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地閉市63天:7000家商戶的掙扎與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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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2年曆史的新發地市場,是商戶們的襁褓、搖籃、飯碗,也是歸宿。

作者 | 陳凱樂

編輯 | 周 可

凌晨三點接到那通電話後,52歲的水果商人林子聰再也睡不著了。

“老闆,新發地門口被封鎖,我們進不去了。”員工在電話裡大聲喊道。

在新發地市場,凌晨三點是交易高峰。以往這個時候,員工會打開冷庫,與前來看貨的採購商談好價格,然後把進口水果裝上對方的貨車。但此刻,新發地的大門卻被封住了。外面的人進不來,裡面的人出不去。

隨後的兩通電話,讓林子聰確認了那個讓他害怕的事實:新發地被封了。

6月13日,因為從切割三文魚的案板中檢測到了新冠病毒,北京新發地市場宣佈緊急休市,包括商戶、員工以及新發地工作人員在內的11700多人被緊急隔離。

像林子聰這樣的商戶,新發地市場有7000多家。在閉市的63天裡,他們幾乎失去了全部的收入來源:有水產商戶價值3000萬元的進口蝦被封,有身背數十萬貸款的司機在隔離的房間裡咆哮,也有商家因為單月虧損500萬被迫裁員。

在經歷了28天的人員隔離和63天的閉市後,新發地終於在8月15日部分解除封市,恢復了主市場鐵路以南的營業。

億邦在走訪新發地時發現,幾乎所有人都對復市抱以積極的態度——市場組織了不下4次的動員會,3家商戶自籌300萬鼓勵採購商採貨,早晨10點的冷清也漸漸被堵塞的貨運車長龍所取代。

63天裡,有人離開、有人掙扎、有人自救。對很多商戶來說,有著32年曆史的新發地市場,是他們的襁褓、搖籃、飯碗,也是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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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28天后,我轉行了”

黃子非,40歲,貨車司機

7月10日,我結束隔離回到新發地。找到自己的車時,荔枝已經散落了一地。車底的滑道也全都斷了,冷櫃被捅了一個大窟窿。我特地查看了周圍的車,發現其他車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損失。據說銷燬貨物時,都是大型車作業,磕碰很常見。

我當時的第一反應,就是給新發地的工作人員打電話。對方告訴我,賠付2000元或者等待協商解決。我估算過,換二手櫃至少得45000元。我的意思是,賠付35000元,自己再掏10000元修修就好了。協商之後,新發地賠了我20000元。

貨車是2017年4月份買的,因為做生鮮水產賺錢,我配成了冷櫃車。光是冷櫃,就花了9萬多,再裝上車頭和掛,總共小80多萬。車子是貸款買的,首付家裡幫忙湊了湊,掏了不到40萬。好在這兩年行情不錯,再加上常年工作滿負荷,兩年我就把貸款還清了。

沒想到,我和疫情完美撞上了。6月11日晚上,我從廣西拉了一車荔枝過來,第二天白天賣了半車,原計劃6月13日就能把剩下的賣光。

我和另一個同事6月12日晚上在車裡睡了一覺。第二天早上6點醒來時,發現沒有人賣貨。按以往的經驗,凌晨2點到中午12點一直是交易高峰期。一下車,老闆坐在車旁邊對我說,市場被封,走不掉了。然後他掏出手機,給旁邊的商戶挨個打電話。我抬頭掃了一眼,市場門口果然被封了。

當天晚上9點,來了一輛大巴,把我們帶到酒店。就這樣,開始了長達28天的隔離。

對大部分司機來說,貨車幾乎是全家唯一的收入來源。我的小孩16歲,正在讀高中;老婆操持家務,全家一個月的開銷最少五六千。雖然每個月收入不低,但只有車子跑起來,我才感到踏實。一個月不跑車,對很多司機而言,壓力都是巨大的。

被隔離的時候,每天想的就是什麼時候能出去。我記得很清楚,隔壁房間有人壓力大到朝窗外大喊“我要出去”,一次喊十幾分鍾,連續喊五六天。工作人員常常跑上來,去隔壁安撫他。貨車司機就靠車養家,一個月車貸一兩萬,我很理解他的心情。

隔離之後,我回到老家遼寧,把冷櫃卸了放在停車場裡,換了一輛車,就在家附近拉拉沙石料,勉強維持生計。疫情來了,進口的水果生鮮生意都不好做,短期內我應該不會碰進口水果了。雖然拉石料賺得少,但只要車在一直跑,我的心裡就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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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多萬元的蝦就是現金”

黎書新,55歲,進口水產商

隔離期間,我冷庫裡價值200多萬元的厄瓜多爾蝦被銷燬了,好在新發地全額進行了補貼。其實我要面對的是更大的損失,因為從新發地開始,有些生鮮逐步在全國被禁售了。

我記得很清楚,8月13日凌晨3點,西安合作伙伴給我打電話:“二哥啊,壞事了,西安有鮮蝦檢測陽性,你把貨趕緊拉回去吧。”當時司機快到西安了,我趕緊打電話,讓他回北京。司機不願意:“老闆,我跟接貨的人都聯繫好了,怎麼說回就回呢?”最後我給出了來回的運費,還多加了幾百塊錢,對方才勉強把車開了回來。

掛上電話,我再也睡不著了,走到客廳裡,一根接一根抽菸,巴掌大小的菸灰缸很快就堆滿了菸頭。天矇矇亮的時候,我看了下手機,正好是凌晨五點,一包煙全抽完了,胸口悶得慌,我只能跑到小區旁的公園散心。

新發地商戶裡,我是比較早知道疫情的。6月12日上午就出現了第一例病例,牛羊肉商戶首先被隔離了,然後是生鮮商戶。晚上11點,交易完全中斷,採購商進不來,人也出不去,尤其是剛剛完成採購的商戶。為了避免感染,幾千人被分散在新發地廣場的各個角落。隨後的28天裡,這些人被送到酒店、度假村隔離,我也是其中之一。

新發地出事之後,7月23日,寧夏出臺政策,禁止海鮮入庫;8月13日,西安在海鮮裡檢測出病毒;5天之後,這批蝦溯源到了濟南,於是當地也出了紅頭文件,所有來自厄瓜多爾的蝦全部下架;接著是山西、蘭州。幾乎全國的主要市場,進口蝦都被下架了。

我沒生意做了。

現在我所有的蝦都被封在冷庫,不能交易。粗略算了下,這批蝦價值3000多萬,而我在銀行還有600萬的貸款。

從7月14日隔離結束到現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我的體重從160斤降到了145斤。今早起床只喝了一杯豆漿,啃了半根老玉米,接下來一天沒吃東西,根本感覺不到餓。隨之而來的是煙癮越來越大,以前一天抽兩包,現在翻倍。因為平時話比較少,我現在就把自己關在家裡,看新聞,然後一個人抽菸。

我今年55歲,從18歲開始做水產生意,現在一年的流水有一個多億。做生意30多年,我不是沒經歷過風浪。2008年進口蝦價格倒掛,蝦一進市場,價格立馬低於進價,我幾個月就虧了1200萬,但到了下半年價格就漲回來了。

我不怕虧,就怕不能交易,3000多萬的蝦就是現金,現金不流動真的要命。我現在不敢看辦公室外面的冰庫,因為我的蝦全在裡面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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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簡單,很多事也就簡單了”

吳黎生,43歲, 調解員

7月5日晚上8點多,我在保定老家接到了新發地領導的電話。他告訴我,新發地馬上要“大轉運”,請我回去幫忙。那時候7000家商戶即將結束隔離返回新發地。此前,市場為了保證安全,銷燬了所有的生鮮、蔬菜和水果。為了彌補商戶的損失,新發地在7月8日邀請商戶返回市場核算損失,這一天又稱為“大轉運”。

協調工作並不好做,是燙手的山芋,其間的利益錯綜複雜,商戶虛報損失的情況並不少見。

同樣大的倉庫,有商戶上報的損失是9000塊錢,也有商戶上報的損失高達26萬。當時負責核算的工作人員知道水分太大,但因為身份的關係,不好直接挑明。讓商戶提供票據和實物照片,對方又拿不出來。找到我的時候,問他倉庫裡放的什麼東西這麼貴,商戶說是藏紅花,但藏紅花根本就沒有被銷燬過,那個商戶聽完馬上就走了。

還有的商戶,報了26萬貨損,最後只核實18萬;報了15萬貨損,最後只核實3萬。他們的心情我能理解,閉市兩個月生意清零,都想減少損失。

當然,也有無奈。“大轉運”第一天下午,一對50多歲的老夫妻找到我,說賬本丟在倉庫裡找不到了,上面記著採購商的欠款。他們不懂電腦,所有來往賬目只能靠手一筆筆記在本子上。連續五天,他們都一次次找我,請求幫忙找賬本,到最後嗓子幾乎都喊啞了。我很同情他們,因為一個月過去了,賬本很可能隨著商品被一起清理掉了。最後在調出來的監控裡,我發現賬本果然已經被毀掉了。而我後面的工作,就變成了如何安撫這對老夫妻。

其實新發地最開始找我的時候,我並沒有立刻答應。當時在老家保定,我個人投資的兩家市場必須落實防疫工作。另外,花鄉橋(新發地所在地區)當時依舊是高風險地區,這意味著我返回河北又要隔離半個月。我算過一筆賬,來北京協調至少要一週,加上隔離半個月,我有20多天沒辦法處理保定的市場。

但在新發地,我也經營著3800平方米的門面,分租給了22個商戶。如果市場不能儘快恢復,他們也會受影響。再加上在新發地做了十幾年生意,多少也有些感情,所以最終還是答應幫忙。

我也清楚,自己做的事得罪人。有商戶就私下對我說:“公家的事,你管那麼多幹嘛?”但做人憑良心,只要你簡單,很多事也就簡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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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個女生睡在100平米的辦公室”

李璐,29歲,信息登記員

6月16日,新發地在大興附近搭建了幾百畝的臨時交易區,我負責安檢。每個人都穿戴著厚厚的裝備——醫用口罩、手套還有護目鏡。

那幾乎是北京最熱的時候,溫度常常在38度徘徊,這也給我們作業帶來了難度。因為護目鏡太厚,往往不到半個小時裡面就充滿了霧氣,跟人說話時我們常常是看不清的。

口罩也是醫用的,高溫下汗水很容易順著人中流到嘴裡,味道鹹鹹的。流汗的時候是感受不到的,等到嘴裡突然出現一股鹹味時,你才知道,流汗了。

我在新發地負責門口往來人員及車輛信息登記,6月12日晚上我跟很多人一樣在廣場隔離。6月13日早上9點,新發地緊急聯繫了周邊的餐廳準備快餐,烏泱泱的一群人排成了三隊領餐。我粗略估計了一下,每個隊伍至少200米長。

排隊領餐時,大家都很自覺地間隔一米。有人在領餐時還不斷地問:“我的菜什麼時候可以賣?”我沒法回答,因為我也不知道。

隔離期間,有兩層樓的會議室被當做臨時的宿舍。會議室沒有床,老闆椅倒很多,三四把椅子拼湊在一起,就是我們的床。即便是椅子,一躺下去也立刻睡著了。

但最難受的還是夜裡翻身,因為椅子邊沿是凸起的,每次翻身都硌得慌,我的睡眠又比較淺,基本上一晚上會醒四五次。辦公室周圍都是樹,到了夜裡蚊子又很多,我常常睡不好。我們15個女生,擠在100平方米的辦公室裡。在6月25日搬進宿舍前,我們在辦公室睡了12天。

在堅守工作的同時,也能感受到外界的非議。因為疫情,有些人會戴著有色眼鏡看新發地。

一次下班回租住的房子,我穿著工作服碰到同小區的人。迎面相遇時,能明顯感受到他們看我的眼神有點怪,他們尤其會盯著工作服上“新發地”三個字。我當時有爭辯的衝動,後來想想算了,爭辯也無濟於事。再說疫情期間,是我們一直在保障大家的菜籃子,這點自豪是奪不走的。

現在終於復市了,想想之前的苦和累,一切都值得。對我來說,如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能躺在席夢思的床上,睡上整整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