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一代，绵历近三百年，诸帝虽贤昏不一，但都被一个共同的问题所困扰：官员们削尖了脑袋，都要在中央朝廷当官，而不愿出任地方官，哪怕是担任刺史这样的一方大员，都不大情愿。
有一个著名的例子，玄宗开元年间，扬州采访使班景倩，被调任为大理寺少卿，途经大梁，汴州刺史倪若水为之饯行，“立望其行尘，久之乃返”，谓属下曰：“班生此行，何异登仙！”
汴州地处中原，倪若水亦颇有政绩，连他都认为从地方入职中央是“登仙”之事，可见当时官员对京官的热衷。武则天时期，宰相李峤等人在奏疏中，对这种现象有更直接的描述：
朝廷物议，莫不重内官，轻外职，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诉。
被任命为州郡长官，都再三披诉，那些出任州县属官如县尉、判司者，自然更是嫌弃，韩琬《御史台记》云：
畿尉有六道：入御史为佛道，入评事为仙道，入京尉为人道，入畿丞为苦海道，入县令为畜生道，入判司为饿鬼道。
这是把畿县县尉可能升迁的职位，以佛家六道来品评。“判司”乃州府属官，按理说，从县级属官升为州府级属官，本来应属喜事，但却被视为“饿鬼道”。而即使升为一县之主，也好不到哪去，居然称其为“畜牲道”。可要是升为京官御史、评事，便属于成仙成佛。其重京官轻外官的倾向，再是明显不过。
事务繁杂，业绩考核难以达标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虽非一端，但根本而言，在于刺史、县令作为州县长官，事务较京官远为繁杂，“业绩”考核不容易达标。刺史县令的工作，包括征税，分配徭役，维持州（县）内法纪治安，主导州（县）的大型建设工程，教化百姓，兴学劝善等大小事务，甚至有些突发性的，临时性的事，比如州（县）发生叛乱，他可能还要带兵作战。
如此繁杂的事务，使不少官员自感难以胜任。韦应物从比部员外郎，出任滁州刺史，便说自己“一从守兹郡”，便“两鬓生素发”。杜牧被宰相李德裕排挤，从史馆修撰外放为黄州刺史，他在上呈给皇帝的谢表中，表示刺史“专断刑法，施行诏条，政之善恶，唯臣所系”，所以“一自到任，忧惕不胜，动作举止，唯恐罪悔”。但他做京官时，却是整日“优游无事”。其间的差别，不言而喻。
考核刺史、县令业绩的第一标准，便是看户口有无增加，赋税能否按中央预算足额上缴。而玄宗开元四年（716）十一月敕明确指出，人们不愿任县令的重要原因，便是业绩考核难以达到上考，导致升迁机会少。
至于更被人轻视的州县属官，官卑职低仅是一方面，根因在于这些官职属于临民官，要与百姓打交道，在崇尚职清事闲的士人眼中，属于脏活累活。比如县尉，得看押刑犯，傍晚时还要清点人数，甚至“鞭挞黎庶”。李商隐、高适正是受不了这样的县尉生涯，索性辞职不干。
而同为九品小官的校书郎，却只需要在京城的书库中校校书，工作清闲无比。白居易担任校书郎时，他可以“朝从直城出，春傍曲江行”，“终夜清景前，笑歌不知疲”。孰为写意？
谈“瘴”色变
需要注意的是，在整体“重内官，轻外职”的情况下，唐人又尤其害怕到岭南、黔中等南方地区为官，此又别有症结。
就唐代广大南方地区来说，除了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外，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开发不足，自然生态环境恶劣，不仅湿热，还有所谓的能致人病的“瘴气”，最是令人们闻之色变。
贞观初年，太宗任命卢祖尚为交州都督，卢祖尚害怕“岭南瘴疠”，认为“去无还理”，无论太宗如何劝谕，坚决不去，结果惹怒太宗，被斩之于朝。贞观九年（635），李道兴为交州都督，“以岭南瘴疠，恐不得年”，最终竟忧惧而死。这虽是两个极端的例子，然岭南等地官员因“瘴疠”而请求调任或辞职的记载，实是指不胜屈。
不历州县，不拟台省
“重内官，轻外职”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地方官选任困难，实际去地方任职的人，要么能力不行，或者是受到处分的人，正如唐中宗时宰相韦嗣立所说：
京官有犯罪声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选人，暮年无手笔者，方拟县令。
地方官能力不行，必然治理不善，这对王朝的统治来说，其后果有可能是灾难和毁灭。针对这一问题，唐太宗极其重视，亲自选择有能力者出任刺史、县令。武则天则接受宰相李峤建议，派出凤阁侍郎韦嗣立、御史大夫杨再思等20人以本官检校刺史。
但这些办法，最多只能让一些州县能治理好一点。因为最大问题在于，在重京官轻外官的风气之下，人们一旦占据京官位置，便会想方设法一直在京官的范围内迁转，而中央的职位总是有限的，这使得地方官很难迁入为京官。因此，要想解决重内轻外的风气，就必须为地方官升迁为京官提供制度上的保证。
开元三年（715），左拾遗张九龄上书提出了一个制度性规定的建议，这就是《新唐书·选举志》里概括的“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
凡不历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为侍郎列卿；不历县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为台郎、给、舍、郎……亦不得十年频在京职，又不得十年尽任外官。
这个制度说穿了，就是只要没有在地方官上历练过，能力再出众，也不能担任尚书省或御史台的官职。而且，不能长期只担任京官或者地方官。
这一建议切中时弊，很快便得到玄宗的采纳。肃宗时期，该制度进一步完善，建立了郎官出为刺史、县令等地方官的机制。此后诸帝，都在不断强调“不历州县，不拟台省”这一制度。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该制度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
然而即便如此，到了唐末，重京官轻外官的风气依然严重。因为除了节度使，京官与地方官相比，其优越性不言而喻。出为地方官，只是迫于制度，不得不尔。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