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一个可敬却又可恨的人物。一个朝代灭亡时，总会有几个以死明志的忠臣，为史书所标榜，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如文天祥留取丹心，还有就是史可法。或许他们并非不顺应时势，也并非不识时务，更非不珍爱生命，他们只是明白，死易生难，身死则享誉千年，求生则万古骂名。
但是站在历史角度，提及史可法，不免让人想到与之行相悖之事的钱谦益。史可法死守扬州，导致扬州全城被屠；钱谦益一纸降书投降多铎，南京百姓免受池鱼之殃。那么就引发了一个历史性的辩题：到底什么是忠臣，是死忠于朝廷，玉石俱焚；还是以人为本，忠于百姓？
史可法纪念堂
当然这个要站在历史的绝对高度来讨论，对事不对人。
站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生于和平时期，况且已经摆脱了封建君主制度的局限性，对于这个问题可能会有更加倾向性的选择，那关于南明那个悲悯痛苦而且愚昧的时代呢？
我们来聊一下史可法，关于史可法的深究，那就要追问，史可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为官清廉两袖清风的明代传统文官；是一个以身殉国以死明志的忠臣；但是同时，也是一个误国误民不懂变通的愚夫。
史可法纪念堂
史可法
首先，史可法为官清廉，以身作则，这点有史书为证，毋庸置疑。明史云：史可法，廉信，与下均劳苦。军行，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所以，从个人品行操守来说，史可法是个知行合一，以圣贤之德为准则的好人，其人不爱钱，不惜命，与文山并烈，曰取义，曰成仁，乃一代清高鸿儒。
其次，其闻李自成兵指北京，领军勤王，后知崇祯帝身死煤山，史可法向北痛哭失声，以头撞柱，血流到脚上 。后总揽南明朝政，力主与清廷与叛逆大顺政权一战。最后任总督，提兵扬州，面对多铎的围城，在无外援，无强军的情况下，却死战不降，最后以身殉国。可见史可法乃明朝绝对的忠臣，终于君王，终于朝廷，乃以圣贤书为准则之高尚之人。
但是，他也是个无能的愚夫，其在崇祯朝并无优异和可以名列史册的政绩，总览南明王朝之后，致使朝政混乱，一心血崇祯帝之仇，军事策略严重失误，军队屡战屡败。可见其并不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只是一个有志向，有魄力的道德之士。思想简单，想法单一，不能顺应时势变化而做出相应的对策，可见其并无大才。
关于史可法的愚钝，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点：
1、政治主张错误，在南明初期，迎力新皇帝便是一个最为重要的事情，朝政分为两派，马士英提出福王，东林党提出潞王，史可法如果加入其中一方，则可以很快地压服另一方，确保朝政稳固。但是史可法却提出迎立桂王，致使朝政更加混乱，纷争不断，最后甚至大权旁落，军人干政。名将左良玉甚至统军兵指南京，为清君侧，如此内乱，给了满清一个很大的机会，最终站稳中原，拥兵南下，可谓是自毁长城。
2、军事策略上的愚钝，史可法起初并未看清天下形势，只顾内心仇恨，一心剿灭大顺余寇，所谓借虏平寇，可谓目光短浅，自古以来，唐借回鹘之兵而洛阳被洗劫一空，石敬瑭借契丹之兵而燕云十六州丧尽。满清与明相持数十年，可谓狼子野心，世人皆知，而大顺自山海关兵败之后，已成如山崩之势，其时李自成已死，只要南明王朝肯收降大顺军，便可迅速组织起一支强军，纵使守不住黄河，守住秦岭淮河一线，是绝对可行的。同时，在处理大顺降军的态度上，颇为傲慢，特别是在处理高杰之子的事情上，沽名钓誉，致使高杰军最后投降清军。
3、军事能力和统帅能力极其低劣，史可法以督师的身份，经营江北近一年时间，耗费南明王朝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结果清军一到，江北四镇投降了三镇，扬州战役也没有组织起有效抵抗，毫无战斗之力，导致扬州不到一天就宣告失守。
南明和南宋对比
扬州十日
提到史可法死守扬州，就可以对比明朝中期北京保卫战时期的大明柱石于谦，于谦当时的形势可谓比史可法更加不利，瓦剌大军压境，明军刚经历一场大败，精锐尽失。朝政照样不稳，同样是另立新君，朝廷有人要立皇子朱见深，有人要立监国王爷朱祁钰，于谦当机立断，立朱祁钰为帝，为景泰帝，然后万众一心，鼓舞士气，号召各地军队进京勤王，最后誓死抗敌，打败了同样强大的瓦剌大军，保住了大明基业。
相比于浩浩荡荡的北平保卫战，准备更久、物资更充沛、军队战力更强的扬州保卫战，却一触即溃，可见，一场大战之中，统帅的重要性。而史可法，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不是一个可以统军奋战之人。
那么我们来讨论文章开头的观点，何为忠臣。若是论史书，论实际，论当时情形，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那毋庸置疑，史可法乃一代忠臣，为国捐躯；而钱谦益怕水冷，投降清朝，屈辱剃发苟活，乃不可辩驳的汉奸。
清军破扬州
本文另辟蹊径，站在宏观角度，以结果论来讨论，他们到底谁是忠臣。史可法抗清，以天下为己任，以为全城百姓皆是如他一般的想法，捆绑整个扬州与他与城共存亡，最终导致了不可挽回的结局，扬州全城被屠杀，百姓蒙受大难。而钱谦益开城投降，致使百姓无损，南明投降清朝的城池有无数座，而单单钱谦益这么著名，其缘由，莫过于其身份和其爱人。毕竟，钱谦益乃东林党领袖，那个自诩为道德君子的文官集团的领袖，却降了清军，怎么看都有些不那么是滋味。
自古以来，以结果论英雄、论忠臣的标准，不妨先行立一个标杆人物，于谦，乃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有明一代最伟大的忠臣，其身高洁，两袖清风，为政清明，体恤百姓和下属，扶桅樯于沧浪，救国家于危难，对于民族，对于当时王朝和天下百姓都可以称为不世出的忠臣，享千秋的民族英雄。以于谦为标准，来讨论史可法和钱谦益，便不难得出，谁才是真正的忠臣。
其一：史可法有名无实。
捆绑扬州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死战，以极为惨痛的代价，搏得后世敬仰，青史留名。后世帝王和文人无不对其赞誉有加，可谓是以一点小瑜掩盖住了其身后的大瑕。其以低劣的策略致使国家陷入危亡之地，最后捐躯赴国难，成就了忠烈的身份。实则反映出明代古板的文人所表现出的典型缺陷，只要以为自己持身正派，便可以要求天下人以自己为标准，行圣人之事。实则乃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说史可法忠臣之名，有名无实。
其二：钱谦益有实无名。
钱谦益和柳如是
钱谦益，在崇祯朝忠于崇祯，作为东林魁首，与阉党奋战过，为国家努力过，也曾因之而受责罚，后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外放。对于崇祯来说，也可以说是个忠臣。南明危亡之际，其也投身朝廷，报效国家，并无投敌和通敌之嫌。最后在清军兵临城下之时，开城投降，维护一城百姓，也算是一件功德。在清朝出仕，编修明史，同时心怀复明之志，也有过行动。所以，其离忠臣只差一死明志，最后被定义为汉奸，无忠臣之名，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有忠臣之实。
其实也难怪，在封建王朝情况下，所有人都以君王为圣，事事谨遵君王，谁又在乎扬州十日，那城中被屠杀的十万百姓。史可法，就是这样一个有名无实的忠臣。把史可法捧为忠烈，无非是因为他官高做义士；孰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南明，对于扬州百姓，他真的就不是一个像样的忠臣，徒有其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