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君主，
但是，喜欢政治的人都知道，没有杰出的大臣是无法运转起大的国家机器，可是朱元璋的构想中一直都以强君权，夺臣权，因此明朝前期的政治特别好玩，朱元璋看似对士大夫非常的重视，兴儒学，建学校，尊孔子，其实质不过是为了达到自己奴化臣属的目的罢了。
一，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洪武大帝的“笑里藏刀”
1，兴儒学，崇理学，只为强化国家意识
相信在许多人的眼中，大力发展理学和儒学就是对读书人的一种重视，其实并不是，朱元璋想要的并不是理学中儒家的那一套治学方法，而是其中强调阶层、国家意识、君王至上的那一套。
朱元璋深知权力的重要性，所以在建国伊始并不是采用修生养息的方式与民休息，而是马上就确立了儒家的根本地位，大力推行理学，通过政治手段快速并且强硬的摆正国家意识。据记载，明朝初年，政府大肆制定礼乐，修史书，搞祭祀孔子的活动，不但大力翻译《洪范》等儒家经典，还流放、罢黜一些不属于儒家的人，还邀请海外的国家在中国留学，学习儒家思想，可想而知在明朝初年人人都以为士大夫才是光明的前程，万万想不到这只不是他们的君王将他们玩弄于手掌心的方法罢了
自理学诞生之初，就因为其逻辑的严密，极其强调君主至上而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青睐，即使是元朝这样异族的统治阶层，也因为找不到没有比理学更强调君权的统治思想而不得不推行理学，可见理学的作用一直都是超脱于简单的学术，更多的作用发挥在了政治教化上面，运用理学治国，简单且安全。
明朝迅速确立了理学的地位以后，明朝各个阶层在礼仪，生活用品、穿戴等多个方面都有了严格的规定，不得僭越，对于明朝的整个社会都起到了非常大的“移风易俗”的改变，士大夫尊崇君主，百姓尊崇士大夫，一级接着一级，形成了以理学为核心的等级森严的权力体系。
有记载在明朝前期的社会，士大夫们精神昂扬向上，以遵守礼义廉耻为先，以行俭名节为贵，嫁娶都极其注重门第观念。由此可见，明朝初年，理学的等级观念深入人心，国家意识得到极大的提高。
2，推崇孔子，强化尊卑有序的观念
兴儒学，崇理学当然对于朱元璋来说远远不够，他还需要一个表率，那最好的人选是我们的至圣先师—孔老夫子。
洪武二年，朱元璋下令，要求中央最高学府对孔子行大牢之礼，这种祭祀方式一般都是只有历代先皇及有杰出贡献的功臣才有资格享用
在此处我们值得注意到是，朱元璋之所以这么重视祭祀孔子，是因为他强调孔子的明帝王之道，以教后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以正，彝伦攸序，其功参于天地，很明显，他所要的也只不是孔子的等级观念罢了。
朱元璋的心思在杨士奇在的话中也能够得到一些印证：“孔子明确做皇帝的道理，作为天下师表，垂功万年，为什么古代的三皇五帝能够将国家治理的如此之好？这全都符合孔子的观念啊，论其功而隆其礼，明圣之心也”，
由此可见，尊孔子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治国理念，端正治国思想。
孔子的道最吸引朱元璋的部分并不是“学而时习之”而是华夷秩序、文明智愚，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的伦理，朱元璋祭祀控制只不过是借助孔子的道统来大力发展社会秩序，君王权威。
就好像宋濂说的“我之所以学习孔子，其道则仁、义、礼、智、信也；其伦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则身可修也，家可齐也，国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愿则学孔子也。”
由此可见，恢复孔子的祭祀，尊崇孔子，只不过是要他的治国方式而已。
3，大力修建学校，以教化驯服
学校是价值观最容易渗透和改变的地方，只需要有人引导，学校就可以成为一个“驯服”的场所，所以在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就下令要在天下广盖学校，他的借口是“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使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故学校之设，名存实亡……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表面上说是为了区别夷狄、恢复汉族思维，但是还不是为了自己的统治服务。
修建学校的政策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在地方开枝散叶，中央到地方的意识形态从所未有的统一，民间迅速掀起了上学热，
小结：
总而言之，朱元璋很顺利的将理学重新塑造，并且将其推广到了全国，他所要散发的就是理学中尊崇君王的那一套，他要绝对的服从，从兴儒家、理学到建学校，唯恐“君臣父子”的思想不够渗透。从表面上看，士大夫们的地位越来越高，明朝的科举考试万人空巷，极其难考，人数众多，人人都想去做官，但是恰恰就掉入了朱元璋的陷阱。而朱元璋在洗脑洗的差不多后，露出来本来“奴化臣子”的面目。
二，加强皇权，奴化臣下是太祖真正的目的
1，奴役强逼士大夫入仕
上文说到，朱元璋重视儒学并不是真正的喜欢儒学，而是为了奴役士大夫而做出来的表象。建国之初，朱元璋召集了一大批儒学的人才，里面有宋濂、刘基、章溢等儒士入礼贤馆，讲的很好听，叫做研究儒学，但是朱元璋征召这些儒士实在有种“搜罗”的意味。
在求贤令的最初几年，朱元璋下令相关部门在民间搜罗儒学的大家，把他们召集到朝廷里面，好好的供养了起来，但是他们的自由却受到了限制，这样的政策像极了牢笼政策，网罗天下名士，还征山林遗逸之士十六人共其事，正为牢笼诸贤设耳。
被征召的名士们真以为自己春天到来，起初天天给朱元璋讲究儒家的治国道理，就好像宋濂被朱元璋尊为老师，宋濂一开始也是尽心尽力地教导朱元璋儒家的道理，但是慢慢地朱元璋就反感这些老是对自己指手画脚，并且动不动就上谏的儒士，这也表现了朱元璋的矛盾心里，一方面要用到儒士来治国理政，另一方面十分厌恶他们言论批评朝政。
在朱元璋征召、任用儒士的过程中带有非常多的强迫色彩，“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科”
2，控制、奴化臣下愈来愈激进
朱元璋在一开始推崇儒学确实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也收获了很多优秀的士人，但是朱元璋的愿望和儒士的理想注定是矛盾的。
刘基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使用儒家传统的礼乐，宋濂也认为儒家先贤的重要性无可取代，他们都在追求者儒家的治理模式强调的是君臣共治，他们的坚持就惹的朱元璋很不开心，对于朱元璋来说，才不管什么道统、什么儒家，他就是要强化君权，于是就用政治来压迫士大夫的理想，最终的结果就是宋濂被李善长案件连坐而客死他乡，刘基不得善终。
除了这种分歧之外，朱元璋还有浓厚的控制和制约士大夫的意味。例如在军权、财权等方面对于士大夫展现了充分的不信任，他经常“自操威柄”，而官员们则很少参与这些方面的决策，可见士大夫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皇帝集权，士大夫无权，在朱元璋的一句话中可以概括他对于士大夫的态度：
“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这种对待士大夫就好像随时可以抛弃的猫狗。
“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这是对洪武皇帝最大的概括，他一边废黜宰相，一边重刑法，但是又兴儒学、重视学校，把读书人看作洪水猛兽，又着重的培养他们，他需要的只是听话的猫狗，仅此而已。
总结：
在洪武大帝在位时期，士大夫们可以说是失去了自由，在强有力的中央体系中艰难生存，既不能寄情山水，又不能在政治中一展抱负，还要在每天醒来时提心吊胆唯恐飞来横祸，随便一顿廷杖伺候就能够半身不遂。
因此，朱元璋重视着培养儒学人才，就好像我们养的猫猫狗狗，你要听话才有肉吃，这大大的违背了士大夫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标，沦为被奴役的工具人，着实是士大夫们的凛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