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甲午战败观“翁李之争”,起因是私怨,导致祸国殃民被世人耻笑

说起中日甲午战争,一直是国人心中的痛。满清朝廷在被西方列强蹂躏后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也被以前并不怎么看得起的东洋小国日本给揭去了,漏出的是更加腐朽、衰弱的本质,也为后来的“八国联军”瓜分中国利益揭开了序幕。

甲午战争的失败源于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当时号称世界第九、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为何会如此的不堪一击呢?原因有很多,大致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因素。

1、外部因素

在1888年,北洋水师建立之时,日本全国从上到下充满了羡慕和嫉妒之情,明治天皇和各级官员踊跃捐款,购置军舰,全国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军事。在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陆军的规模和现代化程度均高于清朝。

但清廷除了极少数明智之人,大多官员沉浸在几十年洋务运动所取得的表面回光返照式的虚假中兴之中,对于日本的崛起和野心始终没有防备之心。

2、内部因素

北洋水师自正式建军后,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再没有购置任何新的作战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北洋水师的改变基本停留在改良老旧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但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比之初建时低下很多。

战争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蓄谋已久下开战了,清军猝不及防,在各方面都不如人的情况下,陆军、水师都以惨败告终。

刚才提到清廷在与日本开战前,还有少许明智之人知道日本军事实力的虚实,在战争几乎没有胜算的前提下,是极力反对开战的,这些少数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

在后世之人看来,清末慈禧太后身前大红人,独撑晚清半壁江山的李鸿章反对开战,那决策的时候应该慎之又慎才对,清廷是怎么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做出开战的决定的呢?

帝党、后党之争

这不得不提一下,晚清的帝、后两党之争。没开打之前,光绪皇帝就摩拳擦掌地想跟东洋小国日本打一场。因为“儿皇帝”经常受到“垂帘听政”的老太婆慈禧太后的欺压,他心中特别渴望通过自己的英明决策,打赢这场战争树立自己的明君形象,好收回皇权,挺起腰板做皇帝。

而鼓动光绪皇帝下定决心的就是所谓的“两朝帝师”、“中国维新第一人”的翁同龢。翁同龢是拿这场战争来赌光绪皇帝和自己的前途,因此他狂热地渴望胜利,他开战的理由很奇葩“朝廷既然花这么多的银子搞军事现代化,总得观观效果吧。”

可是翁同龢的真正目的,通过王伯恭(曾任袁世凯的总统顾问)所著的《蜷庐随笔》中记载的一段亲历所揭秘。

“甲午战前,翁同龢一力主战,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翁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我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已知自己确实不如人,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翁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真实目的竟然是为了等待战争如果失利就找到整治对手的证据。可见翁同龢是恨李鸿章入骨,甚至把国运当赌注,来进行这场不管胜利还是失败都对自己有好处的战争。可翁同龢为什么要整治李鸿章?

翁、李仇怨的因由

光绪皇帝曾对翁同龢说:“朕知道当年因李鸿章弹劾令兄翁同书一事,你们结下宿怨。但你们都是大清的股肱之臣,总要精诚团结,千万不可因私而废公。”大臣之间因政见不同,有些矛盾非常平常,但是要皇帝亲自开口劝和,可见矛盾之深。那么他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矛盾呢?

当年围剿太平天国时,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其剿匪不力,畏罪潜逃,被李鸿章所参,被咸丰帝判了个“斩监候”,也就是死缓。翁父听到后,气怒交加,一病呜呼。皇帝听到消息后,于心不忍将翁同书的斩刑改判充军新疆。原本显赫世家却因李鸿章的参奏而弄得家破人亡,此仇不共戴天,怎能不报?

甲午战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国人恨之,翁同龢却在朝堂上集合党羽不断参奏,面对翁同龢的排挤和非难,李鸿章有苦说不出,只能硬挺着。由此可见翁同龢的心胸狭隘,睚眦必报。

结语: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是世人对二人执政能力的讽刺,合肥是指李鸿章,常熟则指翁同龢(司农借指户部,翁是户部尚书)。因二人私怨,间接导致了国家的利益受损,民生凋敝,二人被同时唾弃也是理所应当的了。

李和翁斗了一辈子,挨骂还被相提并论,也真是缘分天注定。李宰相“笑骂他人由之,好官我自为之”后世一直争论不断;至于翁尚书他绝对不是个好尚书,也不是个好的老师,唯一值得后人称道的,也许就是他的学问和书法了。

《清史稿》《翁文恭公日记》《蜷庐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