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呂世宏
王世貞將父親的死歸罪於嚴嵩，認為嚴嵩陷害忠良，王世貞《上太傅李公書》指出：
“嚴氏所以切齒於先人（家父）者有三：其一、就是楊繼盛事。其二、楊某（楊順）為嚴氏報仇，曲殺沈煉。奸罪萬狀，先人以比壤之故，心不能平，間有指斥。渠誤謂青瑣之抨，先人預力，必欲報之而後已。其三嚴氏與今元老相公（指徐階）方水火，時先人偶辱見收葭莩之親。渠復大疑有所棄就，奸人從中構牢不可解”。
楊繼盛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上疏力劾嚴嵩“五奸十大罪”，遭誣陷下獄，在獄中備經拷打，終於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遇害，王世貞父子與楊繼盛關係頗好。沈煉為人剛直，嫉惡如仇，以“十罪疏”彈劾嚴嵩，被處以杖刑，謫居保安州為民。沈煉在塞外，卻仍以詈罵嚴嵩父子為樂，嚴嵩得知大怒。嘉靖三十六年，嚴世蕃遣巡按御史路楷、宣大總督楊順設計誅除沈煉。王世貞認為父親三件事情得罪了嚴嵩，終於被嚴嵩借兵敗機會殺害，此說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贊同，《明史》也採取這一觀點，都認為王忬無罪被嚴嵩陷害。
金學專家研究發現《金瓶梅》裡的人物王黼影射王世貞的父親王忬。《金瓶梅》用王黼影射一位嚴重貽誤軍機而被明世宗斬首的兵部尚書，嘉靖三十九年被斬首的薊遼總督贈兵部尚書王忬，潘成玉認為用王黼影射王忬是最合理的。
但是，《金瓶梅》小說並沒有認為王黼有冤，反而認為王黼罪有應得。《金瓶梅》第十七回《宇給事劾倒楊提督 李瓶兒許嫁蔣竹山》一節中寫道:“王黼貪庸無賴，行比俳優。蒙京汲引，荐居政府，未幾謬掌本兵。惟事慕位苟安，終無一籌可展。乃者張達殘於太原，為之張皇失散。今虜犯內地，則又挈妻子南下，為自全之計。其誤國之罪，可勝誅戮?楊戩本以紈絝膏粱叨承祖蔭，憑籍寵靈典司兵柄，濫膺閫外，大奸似忠，怯懦無比。王黼、楊戩，本兵不職，縱虜深入，荼毒生民，損兵折將，失陷內地，律應處斬”。
據此，研究者認為蘭陵笑笑生是王世貞的仇家，故意貶低王忬。“妻子南下”也是暗示王忬為江蘇太倉人。
筆者認為，蘭陵笑笑生對王忬有看法，是出於對歷史事件的實事求是的反映，未必就是王世貞的仇家。
嘉靖年間，蒙古俺答部落曾經多次入侵山西，嘉靖二十九年大同總兵甘肅名將張達戰死，小說裡“張達殘於太原”是明代事實。這段話說明蘭陵笑笑生對王忬不滿，之所以對王忬不滿，是因為蘭陵笑笑生受到了北方俺答部落侵害。嘉靖二十年韃靼部俺答寇汾州；嘉靖二十一年俺答再一次入寇汾州掠汾州；汾州慶成王詩歌記載，嘉靖年間俺答有一次深入離石一帶，離石守將戰死；隆慶元年俺答大舉進攻石州汾州，荼毒甚眾。汾州孔天胤詩曰：“烽火在汾軍在代，詢津覓路與金銀。丁男被虜暫存身，皮帽皮衣護虜營。間道得歸仍是禍，官軍遮取作功名。”
詩歌反應了孔天胤對官軍很有看法，揭露了官軍逃避責任、貪財冒功的實際情況。
嘉靖年間俺答多次攻入山西腹地，官兵形同虛設，王忬以右都御史的身份巡撫大同，後為兵部要員，自然有領導責任。孔天胤家族深受兵災之害，將對俺答的仇恨轉移到兵部尚書的身上了，所以他一點也不同情王忬。“並黨惡人犯王黼、楊戩，本兵不職，縱虜深入，荼毒生民，損兵折將，失陷內地，律應處斬”，正是對韃靼俺答部屢犯山西的控訴。
《金瓶梅》小說沒有涉及到倭寇，如果蘭陵笑笑生是山東江蘇浙江福建等地人，倭寇問題絕不迴避。
《金瓶梅》小說不同情王世貞父親，根本沒有替父報仇之含義。
《詞話本》第十八回《來保上東京幹事;陳經濟花園管工》寫道：“單表來保、來旺二人上東京打點，朝登紫陌，暮踐紅塵，飢餐湯飲，帶月披星。有日到東京進了萬壽城門，投旅店安歇。到次日街前打聽，只聽見過路人風裡言風裡語，多交頭接耳，街談巷議。都說兵部王尚書昨日會問明白，聖旨下來，秋後處決。”《金瓶梅詞話》對王忬事件沒有同情之心，反有嘲諷之意，說明所謂《金瓶梅》替父報仇苦孝說純屬附會。
呂世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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