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有一项“除名制度”，何谓“除名”？就是指那些被统治者开除或废除官籍的官员的一种刑法手段。除名制度萌发于秦朝时期，但要说它真正真成型的朝代，却不得不提到隋。《隋书》中，除名制被证正式列为刑法篇，其中规定
一、隋朝建立时期短，政局动荡不安，人心惶惶，官场中鱼龙混杂，“除名制度”应运而生
从北周至隋以来，统治者在选任官吏上就不分“清浊”，导致官吏分途。官场之中鱼龙混杂，风气极其浑浊。在这样的官场风气之中，“除名制度”的出现犹如一股清泉，洗刷了隋官场之中的藏污纳垢、明推暗就、自私自利等污浊复杂的风气。
隋朝建立时间比较短，政局一直处于不稳的状态，外加常年受到外来骚扰，“除名制度”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应运而生。
隋朝“除名制度”有明确规定官员职务犯罪，凡是官员有贪污受贿、失职、不为百姓服务等行为，一旦被举报发现，势必严查。包括在军事犯罪中。因为害怕敌人，弃兵而逃、管理的地方被攻陷等行为，同样要受到严惩。
其中最严重的便是触及政权，官员之中互相勾结，官官相护，结党营私等危及破坏国家政治安全等行为，是统治者最忌讳的。以上几方面只是其中最重要的几方面。凡是触碰到了其中的任意一点，都要接受“除名制度”的惩罚，而“连坐”便是基本操作。
因官员一人的过错便要累及家人，邻居等。非常残酷，但就是应为“除名制度”的残酷与不近人情，才能起到震慑的作用。据数据统计，除名制度的隋朝的使用是最频繁的。在隋朝，被除名制度牵扯涉及的犯罪官吏多是身份地位显赫的皇室宗室，不仅有皇亲贵族更有一些跟随隋的开国者打下天下，开工立业的异性王。
被除名的多是靠近京城的中央官员或者是地方上的高官，这些被除名的官员在当时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或被除去官职或是遭受连坐刑罚，严重地打击了他们暗地里的势力，也同样威震了官职或爵位比他们小的一系列官吏。
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发散的辐射，朝廷上下被肃清，那些存有异心的官吏也安分了不少。统治者面对这样的局面，显然是非常地乐见其成。因为除名制度适用的罪名，所以规范了许多官员的行为、思想、言语。导致他们对皇权更加的敬畏，皇权也更加的稳定。
因为除名制度适用的罪名，所以官场风气被整顿，贪官污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百姓们拥有了能为他们办事的官吏。因为除名制度适用的罪名，所以隋朝的军事更上一层楼，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都不得不正视敌人，守卫领土，镇守边疆，保家卫国。因为除名制度适用的罪名，所以隋朝的政治、军事等方面都是向上发展，向前推动着是。
二、除名制度在隋朝的多次运用，起到了震慑官吏、规范隋朝官员的权利范围，使得隋朝政局稳定，中央集权的制度更为完善
纵观中国的各个朝代，除名制在隋朝的适用范围是最大的，且被当时的统治者多次使用，其使用频率之高，也是各朝代之最。说到除名制度在隋朝的应用，那么“右仆射苏威朋党案”就是最好的一个实例。
隋文帝时期，为了加强对百姓和文武百官的统治与管理，所以当时的统治者决定重新修订礼乐制度。这么大的事情自然要放到朝堂之中，与文武百官们一同商论。当时为了这件事，朝堂之中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国子监博士何妥为首，一派是以太子的通事舍人苏夔为首。
这二人各有各的优势，他们的意见虽然不同，却各有各的道理。因为苏夔的父亲是当朝的宰相，自隋开皇以来便在朝中执政，且他辅佐隋文帝夺取了北周，深受统治者的信任。所以朝中近乎有九成的官员站在了苏夔的这一边。但苏威却与何妥积怨已久。
新仇再加上旧怨，这可把这位“儒林高士”何妥给气坏了，他大笔一挥，于是便产生了一篇指责苏威等大臣朋比为奸的奏章。统治者的通病就是善疑，上面说到隋文帝非常信任这位开国功臣“苏威”。此时，却有人告诉他，苏威与大臣间各树党羽，串联一同。
这对他的江山社稷是一个很大的隐患，于是隋文帝便将这件“朋党”案交给了御史台处理。而调查的结果便是这件牵连了上百人的“朋党”案成立。数百官吏被“除名”。这样大的一桩案件，是隋自开国以来影响牵连人数最大最多的一桩奇案。而“除名制”的大名也自此传开。
这件事令无数官员谈到“除名制”就色变。为此他们小心翼翼，生怕触犯到了至高无上的皇权。私下里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放肆”，所谓“隔墙有耳”，要是他们的一些谈话，以及行为，被有心人拿来做文章，皇帝起了疑心。那么一个除名制下来，便可以使得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在这个谈“除名”色变的时期，同样是隋朝政局最为稳定清明的时期，也同样是隋朝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最为完善的时期。
三、隋朝除名制度的执行情况是会依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对后世历朝代的刑法刑罚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在卢恺、苏威“朋党”案中，苏威、卢恺等人依照“除名制度”被贬为庶民。房恭懿、薛道衡等也按照“除名制度”需要充军流配。但依据当时隋朝的现实情况，他们的“除名”执行都被或多或少的延迟执行。
因为当时隋朝官场的局面较为复杂，而薛道衡、卢恺等人确实是富有学识之士，他们拥有鉴别人才，区分轻重好坏的本领。所以他们执掌下的各部门都与过去的局面有着较大的改变。朝廷是不会立马因为他们的情况而执行“除名”的，统治者延迟了他们的“除名执行”日期，在他们处理好手中的事物之后，才选择将他们流放充军。
尽管房恭懿曾参与叛乱，但他是由苏威引荐效忠于隋 ，且他在位期间政绩卓然，隋文帝曾多次褒奖于他。隋文帝虽因为他牵涉这件事而生气，但却并没有依据“除名制度”而惩罚于他。再说丞相苏威，不过削去他的爵位两年，统治者便又恢复了他的爵位。
因为隋朝“除名制度”执行情况的不同，使得后世历朝代也同样模仿于隋。因为“除名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容易被打破，且当时的隋人执行法律的随意性比较大，所以除名后的官员恢复等一般都不会按照法律严格执行。
在十分看中身份地位的古代社会当中，除名的惩罚对于官员甚至是官员的家族来说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惩罚，一旦被除名，那么就意味着这名官员或者这个家族的沦落。所以除名制度的震慑力具有它独特的作用。统治者利用除名制度整顿官员的队伍，维护他的统治。
各朝对除名刑法刑罚的规定及实际执行情况都有所出入。同样的依据《隋律》:“犯十恶者，虽会赦，犹除名。”还有各种程度的连坐，为隋之后的历朝的刑法和刑罚的制定都提供了依据。
所以这也是“除名制度”被受统治者青睐的原因，虽然除名制度的惩罚手段较严格，也许还会有人觉得残酷，认为这样的不近人情会使隋朝的官吏们“寒心”，不再忠心于隋朝的统治者。但上面叙述的苏威“朋党”案，确又可以从另一方面证明“法理之外不外乎人情”的说法。
对官员实行过多的“压迫”，势必会引起反噬，所以除名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也会与史籍中所记载的有所不同。就拿《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上柱国、新蔡郡公韩僧寿来说，本应被除名六载，可实际上在他被除名期间，他仍然担任这他的职位，不过三年便“官复原职”，这是统治者与官吏们所心照不宣的。
演变到现在“除名制度”已经不在作为一种惩罚手段而单独存在，由“除名制度”衍生的“问责制度”便诞生了。与“除名制度”一脉相承的是，“问责制度”也同样是根据官员所犯出的错误而追责问错。这是古人所留给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继承优良文化的一种象征。
参考文献:
《隋书》
《资治通鉴》
《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