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值時代，演員能否將提升自身修養當作職業信仰，關乎中國影視業發展的未來。
2018年4月，中信出版社出版了演員方子春和丈夫宋苗合寫的《一棵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藝》，書中展現了焦菊隱、歐陽山尊、藍天野、呂中、朱旭等41位“人藝人”對藝術的不懈追求，更有吳剛、濮存昕、馮遠征、楊立新、何冰等人的口述實錄。
作者方子春是北京人藝著名錶演藝術家方琯德的女兒，從小成長在人藝的大院中，親眼目睹和見證了北京人藝的人和戲。她在書中為讀者展示了這些演員熒屏之外不為人知的另一面。
看完41位人藝人的經歷，你會對“戲比天大”、“沒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員”和“一棵菜精神”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石頭，人見人知，不稀奇。好石頭不多，但也要有人喜歡。美石需要有心人去尋找，去發現，再費力扛回來，去掉汙濁讓它凸顯本色。
藍家的客廳裡擺滿了五色斑斕的石頭，大大小小，高高矮矮，讓人目不暇接。在眾石之中坐著八十六歲的藍天野叔叔，他面帶微笑，未等我坐定就遞給我那本前些天就放在這裡的冊頁，翻到他寫的這頁讓我看，只見天野叔叔用剛勁有力的筆墨寫道:
北京人藝六十年不容易。人藝是為人民的，培育出一代又一代戲劇人才，連人藝的孩子們都帶著人藝的氣息，該把這些記下來。
藍天野為北京人藝六十週年題字(攝於 2012 年)
2012年6月12日，這是人藝六十週年大慶的正日子，天野叔叔這些天多忙啊，他還擠時間給我們寫下這樣的話語，讓我感動不已。沒容我多想，耳邊已傳來天野叔叔特有的、從胸膛發出的聲音:“說吧，今兒你讓我說什麼?”嘿，沒想到，老頭還挺性急，這可和我印象中的藍天野不一樣。其實，我們雖然曾經同住一院，他們兩口子和我爸、我公婆關係甚好，但與我本人交往卻不多。加之天野叔叔年輕時又不愛說話，不愛說到什麼份兒上呢，據說除吃飯，其他時間一點兒聲兒都沒有。可這沒聲兒的人，一出聲，那共鳴“槓槓的”!
不愛說話的人讓更不愛說話的人給治了。盛傳，天野叔叔那個酷似他的兒子藍苗也不愛說話。一日，家中就他父子二人，房間裡靜得掉根針都能聽到。在長久的靜默後天野叔叔說話了：“我說，你出個氣兒行嗎?”哈哈，想到這裡我就大笑，我曾問過藍苗，他卻全盤否定。現在這爺倆又特逗，不光比年輕時胖了許多，還都變得愛說話了。這不，我去別人家探訪，總要坐一坐，先東拉西扯地說些別的才能進入正題，到天野叔叔這裡卻不用，直入正題。
“說，今兒讓我說什麼?”
聽聽，讓他說什麼?說什麼不行吶，就怕您不說!
天野叔叔開聊了，他又一次讓我感到意外，本以為今天會聽到一堂生動的表演課或臺詞課，可是沒有。天野叔叔一談兩小時，對於藝術隻字不提，只談關係，談與我爸的相識，談與我公婆的交往，談他們的初識與共事，談得更多的是往日的時光。
“先從你父親說起。”我們的談話開始了。
“我和狄辛跟方琯德的接觸是很多的。第一次見到你父親時北平城剛剛解放......”隨著天野叔叔的娓娓而談，我的眼前不再是一位老者，而浮現出一群二三十歲充滿理想與朝氣的革命青年。
“1948年底，我當時在華大文工二團，因為當時北平在談判，爭取和平解放，部隊急行軍走到良鄉停下來等待命令。北平的解放是從郊區向核心部分一步一步挺進的，解放一塊進駐一塊。後來石景山解放了，華大文工二團就駐紮在石景山發電廠。清華、燕京大學都解放了，城牆內沒解放，為保護古都北平，人們就在城外等著。
“1949年1月31日宣佈北平解放的當天，傍晚華大文工二團就進入了北平城。剛進城沒有固定的住所，今天住這兒，明天住那兒。此時從國統區穿越封鎖線過來的方琯德帶著妻子吳藝和女兒‘斑比’隨著耿震，還有大鬍子王傑五人直奔而來。那時簡單，有人問他們:‘你們是演話劇的?’這就有了初步的瞭解。原來也聽說過劇專，都是搞戲的，就(把他們)留下了。很快給他們一人發了一套灰土布的服裝，女同志是列寧裝，男同志是四個兜的中山裝。這四個人很快就融入到了集體的環境中，沒有一點隔閡。
“我原來所在的祖國劇團，是在北平國統區做工作的，後來逐步撤離到解放區。蘇民、童超去得早，我是最後走的，到解放區也就半年時間。組建了華大文工團，迎接北平解放。原以為解放北平需要幾年，沒想到半年時間就回來了。方琯德等人從上海輾轉到北平，比較容易融合到一起。這真是應了那句話:‘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
“當然，有個別人和事也難以適應。比如除了排戲，工作之餘，大家聯歡時做遊戲，一起圍坐，分成兩組比賽。主持人說要什麼東西，雙方紛紛搶作一團，要眼鏡，取眼鏡，要帽子，摘帽子。有時主持人要襪子，就脫襪子，現場可就一片混亂，哪方完成得快就勝了。這就讓一些看慣了陽春白雪的人，受不了這樣的‘土八路’作風。”
《民主青年進行曲》劇照(攝於 1949 年)，(左起)田衝 、蘇民、白山、方琯德、藍天野、胡宗溫
那時大家都很年輕，大多還沒結婚，方琯德一家的特殊情況是還帶著孩子。天野叔叔口中的孩子就是我姐姐斑比，後來我哥哥子哥也出生了。天野叔叔說:“那段時間斑比倒黴了，她是姐姐，那是弟弟。只要小子哥有點動靜，不高興要哭了，不分青紅皂白，她就可能得捱揍。大家覺得這不行，方琯德夫婦都參加革命隊伍了還重男輕女。我們就給他們提意見。”
我還是第一次聽說這個，腦子裡馬上想到，不知我姐我哥聽到做何感想。
天野叔叔接著說:“琯徳年齡大些，與我們相差近10歲，(對他)有相對的照顧。比如去看戲或開會要排隊，過馬路要跑步。其他人不太習慣呀，自我感覺是搞藝術的，於是有另外一位剛來的導演就提出，我們這幾個人能不能別排隊喊口號了。後來組織上一想，照顧一下吧，同意了，包括琯德、耿震等人就不排隊了。
“新中國成立前夕，即使在北平，我在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演劇二隊生活、工作。當時相當於小解放區，但還穿著國民黨軍裝，一個月給點兒錢，相當於供給制，我們對集體管理的生活很適應。新中國成立初文工團沿襲了供給制，發衣服，管飯，每月摺合6斤小米的錢。後來改叫包乾制，直到話劇團最後改為薪金制。那時大家有個共同的心情是：北京解放了，咱們到解放區了，全國馬上就要解放啦。
“開國大典前，話劇團排練了《民主青年進行曲》。我是主角，飾演方哲仁，田衝演賀百里，是學生運動中的骨幹，蘇民演老教授，胡宗溫演教授的女兒，方琯德演一名激進的大學生，因為他有學生的經歷，說實在的，演得特好。
“當時比較突出的有兩個戲，一個是《民主青年進行曲》，這個戲演了兩年;另一是《紅旗歌》，是華大文工三團演的。後來三團撤銷了，一部分併到了我們文工二團，我們也演《紅旗歌》。同時還演一些 老的秧歌劇:《王大娘趕集》，宣傳城市政策的《一場虛驚》，肖榴演的小歌劇《賣糖姑娘》，一個小女孩，挑著一個挑子賣糖，各種小吃。詞兒我都記得(天野叔叔唱了起來)：‘掛拉棗脆又香，花生瓜子芝麻糖......’我們宣傳的就是城市政策，解放軍買賣公平。還有快板劇、小歌劇，湊起來的小節目演出。
“那時演出前先扭秧歌，分成兩隊，男的一隊，女的一隊，扭著秧歌打場子。那時孫維世在我們這，剛從蘇聯回來。搞話劇嘛，女隊她打頭，男隊我打頭。
“當時，演員隊隊長是田衝，副隊長是蘇民，我只是個小組長。我們弄了一組小節目，到天津、唐山演出。記得到唐山礦裡還下井呢，井下用驢車。我導了個小戲，演出時沒我事了，就回北京了。一回來就接到通知，因籌備開國大典，要來一個蘇聯文化代表團，還帶一個紅軍歌舞團。團長是法捷耶夫，副團長西蒙諾夫，這是蘇聯當時最有名的作家。領導說，你參加接待組，組長是曹禺，副組長是金山，我、田衝、方琯德、耿震等人都參加了。我們就負責禮儀上的接待，真正安排演出等日程有專職的部門。舉行開國大典的當天，光未然帶著我和田衝、方琯德從駐地棉花衚衕走著到天安門廣場。開國大典在下午，去的路上有號外，上面有幾張照片，照片裡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光未然看著號外忽然自問自答:‘怎麼沒有恩來同志呀?哦，周副主席是要做內閣總理大臣的。’走到天安門廣場之後，光未然去了觀禮臺上。
“遊行時，我們就在廣場上，前面就是拿花的小孩，都坐著。天安門上人多，密密麻麻站在一起，遊行隊伍分辨不出毛主席，後來大概周總理安排了毛主席的站位，故意分散了別的領導人，中間就兩人——毛澤東和朱德。大家遠看一目瞭然。
“等遊行結束了，氣球一放，小孩高舉鮮花往金水橋跑去，喊著‘毛主席萬歲’，毛澤東先走到西邊的角上，然後是東邊，揮動著帽子回應‘人民萬歲’。我當時挺激動，這真是偉人呀，真有領袖的氣質!心裡特高興。
“當天晚上，我們在中南海懷仁堂，紅軍歌舞團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進行演出。我們接待組進去了，其實也沒什麼事，預備東西都有專職人員，我們主要是陪著，問問代表團還需要什麼幫助。
“我心裡有個估計，毛主席一定會來，判斷好來時從哪個方向進來，我就在那個方向等著。果然，毛主席、朱德、劉少奇、周總理都從這走進來，和我就一臂之隔。毛主席確實有領袖的氣質。那時他已經發胖了，不是延安文藝座談會時的樣子了。演出開始了，毛主席兩邊分別坐著法捷耶夫和西蒙諾夫。演出節目中間，毛主席站了起來，挎著兩人的肩膀，說:‘我們感謝他。’大家熱烈鼓掌。
“有這麼一個小插曲，在演出過程中，屋裡熱，主席就脫毛衣，毛衣是套頭的，一下脫不下來，後邊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就胡嚕他頭髮。我當時想，這肯定是他女兒李訥。前些年我見到李訥時，我說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我見過你。李訥回想了一下，說有這麼回事。我當時覺得主席是偉人，是領袖，但是與自己孩子的關係和普通人一樣。
“還有這麼件事，我們在長安戲院演出，全是小節目，有《黃河大合唱》等等。文工二團的李醒，到前臺去看演出，看到有個包廂沒人，他就溜到樓上包廂坐著看節目，而且坐在包廂正中間。演出中間進來了一些人，包廂是可以坐下幾個人的，他也沒在意。一會兒有人給他遞上冰激凌，那就吃吧。一扭頭看見遞冰激凌的是周恩來，再一扭頭這邊是毛澤東。好嘛，他走也不是，不走卻如坐針氈。好不容易溜了回來，和大家一說，大家講，你多幸運呀。可見那時領導與群眾的關係。
“和方琯德第一次正式的合作，就是這次接待蘇聯文化代表團。到天壇等地臨時演出，是聯歡會的形式，要臨時搭臺。曹禺要先講話，祝歡迎辭。定好他最後一句話，一講完，我們就告訴樂隊，馬上奏樂、跳舞等等。現在想起來，當時也挺不容易的，一切都是第一次，沒幹過，沒有經驗，現在都有專門的接待機構，可中南海哪能輕易進呢!”
這段故事我知道，我曾聽父親說起過，也聽田衝的女兒小惠姐姐講到過，田衝叔叔在這次不尋常的接待中到處去借紅地毯，搞出的笑話我已講過。我還沒從上邊的故事中回過神兒來。
天野叔叔接著說：“歐陽山尊、田衝、耿震被派去導訓班學習，表訓班裡有我和張瞳。張瞳是中央戲劇學院成立後沒設立本科時在普通科學習的，時間很短，林連昆也是普通科的，學習後分到了話劇團。現在林連昆和朱旭差不多都八十三歲了，那時朱旭、林連昆和李婉芬都是北京的中學生。朱旭有點結巴，1949年才十九歲，進了華大文工團，經過短期培訓，我們要了7個學員，還有馮欽、趙玉昌，大部分都留下了。
“歐陽山尊經歷豐富，國統區解放區都去過，效果、道具、燈光都幹過，有時還演戲。到解放區後成為劇社的社長，他聽過毛主席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現場講話。曾給毛主席寫過信，毛主席還回信了。他比趙起揚資格老，趙起揚是延安魯藝的，是《白毛女》最早演趙大叔的。
總之，和方琯德的合作，主要是上面說的這件事。”
“1950年，排練《俄羅斯問題》，刁光覃、田衝都參加了。演外國戲文工團的就不合適了。此時醫生給我做檢查，說我有肺結核，安排去休養，所以就沒參與這個戲，後來才知道是誤診。”
“1952年提出文藝團體專業化，兩個話劇團合併組建北京人藝，兩個歌劇團組成中國歌劇舞劇院，兩個舞蹈團組成北京舞蹈學校，所以這些學校今年都是六十週年。在北京人藝籌備的過程中，為了紀念世界文化名人果戈理，孫維世要排《欽差大臣》，從我們這找了幾個演員，田衝、方琯德、葉子和我。排練過程中，演市長的演員很吃力，要換人。孫維世就猶豫還有誰能演呢，聽說刁光覃原先在演劇九隊演過，就約好在鐵獅子衚衕家中見個面，試試戲，讓我們幾個人陪著刁光覃去。那時刁光覃可是位大演員，但照樣得試角色。拿到一段長臺詞，到裡屋略微準備，出來後演一段，當場孫維世也沒說什麼。回來坐在車上就對於村講：‘回去做善後吧。’意思就是確定刁光覃演了，回去和被換下的同志好好談談。”
“《欽差大臣》快上演時，人藝這邊還在籌備建院，因為是聯合演出，宣傳廣告寫什麼名字呀，我們回去一問，是‘北京藝術劇院’。因為我們學習的對象是蘇聯莫斯科藝術劇院。沒幾天接到通知，又讓我們趕緊告訴人家，我們的院名改了，根據北京市市長彭真的意見更改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所以6月份上演的《欽差大臣》的說明書上寫著‘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聯合公演’。我在紀念北京人藝建院六十週年的文章上看到過，還有戲迷珍藏著當年的《欽差 大臣》說明書。”
“在《欽差大臣》中，方琯德飾演郵政局長。後來我看過蘇聯電影《欽差大臣》，田衝比蘇聯演員演得都好。田衝的演技是學不來的，是演員的天性。”
天野叔叔說的這些事，我聽得那麼入迷，因為那時我還沒有出生，我多麼想知道父輩們的這些往事，我從中能看到他們曾經是那麼純粹，那麼執著，那麼無私地接受著新中國交給他們的每一項任務。“北京人藝建院後的第一件事不是排戲，是下廠下鄉半年。不要小看這半年時光，這半年讓他們瞭解基層，知道工人在做什麼，農民在想什麼，幹部如何工作。這半年進一步體現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人民’二字。體驗生活成為劇院的制度和習慣。從此至今，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始終走在這條道路上。”
天野叔叔接著回憶：“北京人藝建院後我和方琯德合作的不多，同在一個戲的機會少。比如1959年國慶獻禮劇目《蔡文姬》《伊索》《慳吝人》，我們分別在兩個組。後來分隊也不在一起，分兩個隊，我是一隊，方琯德是二隊隊長，蘇民和狄辛是副隊長。演員隊也不完全固定，是根據工作需要劃分的。例如為國慶十週年獻禮的劇目就不分隊，誰合適誰演。平時為了多演出可以分成四個隊。
“方琯德的《春華秋實》演得好。原來這個戲的名字叫《丁經理》，他就演丁經理。我原來不知他有那麼大本事。他具有一個演員的天性，加上生活經歷和知識面很廣。他在《民主青年進行曲》中演學生時，已超過了學生的年齡，但是把握得非常好。”
圖說：藍天野在畫上題字(攝於 2012 年)
後來，方琯德主辦《人藝論壇報》，藍天野也參加了，他拿出自己的特長—畫畫。這北京人藝的人啊，個個多才多藝，常說藝多不壓身。天野叔叔不光演戲，他還幹過化裝，在祖國劇團演出時，一晚上他給三十幾人化裝。再拿天野叔叔畫畫來說吧，他曾在藝專學習繪畫，與蘇民叔叔十幾歲就是同學，到藝專還是同學。後來他演戲了，可並沒有放下手中的畫筆，師從李苦禪、許麟廬兩位國畫大家學畫。他曾多次與人同開畫展，八十五歲高齡又在中國美術館辦了第三次個人畫展，實屬不易，讓人欽佩。也許正是這種孜孜不倦的精神，才使年輕時瘦弱的身體到老年後反而健壯了起來，他是現在劇院裡難得的還在繼續工作、身體健壯、不糊塗的老人。
看看，我這人就是這樣，說著說著又岔出去了吧。拉回來，拉回1954年(我還不滿一歲的時候)，聽天野叔叔談談從表演幹部訓練班回來的情況。
“1954年12月至1956年9月，中央戲劇學院舉辦了一個表演幹部訓練班，由蘇聯專家庫裡涅夫授課，學員都來自全國的話劇院團，人藝指派我和張瞳參加培訓。由於到蘇聯專家那裡直接學習的人極少，大家都想取真經，我們回來後，為把學習心得傳授給大家，劇院為在職演員辦了一個培訓班，後來要求來學習的人有很多，由我來教課。我有個原則，要求學習的同志自願參加。方琯德就來了，他資歷最老，年齡最大，是那個班的班長，此外這個班還有童超、狄辛、平原、金 昭、秦在平、張興山。來學習班的還有黃宗洛，對他我得靈活掌握。 蘇聯專家的方法是斯坦尼斯拉夫體系，黃宗洛就不是這路子，他就是要表現，排戲時他全身掛滿了小道具。演戲不能勉強，要發揮他的長處。當他碰上了焦菊隱導戲，焦菊隱的態度就是：你來吧，有什麼本事就用上，然後一點點再調整。”
“北京人藝有一個統一的風格，但是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藝術個性，主張和方法也不一樣。就是這些人釀成了統一的風格。我說的是‘釀成’，而不是‘勾兌’，都一個路子就沒特色了。田沖和刁光覃一樣嗎?絕對不一樣。黃宗洛很明顯和大家不一樣，但湊在一起就是統一的。”
“《茶館》中的灰大褂是由林連昆和李大千來扮演的，當時選角色時，一個瘦高，一個矮胖，對比明顯又有趣。待到1979年復排時，林連昆胖了，李大千瘦了，在臺上一站顯得挺滑稽。大家都知道，人藝排戲要先體驗生活三個月，當年這兩位演員體驗生活，滿北京找舊社會的偵緝隊人員。解放這麼多年，上哪兒找呀。最後多方打聽，終於找到了，有些看自行車的人就是原來偵緝隊的，審查後沒大問題留用，看自行車。這些人做看自行車這工作合適，眼睛一掃，什麼人讀不懂啊，小偷無處可躲。”
“表演幹部訓練班結束後，人藝排《帶槍的人》，戲中我演斯大林，前面還有兩人，楊寶琮和田衝，兩人輪流演雪特林和斯大林。那時我沒事，特有興趣演斯大林，我的樣子雖沒楊寶琮像，但我會化裝。那天周總理來看戲時是我演的，總理說我是年輕時的斯大林。”
說到這兒，我提了個挑事的問題：“三人演一角，在別的劇院就會有矛盾。我現在一問你們，老說:好，蘇民叔叔和我爸正副隊長，好，沒矛盾。楊青和我公公分別是前臺主任和後臺主任，好，沒矛盾。這麼多年你們又不是真空，難道就真沒矛盾?有了怎麼辦?”我把天野叔叔擠到牆角了，看他怎麼回答。可天野叔叔倒也不繞彎子。
“誰演戲多了，誰演戲少了，演員之間肯定會有意見，但一般來講，這種情況太少了。為藝術上的分歧爭得不可開交，臉紅脖子粗，很正常，過後便不是問題。比如都說焦菊隱脾氣不好，但焦菊隱對我特好，從來沒有說過重話。但他對趙韞如就很嚴厲，排戲時兩人都急了，很不愉快，但下個戲還繼續用她，完全沒有因為這些造成成見。藝術爭論歸爭論，再激烈，以後該怎麼合作還照樣怎麼合作。當然，有的導演就不行，想演我排的戲沒門兒了，用人有圈子。”
“這次看北京臺做人藝六十週年慶典的紀錄片，裡邊就談到蘇民叔叔排《蔡文姬》時，徐帆為了一個觀點在排練場和蘇民吵了起來。進了人藝排練場這裡沒有什麼叔叔、大導演、老前輩，也沒有說不得的名演員。人藝的排練場裡貼著四個大大的字：戲比天大。在這四個字下，有什麼觀點不能闡述?有什麼話不能直說呢?我就欣賞這個，可在現今的演藝圈，哪能做到正常的學術討論與批評?我這個‘批評’並非是批評本意，是對學術正常的、純粹的討論與評說。人藝能保持這個傳統實在是太好了，說明在這裡，人心還是那麼幹淨。”
看我，又岔開了不是，拉回來，時間不早了，天野叔叔還有事兒，我們忙把話題轉到我公婆身上。
“我和你公公宋垠是生活中的密友，是1947年認識的。宋垠從演劇六隊經北平到解放區，到演劇二隊就待下來了，天津演出也去了，去正定解放區的華北大學比我們早，他是六班，我是十幾班。在戲劇學院話劇團和北京人藝建院後，因為我們不在一個部門，所以那時接觸不是特別多。”
“‘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個人的表現好。在大是大非面前敢於堅持原則，不懼政治打壓，被定為‘革命的攔路虎’‘絆腳石’‘二月逆流’。”藍天野接著講，“當時把所有的走資派、革命對象集中起來，我是第一個受衝擊的。別人總得找個理由對付一下，只有宋垠不在乎，你說你的，他拿個大扇子啪啪啪地扇風......”
“他有個用於開會時做記錄、做傳達的筆記本，記錄用的是簡寫方法，例如，將‘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簡寫成‘毛......兵......’，特別是有一句‘毛主席......後事’，這在‘文化大革命’時不得了了，什麼意思呀？詛咒革命領袖?可宋垠回答:‘對呀，就是要辦後事呀，可這是會議傳達，主席自己講的話。’那時我們天天去單位接受批判，有一天宋垠沒在，我們幾個都議論，他會出什麼事啊?幾天後才聽說他被單獨關小黑屋了。因為他骨頭硬，該怎麼樣就怎麼樣，關小黑屋也要說實話。因為這樣，後來我們走得很近，直到今天每年都會一起聚會。”
我聽著，回想起那可怕的、觸及每個人靈魂的“文化大革命”。我看看指針，時鐘走得好快，已近中午。我們把“文化大革命”跳過去，跳過那些年，直接聊聊天野叔叔的離休生活吧。
“我是1987年離休的，特徹底。有二十年不拍戲、不演戲、不看戲。不光北京人藝的戲，所有劇團的戲都在內，因為我不幹這個了。有時演些影視劇，畫畫，玩兒石頭。包括去年讓我演個戲，我也說別找我，我不想演戲。”
天野叔叔臺上臺下忙活了一輩子，他離休了，多麼想從此按自己的想法好好享受生活。但是事與願違，太多的人不想讓他休息。比如，鄭榕叔叔就想演戲。那年演《屠夫》就是他建議的，說是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週年，其實就是因為裡面有個坐輪椅的角色。前年紀念總理，鄭榕叔叔和朱琳阿姨兩人坐輪椅演了一段。天野叔叔理解他幾十年的同仁們，“文化大革命”十年，他們最好的年華付之東流，沒演夠啊!大家八九十歲了，腿腳不行了，但腦子不糊塗，心態不錯，坐著輪椅還是想上臺。他們一輩子離不開這裡，離不開後臺特有的化裝品的味道，離不開舞臺，離不開觀眾，在這裡他們心裡踏實。
可天野叔叔說:“我真不想演戲，即使離開舞臺二十年了，也不想演，但真對人藝說‘不’字，還真說不出口。所以在去年《家》裡飾演馮樂山，既然演了，就得帶著濃厚興趣全心投入。”
2012年6月11日，人藝院慶六十週年前一天，院領導張和平又請藍天野和狄辛吃飯，請他出山為即將開排的新戲做藝術總監。可幹了一輩子演員的藍天野並不知道藝術總監是幹什麼的。張和平告訴他藝術總監就是宏觀調控，就是請老前輩給把把藝術關。
是啊，一個藝術總監，是宏觀調控，他可調可不調。可藍天野出山就不是宏觀的而是微觀的了。比如，談劇本的會去找他，搞設計圖的也會去找他。藍天野當過導演，學過美術，出的主意都在點上。所以說不是宏觀的，是微觀的，可一微觀就會累。
新戲《甲子園》，藍天野作為藝術家，作為第一輩的代表人物，為了劇院的發展，再累他也說不出“不”字。
前些日子藍天野累壞了，院慶採訪一個接一個，有時一天兩個，他真有些吃不消。當然，還有許多不能說“不”的原因在他心裡壓著。最終他答應了張和平，接下了藝術總監的職務。
在我最近多方走訪人藝的前輩或平輩的過程中，有一個共同的現象，就是人藝人對劇院的感情。幾乎沒有一個人提到人藝會像其他單位的人提到自己單位時表現出的那般不關痛癢。人藝人不會這樣，我不否認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人的自身中“本我”與“自我”這倆小人還互打呢，更何況一個大劇院，何況藝海無涯，何況人藝個個都是人尖子呢！但是，在劇院的工作與個人利益相沖突時，從老到少幾乎都是以工作為重。
關於天野叔叔還能一直上臺參加演出的原因，他說:“原來沒有‘明星’這一稱呼，年齡大了也不稱老藝術家，北京人藝只講主要演員。舒繡文、刁光覃、田衝、葉子、朱琳、胡宗溫、方琯德、於是之，還有就是我和童超、董行佶、呂齊。那時人真是多呀，比如《茶館》《蔡文姬》，在臺上的每個演員，就算是挎刀的人都很有兩下子。但是我們這些人退了，我算是幸運的。原來我身體最不好，現在變成身體最好的了，居然又能上臺演戲了。我一演戲就不一樣了，人們心裡會認為，這是老藝術家來了。四世同堂時我就是第一代，現在這戲裡的演員都是五世同堂了，我還是第一代。”聽了這番話我明白了，天野叔叔演戲早已不是個人的喜好，他是代表了一代人。五世同堂站在這聖殿上，意義深遠啊!
隨之我又想到人藝常提的“一棵菜精神”。天野叔叔給我解釋了一棵菜精神的由來。
中午12點多了，狄辛阿姨回來了，我寒暄站起，隨手拉起天野叔叔，要他送我塊石頭。敢和天野叔叔要石頭的人不多，我算一個。說了一上午，天野叔叔已有些疲倦，但逃不過我這打劫的，他一邊走向他那一架子的寶貝，一邊問我 :“要大的，要小的?” “小的。”我心想，人不可貪，再說大的也沒地兒放呀，這時天野叔叔拿起一塊純天然的瑪瑙石，告訴我它產自內蒙古西部阿拉善左旗......
我看著為我講解石頭的藍天野叔叔，突然明白他為什麼喜愛把玩石頭了，因為他欣賞石頭兼具堅硬的質地與天然的柔美。為什麼又總 喜歡拿起畫筆?因為他心崇自然，而非人為雕琢，他讚美天成之作。演了一輩子戲，化了一輩子裝，老了，就再也不想勉強自己了。他多麼想過一種悠閒自得的、不加修飾的、坦誠淡定的、什麼也不用考慮、想幹什麼幹什麼的生活。
我抱著小石頭和冊頁如獲至寶地飛出藍家。明天，我還要走進這裡探訪狄辛阿姨。現在拉著藍苗吃豆花莊去嘍!
天野叔叔在講石(攝於 2012 年)
《一棵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藝》書封
（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原題：我石天琢—藍天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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