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崇祯在李自成围城之时，曾派太监王承恩支承天门外找当时著名拆字先生张乘槎给国事拆字算命。那位张先生问为何事要折何字，王承恩便将皇上告诉他的“友”字报上，同时交待是为国事而来。一见“友”字，张先生立折释道：“不妙！这明明是”反“字出了头。“王承恩希望能折出一个令人鼓舞的结果来，帮灵机一动，当即换上了一个有无的”有“字，让张先生再折一次。谁知这位张先生不加思索地说道：”益发不妙，此字拆开是大字缺了左边，明字又缺了左边，岂不是大明失了半边天下吗？“王承恩惊惶失措，急忙又改口说：”不是朋友的友，也不是有无的有，而是酉时的“酉”。张先生又直言道：“那就更糟了，”酉“字加上头尾是个”尊“字，尊者，谓皇上尊也，现在将它斩头撤脚，如何得了。王承恩听了不敢言语，赶紧回宫禀报去了。
崇祯十七年正月，春节刚过，可北京城里并没有多少节日欢乐的气氛，空气中充满着紧张与恐惧，李自成已在西安建国称帝，并于正月初九通牒明朝兵部，宣称”三月十日至“。气的崇祯下令杀了农民军派来送通牒的人，这时崇祯还不大相信大难真能临头。他询问文武大臣，谁能替他出征绞灭农民军。内阁大臣李建泰马上表态愿意出征，并且当场表示愿以家财资军，还提出了全套的征战计划。这让连日愤惫不食的崇祯非常高兴，马上决定让李建泰督师出征，并加封李建泰为兵部尚书。
正月二十六，在正阳门举行了盛大的出师仪式，命人给李建泰披上宫锦，戴上珍贵的红赞花，崇祯把尚方宝剑赐于他，让他临事决断，便宜行事，又把自己手书的“代朕亲征”的敕谕赏赐给于他。李建泰叩谢完皇上，领着十万士卒浩浩荡荡的出发了。崇祯凭栏目送，满心期待，一直等到李建泰的人影消失才回宫。
李建泰一出京城不久，便接到了李自成攻占山西，他的家乡曲沃也已陷落，家产尽被抄没，顿时吓的大惊失色，临行时的豪言壮语这时都扔到九霄云外了，本该疾速西进的军队，这时跟着他调转马头，以每天三十里的速度，缓缓的向畿南开拔，刚到涿州，已经跑了三千多人。没过几天，心里还跟热火盆似的崇祯就被迎头浇了一瓢冷水，他接到报告，说李建泰以“为国捐躯”了，崇祯还好一阵伤心，其实李建泰根本就没死，三月五日他在真定被打败，逃往保定避难，三月十三日，大顺军刘芳亮部攻打保定，他立马投降，当上了大顺军的丞相，后来大顺军失败，他又投奔清廷当了大学士，李建泰骨子里是个贪生怕死的庸才，他请求率师出征，是为了带出一批人马回老家去捍卫他家的财产，如果有变，他既可以拥兵自重，又可以率部投降新主子从而捞取新的政治资本，这就是崇祯亲手导演的“代帝亲征”的闹剧。
崇祯何尝不知李建泰并无驭将之才，但他看中了李建泰的万贯家财，企图靠李建泰“以家财饷军，不烦官帑”，这样的话，朝廷不就无需军饷，而又能坐享征剿之利。
很快，崇祯又把抵抗大顺军的希望寄托在勤王之师的身上，崇祯意识到真正可以用来抗击农民军的部队仅剩下驻守宁远阻挡满清的吴三桂部，因而决定放弃宁远，退守山海关，抽调精兵来抵抗农民军。但这种得不偿失的举措遭到了满朝大臣的抗议，内阁首辅陈演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以“一寸山河一寸金”的理由，坚决反对放弃宁远，面对这种情况，百般无奈，崇祯只好调吴三桂之父宁远总兵吴襄入京担任中军都督府提督，好同他商量调兵之事。
崇祯在宫中召见吴襄，问他宁远守军有多少人？
吴襄：名册上有八万，其实就三万人。
崇祯：若调宁远兵进关，需要军饷多少？
吴襄：至少百万。
崇祯：为何这么多？
吴襄：军队三万，但关外百姓尚有六百万，不能扔下，也要一同入关，以此而论，百万也未必够
崇祯点点头：你说的是，但内库只有七万两，把其它的金银东西都凑上，也就二三十万两。
召对结束，调宁远兵终因百万军饷无从着落而暂停。
三月初六，事态以异常严重了。崇祯命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勤王，但吴三桂远在宁远，入关进京不知何日能到，刘泽清谎称自己负伤不能行动，纵兵抢掠临清后向南逃跑；只有唐通领着八千士卒到达北京，崇祯命人赏士卒每人五钱，赏唐通白银四十两，同时派太监杜之秋监视唐通，气得唐通破口大骂，一怒之下，率部向居庸关而去，等大顺军一到，便率部投降了。最后剩下吴三桂这一路救兵正跋涉于勤王的路上，三月十六日进山海关，三月二十日赶到北京，但北京在三月十八日以彻底沦陷。吴三桂又退回山海关，后降满清，引清兵入关。
崇祯临死，还大骂：我非亡国之君，皆大臣误我。客观原因，大臣贪生怕死，但主观原因还是他自己忧柔寡断，决策失误，只可惜，这一点崇祯至死也没明白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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