經常用武訓的錢，每次數目不超過兩吊，利息三分，武訓怕她坑賬，每次只放一個月。這其實是以短期放貸來規避風險。
武訓重視信用，經常通過地主、紳士、銀錢號等信用高的機構、個人放貸。對於這些風險相對小的大品牌機構，武訓選擇長期放貸與規模放貸。他自行放貸時，選擇能夠回本付息的“好戶”——相當於他評估的“信用分數高”的客戶來放貸。武訓放貸還有一條附帶的原則，必須是“夠三輩”的人家，債務人死了，還可以找他的後代算賬。或者說，這是武訓考察信用的一種方法。
對於窮人或低信用者，沒有抵押品，武訓不會輕易放貸。如果窮人要借他的錢，就必須有抵押品，通常是“指地放貸”。據《調查記》，館陶縣汪信遠十幾年借武訓的錢，最後還不起，將“四十畝地和九間房子折給武訓”。張玉池的曾祖父借了武訓的錢還不起，便把地當給武訓。武訓放貸講市場規則而不顧親戚關係，“認錢不認人”。武訓是唐勤習的舅爺爺，唐勤習的父親求武訓借給他十吊錢，武訓不同意，堅持借錢就得要抵押品，他向唐勤習的父親說：“行呀，你指給我哪一塊地吧”。
最後，資本放貸的同時，投資鋪房。武訓眼光獨到，善於發現機會，著眼於未來，他曾放過一筆錢（10吊左右）給兩個管理運河閘門的閘夫，以其河岸小屋作抵。遠離鬧市的臨時建築，武訓卻能發現其價值與潛在升值空間。閘夫借了這筆“驢打滾”後，再也無力償付。武訓執行債權，收了這間屋子，租給了一個王姓剃頭戶。因為這片河岸經常有船伕歇腳，於是剃頭戶便在運河口上開了剃頭鋪。武訓按月去收房租，每月800文。他還當下鋪房一座，當錢100吊，每月租價兩吊400文。
以往關於資本放貸或者說高利貸的研究，形成一些既定印象。實質上，高利貸始終有其存在空間與內在邏輯，以其需求偏好和資本偏好滿足某種選擇，是多元化金融手段體系中的一種高風險的民間借貸形式，其他金融工具難以完全替代；並以其市場定位與行業細分在多樣化體系中降低系統性風險。也因此，尤努斯的高利貸非但沒有被指斥為剝削，相反還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儘管武訓的放貸行為在《調查記》中將其作為重點來批判，但裡面蘊含的理財經營能力還是值得關注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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