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说不得的“民哲”
说了这么多，现在是时候来讲一讲为什么司马光是理学界的大“民哲”了。
所谓民哲，即民间哲学爱好者，它大概有三个阶段。初级民哲是散落在民间的神秘哲学家，他们怀揣着一颗对人生和世界终极问题的热心，凭借人类与生俱来的知性，对各种哲学问题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认知；中级民哲介乎科班与草台之间，他们或许读过一些哲学著作，但不多也不精，更熟悉的是各种各样的哲学术语和哲学家名字，他们区别于初级者的自产自销，已经懂得运用一套零碎而偏颇的哲学术语来解释自己；高级民哲则往往出身于相邻或相近专业，如历史、文学、社会学等，科学素养让他们懂得对于真理的敬畏，努力去学习原汁原味的哲学知识，不乱用术语和体系，但隔行如隔山，专业出身使他们学到的哲学带有强烈目的性，往往沦落成解释他原生专业的工具。我们说，司马光就是这样的高级民哲。
先来看看同领域科班哲学家们对他的评价。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我们很熟悉，作为对此最有解释权的人，他说：“温公之言，多说得偏。”可能还不够，他又补上一句：“见得浅。”朱圣人说得还算客气了，受司马光提携之恩的儒宗程颐讲得更为直白。程老夫子说：“学则元不知学。”就是说，根本不知道学得个什么东西。《中庸》是理学经典，司马光也去做了研究，并提出“治心以中”的性命论，程夫子作为个中行家，拿过来一看，靠，什么玩意儿。经过程夫子和朱圣人的吐槽，司马光在后世理学界就算是黑了。圣人得意门徒熊勿轩就说：“若涑水之力行苦节制行，非不诚一，而前辈谓其欠却致知一段。”
或许再插一段背景会更有利于我们理解上面的话。司马光所处时期，是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兴盛期，也正是理学发展的新生期。在这短短百年时间，云集了一票文史哲领域的旷古大牛，他们的名字流传千古，至今已是内蕴于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苏、张载、二程、周敦颐、邵雍、黄庭坚等等，他们之中有史学家，有文学家，有哲学家，也不缺乏政客、画家，身怀绝艺，各有千秋，而司马光正是这里面的一员。
他本职政客，兼职伟大史学家，却也对哲学感兴趣。从后世的理学道统来看，司马光广泛参与了北宋时期的哲学沙龙。理学创始人之一的邵雍邵康节是其密友，史载“温公、康节日相往来”，“讲道切磋直，忘怀笑语真”。通过邵雍，司马光又结识了理学创始人之二的张载，在邵雍危病之时，两人一起商量着怎么送葬。后来张载死时，不怎么喜欢写美文的司马光弄了一首三百二十字的
《张子厚先生哀辞》，用以表达对这位哲学大佬的赞美。理学创始人之三四的程颢程颐，就不用再说了，充当着司马光幕僚一般的角色，其中他又与程颐“相知二十年”。理学创始人之五的周敦颐，司马光确实没什么交集，但不好意思，不光司马光，北宋文人俱乐部都对周敦颐没什么感情。以上五位，便是传说中理学史上重要的“北宋五子”，我们可以发现，司马光与里面四位来往密切或较为密切。也正是因为这个小party,还有好事之徒把司马光也弄进去配了个“六先生”。如此，他便俨然是北宋哲学俱乐部里面的一员了。
但事实是否就是如此呢？并不是。我们知道司马光是个“民哲”，不惟我讲，朱圣人和程夫子也这么讲。那我们现在结合这个背景，再来理解一下他们二位先前说过的话，就会发现，他们的意思是：温公这个人，他讲又讲得不好，他还好讲，喜欢讲，讲个不停，我们又不能拦着他，毕竟他是相爷嘛。
六、司马光的理学偏差
我们这么说，肯定要有它的根据。这根据不能仅仅从人物八卦上来，还要深入比较司马光哲学和正宗理学的本质。
决定司马光是个“民哲”，或者理学非主流的思想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方法论上“体用论”与“中和论”的分殊。我们知道，汉唐以来，儒家思想的发展遭遇了瓶颈，这个瓶颈主要是过于重视人间，忽视人间之外，就算谈到宇宙，也只简单的讲一讲宇宙是怎样生成。这和佛道比起来就没有竞争力。因此宋代儒学的任务，就是解释宇宙是什么，人生是什么，人生和宇宙有什么联系，这个联系的机理是什么，即构建哲学本体论。 在建设本体论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这里，司马光出了问题。
理学先行者胡瑗提出：“明体用之学。”这个“体”就是本体，世界的本源，人生的终极奥义，“用”即人伦道德、经世致用之法。“体”这个概念，是汉唐儒学所缺失的，也是宋代儒学引进以构建儒学本体论，来与佛道哲学抗衡的概念。他的意思就是，
同志们，我们做读书人的，不仅要放眼脚下，还要仰望星空呀。这个思想原汁原味的让程颐所继承，又完完全全的被朱熹给拿去。程颐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就是说形而上的本体与形而下的人间，他都是一个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联系，相互统一。我们不要像汉唐腐儒那样只知道搞人伦庶物，也不要像和尚道士那样只知道向死而生，我们大好青年，既要明生死性命，又要知礼义廉耻。于是，什么是“体”和什么是“用”特别是“体用”该如何联系，就成了两宋儒学界讨论的根本命题。
此重点项目的首席专家是程颐，项目组主要专家有邵雍、程颢、周敦颐、张载，一般专家不计其数。这个项目自立项以来，屡屡大放光芒，又屡屡烂尾，过不了历史长河的审核，一直等到一百年多后的朱熹接手这个项目，才给成功结了项。朱圣人充分立足于前人的研究成果，给出集大成化的建议，这个“体”，它是“天理”，这个“用”，它是“理”，“天理之理”，它就是这个“体用无间”，俱是一源。即所谓事事有理，事事也有天理。他这么一把“天理”和“理”、“体”和“用”一联系起来，给各自填充进去精密的结构，就发展出了“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程朱理学系统。
司马光呢?司马光他不可能不知道“体用”。我们前文已经讲过，司马光同样怀着一个沟通天人、振兴儒学的宏愿，他希望将天道与人道相关联，那这就不得不涉及到“体用”。他说：“万物莫不以阴阳为体，以冲气为用。”显而易见，有“体”有“用”，没有问题。
朱熹说温公“偏” ，而不是“错”，意思就是说司马光搞错了重点。他是讲“体用”没错，但他的重点在“中和”，“体用”只是附庸。
“中和”是什么意思？司马光说是天地间阴阳二气震荡而生的一种对立统一的状态，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相互交融、相互平衡，没错，就是辩证法。他将这种辩证法思想普遍应用于万事万物，认为
“天地相友，万汇以生”，只有当阴阳平衡之时，一事物才能获得发展。如若阴阳失衡，则是身死道消。“阴阳不中，则物不生；血气不中，则体不平；刚柔不中，则德不成；宽猛不中，则政不行。”于是，这一思想反映到人道，就是圣人“损之益之，不失中和，以成万物”。在天道，就是阴阳、昼夜、善恶、治乱、得失、吉凶，都是天人自然之理，都是阴阳关系。就这样，他在“中和”这一核心的导引之下，联系起来一个阴阳之体与冲气之用的天人世界。如果说宋代的新儒学是理学，那我们无从否定司马光是在搞理学，也就不能否定他是哲学家。不过这是个伪命题，所以我谨慎用语，说他是个理学界的大“民哲”。或者进一步说，是程朱理学的门外汉。
我们知道，程朱理学对于“体用”关系的思考，是“天理”直接到“理”，是“天”直接到“人”，里面有气质、性命、有无、聚散、本末等等等等，要而言之，是“体用”主导一切、反映一切。而司马光虽则化体、用为一个系统，但以“中和”为主导，为其服务。两者的重点截然不同。这最终就造成了一个致命问题，使其丧失掉对“体用”这一理学核心命题聚焦的机会：在“体”与“用”的各自涵义和关系上，司马光不能获得展开详细论述的空间，“中和论”尾大不掉，整个系统缺乏强有力的思辨性，没有完全脱离汉唐儒者泛泛而谈天人关系的窠臼，表现在他的思想内涵上，就是粗而不精、大而无用。正如朱熹说的那样，还是讲得“浅”了些。
于是，就这样，司马光与理学主流视野发生了偏离。
七、司马光的学术个性
司马光是理学“民哲”这样的一个命题，现在已经基本证明了。但为了让它更为饱满，我们再来讲两个简单的方面。
第一，经史观上的差异。我们都知道，古代社会或隐或现的存在经史子集四部，而在学术分工并不严格的当时，这四条路子就体现了学者的研究途径与方向。而在理学的领域，重经还是重史，决定着你是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
司马光是《资治通鉴》的主编，理所当然是个历史学家。他对于学问一途，一直秉持着务实的态度。学了东西就要用，实践力量是知识的唯一归宿，这就是他的学术。他讲究事功，重视历史借鉴，希望通过史学来把握历史规律，并结合现实生活改造世界，通畅天子万民。于是，他的目的是
“以史治世”。这点我们从《通鉴》的评语可见一二：“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那哲学家的态度是什么？朱熹认为，读史治史都是“皮外事物”，“不在于经而在于史”，“废经而治史”，怎么样呢？“不若不读。”这就是他的态度。他认为做学问应当偏重经子，直接从百王先圣义理处来，恢复儒学道统，指导万家生民。简而言之，就是“以经治世”。
前者就是史学家，后者才是哲学家。
第二，道统上的差异。儒学自孔夫子而下，史称有八大宗派，分别为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这些奇奇怪怪的派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后来拧成了两股绳，他们一个是孟子，一个是荀子。司马光属于荀子一派，而理学正宗，则是孟子后继。
荀子这派在汉代出了个人才，叫做扬雄，司马光对他推崇至极，认为其为“旷世之大儒”。扬雄投靠王莽伪政权而受后人批评，司马光则认为不能随便批评扬雄之人格。在那本《资治通鉴》里，司马光尽情引用扬雄之名言，或许还不够，扬雄有本书《太玄》，司马光模仿着写了本《潜虚》，而就是在这里，他给出了他主要的哲学思想。因此，司马光的哲学思想，实质上建立在荀子、扬雄所开拓的基础上。
那理学正宗对此怎么看？朱熹说：“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意思孔子之后，唯独孟子之学没有偏离儒家宗旨。他既然承认了孟子，自然不会再去赞赏荀子。“荀与扬，大醇而小疵。”这话讲得客气，但单独把扬雄拎出来讲时，就变成了“腐儒”、“最无用”、“甚好笑”。不仅如此，朱熹甚至认为就是因为扬雄当世，孟子心经得不到传授，天下儒学才会被黄老佛道所压制。这就是他的态度。
我们心平气和的讲，宋明理学的发轫，确实是建立在思孟学派所开辟的性命心性论之上。孟子所提倡之性善论与心论，是理学产生的思想渊源。而司马光呢？在理学开创的那个年代，他写了一本颇为自豪的书，名字叫《疑孟》。
八、结语
于是，我们从思想内涵、哲学性和道统师传上，讲司马光真的是一名理学界的“民哲”。也正因为此，在南宋之后，司马光一直在理学系统中不被认可。程朱的徒子徒孙们，一直对其抱着一种科班对民哲的态度。
但正如我们一直所强调的那样，司马光只是一名理学界毋宁说程朱理学的门外汉，而不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民间哲学爱好者。体用、心性、中和、阴阳等等，如果我们承认这些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于人类与世界本原问题的超越思考，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哲学属于哲学的范畴，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司马光他是一名哲学家。
正如后人所评价的那样，他是“平实之朴儒，道学之偏师”，平实非谓不是儒，偏师非谓不求道。只是司马光这个人的性格，本就是求真务实，放眼当下。他在一篇谢表里面称自己“自知文字恶漏”、“文辞实为鄙野”，说不得华词，讲不出大言。他这个人不浪漫，这当然是不适合体大精深的体系。但也正是因为此，历史上得以产生一个作为道德楷模和伟大史学家的温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