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世宏
王世贞将父亲的死归罪于严嵩，认为严嵩陷害忠良，王世贞《上太傅李公书》指出：
“严氏所以切齿于先人（家父）者有三：其一、就是杨继盛事。其二、杨某（杨顺）为严氏报仇，曲杀沈炼。奸罪万状，先人以比壤之故，心不能平，间有指斥。渠误谓青琐之抨，先人预力，必欲报之而后已。其三严氏与今元老相公（指徐阶）方水火，时先人偶辱见收葭莩之亲。渠复大疑有所弃就，奸人从中构牢不可解”。
杨继盛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上疏力劾严嵩“五奸十大罪”，遭诬陷下狱，在狱中备经拷打，终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遇害，王世贞父子与杨继盛关系颇好。沈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以“十罪疏”弹劾严嵩，被处以杖刑，谪居保安州为民。沈炼在塞外，却仍以詈骂严嵩父子为乐，严嵩得知大怒。嘉靖三十六年，严世蕃遣巡按御史路楷、宣大总督杨顺设计诛除沈炼。王世贞认为父亲三件事情得罪了严嵩，终于被严嵩借兵败机会杀害，此说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明史》也采取这一观点，都认为王忬无罪被严嵩陷害。
金学专家研究发现《金瓶梅》里的人物王黼影射王世贞的父亲王忬。《金瓶梅》用王黼影射一位严重贻误军机而被明世宗斩首的兵部尚书，嘉靖三十九年被斩首的蓟辽总督赠兵部尚书王忬，潘成玉认为用王黼影射王忬是最合理的。
但是，《金瓶梅》小说并没有认为王黼有冤，反而认为王黼罪有应得。《金瓶梅》第十七回《宇给事劾倒杨提督 李瓶儿许嫁蒋竹山》一节中写道:“王黼贪庸无赖，行比俳优。蒙京汲引，荐居政府，未几谬掌本兵。惟事慕位苟安，终无一筹可展。乃者张达残于太原，为之张皇失散。今虏犯内地，则又挈妻子南下，为自全之计。其误国之罪，可胜诛戮?杨戬本以纨绔膏粱叨承祖荫，凭籍宠灵典司兵柄，滥膺阃外，大奸似忠，怯懦无比。王黼、杨戬，本兵不职，纵虏深入，荼毒生民，损兵折将，失陷内地，律应处斩”。
据此，研究者认为兰陵笑笑生是王世贞的仇家，故意贬低王忬。“妻子南下”也是暗示王忬为江苏太仓人。
笔者认为，兰陵笑笑生对王忬有看法，是出于对历史事件的实事求是的反映，未必就是王世贞的仇家。
嘉靖年间，蒙古俺答部落曾经多次入侵山西，嘉靖二十九年大同总兵甘肃名将张达战死，小说里“张达残于太原”是明代事实。这段话说明兰陵笑笑生对王忬不满，之所以对王忬不满，是因为兰陵笑笑生受到了北方俺答部落侵害。嘉靖二十年鞑靼部俺答寇汾州；嘉靖二十一年俺答再一次入寇汾州掠汾州；汾州庆成王诗歌记载，嘉靖年间俺答有一次深入离石一带，离石守将战死；隆庆元年俺答大举进攻石州汾州，荼毒甚众。汾州孔天胤诗曰：“烽火在汾军在代，询津觅路与金银。丁男被虏暂存身，皮帽皮衣护虏营。间道得归仍是祸，官军遮取作功名。”
诗歌反应了孔天胤对官军很有看法，揭露了官军逃避责任、贪财冒功的实际情况。
嘉靖年间俺答多次攻入山西腹地，官兵形同虚设，王忬以右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大同，后为兵部要员，自然有领导责任。孔天胤家族深受兵灾之害，将对俺答的仇恨转移到兵部尚书的身上了，所以他一点也不同情王忬。“并党恶人犯王黼、杨戬，本兵不职，纵虏深入，荼毒生民，损兵折将，失陷内地，律应处斩”，正是对鞑靼俺答部屡犯山西的控诉。
《金瓶梅》小说没有涉及到倭寇，如果兰陵笑笑生是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人，倭寇问题绝不回避。
《金瓶梅》小说不同情王世贞父亲，根本没有替父报仇之含义。
《词话本》第十八回《来保上东京干事;陈经济花园管工》写道：“单表来保、来旺二人上东京打点，朝登紫陌，暮践红尘，饥餐汤饮，带月披星。有日到东京进了万寿城门，投旅店安歇。到次日街前打听，只听见过路人风里言风里语，多交头接耳，街谈巷议。都说兵部王尚书昨日会问明白，圣旨下来，秋后处决。”《金瓶梅词话》对王忬事件没有同情之心，反有嘲讽之意，说明所谓《金瓶梅》替父报仇苦孝说纯属附会。
吕世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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