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一土學校孩子們出遊
這個題目，是借用顧明遠老師一本書的題目。
我兩年前開始接觸教育的時候，這本書可以說是我的“啟蒙”書之一，裡面很全面地回顧了中國現代教育發展的歷史，對中國教育體制的問題直言不諱，有很多觀察和思考，非常有啟發。
我遠不是專家或學者，但是作為教育的實踐者，也借最近的契機，寫一點自己的思考。
不過轉念一想，既然我們講公民社會，作為公民，就應該珍視提出意見這一項公民權利。所以我徵求了法律界朋友的一些建議後，就具體條例層面的一些建議，經探討，參照法律界人士的行文風格提出了一些建議和思考，放在《關於《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修訂草案）（徵求意見稿）》相關條款討論後的解讀和建議》。在這裡也呼籲大家，如果你認同這些建議，可以引用借用，也對這個公開徵求意見稿提出意見，需要在 5 月 20 號之前，發郵件給郵箱 [email protected]。
首先說說思考這些的出發點。我既不是官員，也不是學者。但是的確有幾個“分裂”的身份。在教育裡，我一方面受過國內最優質的教育，在國外讀了博士，又有幸在國際的高端平臺上看世界和做事情，在牛津羅德獎學金的終選委員會，和清華蘇世民書院的學術顧問委員會上看世界最頂尖的教育項目，參與思考如何培養未來的世界領導；另一方面，又是一個普通人，一個母親，一個因為學校的項目（學校項目和蓋茨基金會無關）對中國教育有近距離觀察的“從業者”。
在教育外，一方面在麥肯錫中國和美國分公司的經歷，讓我曾經在五百強的視角下看到了商業邏輯下的世界；另一方面在蓋茨基金會，我又看到了世界範圍內更廣闊的社會問題，看到了這個日益聯結的世界中，政府、企業和社會力量一起解決全球範圍內人類面對的大問題的緊迫性和必要性。而最終，這些都拋開，作為一箇中國人，此處生此處長，幾次出去又回來，見證了祖國的發展，也看到了世界視野下中國的問題，對中國的未來和發展有一份簡單的責任感和緊迫感吧。
教育問題和孩子的問題是未來的問題，所以我們現在做的每一件正確或錯誤的事，都會影響未來。當下的中美貿易戰和深層的互不理解，一定程度上，是二十年前的教育後果。教育屬於典型的重要不緊急的事情，在我們當下的政府工作排序裡，和民生相關的醫療、教育、兒童發展，都是非常靠後的，這一方面似乎可以理解，一方面又是讓人擔憂的。我以前的文章《後天》裡講過，經濟解決今天的問題，科技解決明天的問題，而教育解決後天的問題。但如果我們也以這個順序思考問題，不提前思考和佈局後天的問題，就會永遠在“今天”處在被動的局面。
同時，雖然下面要說的代表了我看到的問題，但我仍然覺得中國教育至今為止的總體成果非常了不起。我們改革開放後這些年的成功、製造業的大發展，都得益於教育體系培養出的大量適宜人才。但是現在的世界變化和社會轉型勢不可擋，因此也對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用昨天的思路做明天的教育，需要儘快轉變思路，才能持續地為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培養高質量的人才。
教育是公共問題，公立教育是公共服務，而且是政府提供的核心公共服務之一。政府徵稅，舉辦公立教育；納稅人納稅，享受政府提供的教育。在任何一個正常的國家裡，公辦教育應該是教育提供形式的主體。鑑於公共政策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我想和教育政策制定者，分享一些思考，提一些建議。不全面不繫統不權威，寫出來感覺掛一漏萬，不過希望有些許用處。
一、教育政策需要轉變思路，從“管控“到“成全”
原因很簡單，在系統層面，好教育從來不是“管”出來的，是從信任的基礎上生髮出來的。
中國改革開放如果有什麼經驗的話，核心一條，我想大家都有共識，是靠釋放經濟活力、靠改革、靠給個人和公司信任和空間。監管當然重要，監管是定標準和底線，但不是自己當主力運動員，更不是無處不在的管控。
而我們教育政策的基本思路，給人的總體感覺，是一直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靠“管”，而且管的越來越多，越來越細。結果就是“管”的人辛苦，被“管”的人痛苦。而且更重要的是，也不會管出更好的教育成果，大眾對當下教育的滿意度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我想這不是什麼秘密。
我們的高管控體系，我想為了保證質量的初衷是好的。但結果是因為事事要管要批，一方面行政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又最終造就了無數尋租空間，事事要找人、找關係，造成鉅額社會成本。教育者和辦學者不得不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和教育無關的事情上，勢必降低在教育本身的投入，影響教育的質量。最終的結果，就是連學校本身，都成了名利場。最近被人民網報道的“嚴書記女兒”上學的事件（“嚴書記女兒事件”：三大疑問待解），我想“內定生”、“條子生”成了大家都見怪不怪、心照不宣的現象了。北京的某著名中學，每年招生季收到的“條子”，已有上千之巨。
有一個教育界的朋友說過，你看中國的名校校長，主流是兩類，一類是政治家，一類是商人，教育家成了少數，這是高管控高尋租下形成的可悲而無奈的現實。
這一次徵求的意見稿裡面，有一些條例本意是來“禁止”尋租的。比方說因為高管控，所以學校資質難拿，但這又導致了有很多買賣租用資質的事情發生。所以現在的實施條例裡要“禁止租用和借用”，但操作起來，能“禁止”得了嗎？很難。所以最終成了無止境的貓抓老鼠。定了條例也很難實施。所以與其後知後覺地禁止尋租，不如從根本上反思教育政策，改變思路。
當然，教育和經濟又是不同的，不能簡單類比。教育是公共服務，而且是政府提供的核心公共服務之一。我想政策制定者的一個邏輯也許是：因為是義務教育，所以要高管控。從政策制定角度，這樣的邏輯關係其實是不一定成立的。義務教育是需要政府免費提供，而不是因此政府就事無鉅細地管控。近到日本，遠到北歐，都是政府提供免費義務教育，但都是高信任、低管控的體系，教育成果出色也有目共睹。所以如何在公辦體系中創造活力？其實是一樣的，核心還是靠信任、靠釋放活力。
芬蘭是公辦教育的典範之一，他們成功的核心，就是一個從 70 年代起建立起來的高信任、低控制的體系。靠 7 條國家制定的育人目標來管理，具體如何實現，是靠學校的創造力，而不是繁多的規定和檢查。
也許你說，芬蘭國民素質高，高福利。但我不覺得這是我們不轉變思路的原因。在經濟領域，80 年代我們的富裕程度和國民素質比現在整體要低不少，但以信任為基礎的改革仍然取得了重大成功，不是麼？
圖裡提到的 7 大橫貫能力分別為：思考與學會學習的能力；文化感知、互動溝通與自我表達能力；照顧自己，照顧他人，安排日常生活和安全的能力；多元識讀；信息技術能力；職業技能與創業精神；參與、影響並構建可持續性未來的能力。
芬蘭國際教育評估中心的老師分享圖，橫軸是“控制”， 一端是“外部控制”，另一端是“內部控制”；縱軸是“信任”，上面是“高”，下面是“低”。 他們認為最好的教育評估基於高度信任，是依靠組織的內部評估。所以芬蘭的教育評估在右上角。
如何破？核心是轉變思路，從管控到成全。
在實際操作中當然有很多具體問題，但我想這不是沒有可以借鑑的思路和做法：
2018年4月，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決定加快創新藥進口上市，將臨床試驗申請由批准制改為到期默認制的國際通行做法（詳見文章《國務院決定採用臨床試驗申請到期默認制及國際通行做法》）。簡單講，就是本來是我報上去等你批，經常一等就是 2-3 年，現在改成你報上來，如果監管方 6 個月不回覆，就默認通過。
近幾年中國的藥物審批政策，有多次重大突破，業界一片歡呼，國內外普遍讚賞，最終也是廣大老百姓受益。藥物審評審批政策裡的很多突破，對教育政策都可以有很大的借鑑意義。藥物上市，因為特殊性，在所有行業裡上市和上市後監管都是最嚴格的。“默認制”的前提，是行業整體發展、機構水平提高，所以能報上來臨床試驗申請的，都有專業能力。這樣的制度安排，以最終結果為導向，最終會讓行業水平進一步提高，是正向循環。這裡退一步想，如果這樣一個最高監管的行業，都可以做默認制，辦學、教育的是不是也可以借鑑？
二、允許多元共生才能有活力，允許突破常規才可能創新
最近由於貿易戰，芯片、創新被熱烈討論。那麼咱們一起問幾個問題：
如何成為創新強國？
需要我們的教育能培養出創新性人才。
如何培養創新性的人才？
到大學再撥款發力，其實就晚了，需要我們在基礎教育就能夠成全和支持創新型人才的培養。
如何在基礎教育階段培養創新？
需要我們在基礎教育階段構造支持學校和教育者的創新環境。
如何在構建支持創新的環境？
靠開放、多元，允許突破常規。
具體到教育，一是在公辦體系內部，允許多元和創新，一是支持社會力量辦學，提供多元性的可能。
回到中國的經濟改革，其實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我們的一個“殺手鐧”，也就是搞特區。這說到底，就是允許在有限範圍裡突破常規，實踐創新，帶動創新。而且中國自己的實踐證明這是卓有成效的。
社會力量辦學，一方面是幫政府解決問題，另一方面是提供創新的可能性，因為不是拿納稅人的錢，可以做很多政府公立體系做不了的探索，給教育的進步和改革提供試點和數據，共同推動教育的進步。
而我們的民辦教育促進法，我相信本意是鼓勵支持民辦教育的，但是支持性的實踐落實慢，管制性的實踐落實快，作為終端的學校，最終感受到的限制大於支持，還沒有實現法律的本來目的。我想這也是“管制”的思維和行動慣性所致。
比方說目前北京苛刻的學籍管理、招生工作管理，對民辦學校幾乎每一招都可以將其“置於死地”。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如果希望轉學去民辦學校，需要有轉學目的地租房三年的證明，這就基本不能轉學，進而限制了民辦學校的生源。
而且更不健康的是，社會力量辦學本來可以提供多元化的力量，卻被限制成只能做公立學校的翻版，把公立學校作為母版和範本。比如校長要中級以上職稱，45 歲以下。這本是對根正苗紅的公立校長的要求。民辦系統的職稱評定從來沒有真正落實過，如果一直在民辦學校的教育者，不可能有足夠的職稱。 所以這裡的基本假設是，民辦學校和公辦學校一樣的話，就是合格的、優秀的，不一樣的話，就是不合規、不優秀的。如果是這樣的思路，民辦學校的多樣性、補充性和創新性又體現在哪裡呢？
我想這後面的初衷，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怕“出亂子”。教育官員不容易做，因為教育問題其實也從來不只是教育的問題，常常是很多社會轉型期矛盾的出口。所以這樣的“千篇一律”的要求，似乎是比較安全的政策。
但實際上這種表面的“安全”，是有巨大潛在代價的。多元性的扼殺，會導致教育發展的停滯，進而阻礙國家的進步和發展。
對多元化的建議，可以在兩個層次上有改進。一是不要用公立體系翻版的思路要求民辦教育，民辦教育不拿政府的錢，法理上講，也沒有義務和政府的公立教育保持完全的一致性。所以建議不是用公立學校的翻版規定來管，而是用育人目標來要求。如果能更進一個層次，是借鑑我們中國自己的經驗，在一定範圍內做試點，允許嘗試不同的模式，支持突破性創新的出現。
三、教育政策需要和社會現實掛鉤
上面提到了教育的問題從來不是單純的教育問題，社會轉型中很多問題，都會在教育上集中展現。因此在制定教育政策的時候，也建議和實際情況聯繫更加緊密。舉幾個例子 ：
1. 民促法裡，不允許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營利，也不允許向家長籌資。那錢怎麼來呢？條例裡有一個想當然的“出路”——基金會捐贈。
我自己是做公益行業的。這條路可行麼? 基本不可行。
首先中國整體公益行業發展是低水平的，沒有這麼多人捐款。美國的捐贈總額是 GDP 的 2%，中國的捐贈總額，只佔 GDP 的 0.2%，而且其中的 75%，是企業捐贈，經常是為了地方政府需求，或者很多是上市企業因為企業社會責任而做的小額多次捐贈。
美國的私立學校，大部分是非盈利的，靠的是個人捐贈或者“家長籌資”，就是這樣，美國的私立學校只佔到全體學校數目的 4% 而已。所以中國的捐贈環境，遠遠不夠支持民辦學校的發展。
其次，就算是有捐贈，我們進一步看，捐贈的錢能花到辦學上麼？基本不能。
在中國辦學，最大的開支是什麼？是地方和房租。按照目前的辦學要求，是小學要有 200 米環形跑道。以北京為例，如果在四環裡找這樣一個地方，租金至少一年是 2 千萬。哪一個基金會，願意自己捐贈的錢，來付房租呢？基金會是靠產生的社會效益和影響來衡量自己的捐贈，基金會也需要制定戰略，有理事會。如果我們在這個基金會的理事會上，你有兩個選擇，A 是支持一個學校，一年房租 2000 萬，B 是支持教師發展，5 千塊錢就可以支持一個教師一年的培訓發展。或者幾十萬塊支持一個網上課程，你覺得理事們會投票支持哪個？顯而易見是 B。
所以在目前的現實情況下，願意支持民辦學校的基金會，是很難找得到的。
2. 第二個例子，就是辦學資質的硬件標準。
辦學要求的出發點都是好的，為了學生有好的上學的硬件條件，包括室外空間、跑道等。如果這些都沒有成本，或者政府給地方，我想所有的辦學者都會支持對硬件和空間的高要求。
但是現在大城市裡房地產的發展，讓這成了一個不可實現的夢。上面說了，要開一個滿足辦學要求的學校，在北京不是特別偏遠的地方，一年千萬租金是下限，還沒有算前期建設和裝修的成本。所以這樣的直接結果，就是學校都遠離市區，才能控制成本。所以在全世界教育的趨勢都是社區化，微小化辦學的時候，中國正好相反，學校越來越遠，越來越大，越來越像工廠。而這樣容易引發不少弊端：
1）孩子們坐校車，或者家長接送，早出晚歸，不利於健康。最合理的方式，是孩子就應該能幾分鐘或十幾分鍾可以到學校，特別是低齡的孩子。
2）接送造成大量交通擁堵，父母疲憊。
3）學校脫離真實社區存在，孩子們沒有了解社區、瞭解社會的機會和出口，不得不在一個封閉的教育環境裡“學習”。“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孩子們不接觸真實的生活，周遭的社會，教育變成了簡單的知識灌輸，沒有了最根本的活力。
如何辦？也有建議，就是支持社區微小學校的存在，放低對室外空間的要求，但是要求辦學者通過其它方式解決戶外活動問題，比方說租用第三方的活動空間、利用公園等公共資源，或者允許使用公立學校的活動場地。其他國家的公立學校，在公立學校時間結束後，都是對公眾開放的。本來就是納稅人交稅的公共資產，周圍公眾有使用的權利，做好管理就可以。為什麼一定要重複建設呢？
當然如果政府可以把閒置的公共資源拿出來辦學，就更好了。這個思路我們不是沒有探索過，但是得到的回應是基本不可能，因為如果有公共資源，下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給你呢？在反腐的大環境下，這對官員是風險，做不了。所以一方面有很多公共資源閒置，另一方面我們把孩子們送到四環外去上學。
另外，就算可以投資，這樣的導向也不會支持更多社會力量進入優質教育。一個海淀的課外輔導機構，幾百平米，不需要任何戶外場地，可以招生 200-300，每個孩子每學期 30 萬。每平方米的產出，比那個 200 米跑道的校區，大得多了，而且合理合法，審批容易。你說如果你是投資人，你是投學校、還是投這個機構？顯而易見。
四、怎麼管，也可以更有智慧
我非常理解管控的必要性，因為現在民辦教育的大標籤下，的確亂象叢生，需要管理。但是下一個問題就是用什麼思路管。
政策制定的層面，需要更高的智慧，不能用“堵”的形式來管，也不能違反常識和規律。
還是以民促法舉例子。其中提出的一個思路是要求信息披露，公示。我們在管企業的時候，如果不是上市企業，企業是沒有批露和公示的義務的。這樣要求是違反公司法的。而且即使你要求了，大家做了，公示的信息誰去看呢？誰去保證這些信息的真實性呢？是不是會需要更多人去核實呢？這樣一層一層地“管”會導致更大量的行政成本，這成本誰來負擔呢？納稅人承擔。所以本來可以拿來做好教育的資源，會不會變成又一層行政成本呢？如果沒有解決上面這些實際操作層面的問題，我想答案几乎是肯定的。
還有一個，現在要求非營利。其實現狀是，在民促法新修訂對民辦學校進行分類管理前，並沒有一處“營利”的學校，但實際是怎樣的大家也清楚，誰也沒有耽誤賺錢。現在哪怕這樣要求，我相信所有學校還是都會把賬做成“非營利”去滿足檢查的。
我想大家都理解這樣做的初衷，是不想讓逐利的資本進入義務教育。但這種管法在執行層面是很難落實的。因為沒法執行。
其實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在支持小型學校發展的前提下（上面提到，包括放鬆硬件要求）限制每一個校區的招生規模。因為沒有規模就沒有大利可圖，這樣大的逐利資本自然就會退出了，這樣政策執行起來也容易，不用去看假賬，要求營利非營利，學校營利非營利均可 （因為營利也賺不多），要監管，到學校數人數就可以了。
這個的前提，是允許支持小規模學校的合法存在。同時降低辦學門檻，允許小規模實驗性學校形態合法化，這其實更利於行業的規範化，陽光照到的區域才更容易監管（同時，如上，不能用"管控"的思路管）。而且允許小規模實驗性學校形態合法化，會為“教育家”辦學和教育創新提供發芽和生長的土壤，不至於使民辦教育成為一個只有逐利大資本才能進入的遊戲場。
最終，迴歸第一性原理。
政策制定很難，很複雜，這裡討論的還沒涉及到農村教育、學前教育、教育技術等很重大的領域，而我也遠非專業。
我想不管多複雜的情況，有一點可以作為指導，就是不斷迴歸第一性原理，思考什麼時候我們的教育才是理想的狀態，我們的政策如果可以支持向這個理想狀態發展，就是好政策，反之就是不好的政策。我覺得這幾個理想狀態是：
1. 社會的精英（我指的不是有錢人，是本身受過良好教育，有社會責任感的人），願意，可以，被鼓勵進入教育。我想道理顯而易見，能持續吸引優秀的
2. 教師的狀態，在教育裡是舒展的，不是被壓抑的。
據我的觀察“舒展”遠非現在教師的普遍狀態。我們都知道，知識不能教育人，人才能教育人。有舒展的成人，才會有舒展的兒童。
一土兩週年時老師們各自挑選喜歡的圖片寫下自己想說的話
3. 做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而不是以成人為中心的教育。
以兒童為中心，需要我們有謙卑之心，換了兒童的視角，你會發現，教育裡重要的不是“名師”、“快速提分”，而是看不見的東西，是支持性的，信任的友好的關係。（這也有腦科學的證據，學習發生的前提，是這樣正向的關係）所以一個優秀學校，最核心的，是構建這些看不見的東西。
左圖小月校長面向孩子們招助理，右圖校醫室面向孩子們招募志願者
以監控為主的政策導向，會導致“以成人為中心”的教育，就會出現下面這樣的“進步”，如果這就是所謂 AI 在教育裡的應用，是非常可怕的。
圖片來自網絡
4. 更多的人，更多受過好的教育的人，願意孩子在中國受教育而不是出國，更多外國人願意到中國來接受教育。我們說文化自信，這一條做到了，才有自信的基礎。
我們在制定政策的時候，不妨想一想，我們的政策是在吸引人才，還是驅趕人才；是在支持老師，還是管控老師；是尊重孩子的個性和發展規律，還是以成人為中心做樣子來便於管理；是在提高中國長遠的競爭力，還是在拖後腿。有了這些思考，也許就會有不一樣的政策方向，推動教育的進步。
感謝大家看完這麼長的文章。對徵求意見稿的建議在《關於《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修訂草案）（徵求意見稿）》相關條款討論後的解讀和建議》。大家如果同意，歡迎引用，向教育部提出自己的意見。
寫在最後：
其實是不是寫這篇，我猶豫了很久很久。很多人說，在中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以為就你看明白了？比你明白的有的是！別犯傻。我承認，也知道，這樣挺傻的。但是最終還是決定寫寫，因為一方面，其實中國的教育界，體制內外，都有很多了不起的思考者和實踐者，我想我並不孤獨；另一方面，無非是有些不甘心吧，覺得我們這一代人，哪怕無官無爵，對這個國家，社會，對我們現在的孩子們，和以後將出生的孩子們，有一種責任感。唯以一番慷慨之心，盡一粟綿薄之力，算無愧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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