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洲（1892~1929），原名登瀛，笔名逸民，陕西绥德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骨干之一。1923年初，李子洲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底，李子洲组织创建了陕北第一个党团组织。随后，他又相继指导帮助在榆林、延安等地建立党团组织，选派刘志丹等人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在陕北军阀部队发展党团组织，为后来发动著名的清涧起义打下了组织基础。1927年他参与了清涧、渭华起义的领导决策工作。1928年11月，李子洲代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1929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面对敌人酷刑折磨，他坚贞不屈，牺牲时，年仅37岁。
李子洲雕像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无数革命先烈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为了缅怀先烈，教育后人，党先后用先烈的名字命名了一些地名，如左权、志丹、靖宇、子洲等。这些地名长期留在祖国的大地上，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教材。陕西省子洲县就是其中一个，它是以革命烈士李子洲的名字命名。在建党90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李子洲的曾孙李建中，一起重温了李子洲的光辉革命历程。
1892年12月23日，李子洲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城一个银匠的家里。父亲李元贞继承祖业，以银匠为业，辅以务农。父亲性格豪爽，耿直善良，常爱打抱不平，被称为绥德县有名的十八条好汉之一，很受大家尊重。母亲白氏，辛勤抚育四个儿女成人。子洲为长子，还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分别取名为二弟李登云，三弟李登霄，胞妹李登岳。
人穷志高：
李子洲的童年时代，正处在辛亥革命的前夜。他的父亲李元贞，饱尝了手工工人生活的痛苦，于是他放弃了手艺人的旧习，不让儿子学银匠技术，一心要子洲读书上学，将来出人头地。
当时，绥德城里只有一两家私塾学堂，私塾里学费很贵，穷人是交不起的。李子洲很想背上书包去上学，但他知道父母没钱，只有偷偷跑到私塾的门口听人家念书。回到家里，又默默地帮着父母挑水、捡炭、干家务活。
李子洲超过了上学的年龄却不能进学堂，他父母的心里很是焦急。他见母亲一提起他上学的事就抹眼泪；又见父亲爱打抱不平，有时替别人打官司，明明占着理，官司却打输了，受够了“睁眼瞎”之苦。一桩桩的不平事，深深地烙在了李子洲那幼小的心灵里。
在李子洲12岁的时候，父亲的银匠生意有了好转，这才把他送到一家私塾去念书。小学堂里初入学的学生都是7、8岁，而李子洲却比别的孩子大好几岁，加上个儿又高，就更显得鹤立鸡群。一些富家子弟讥笑他是“穷小子”“大笨蛋”。自小老实的子洲，对富人家孩子的盛气凌人非常气愤，但他沉得住气，一声不吭。
他在老先生的眼里，显得比别人反应迟钝。过了不久，老先生发现他读书非常用功，毅力很大，放学后还一个人在学堂里背古文。回到家里，子洲常是手不释卷。
由于李子洲专心读书，他很快成为私塾里学业最好的学生。他所酷爱的国文课，几乎每次考试都得满分。老先生见子洲功课好，又尊重师长，为人笃诚，便称赞他是“寒门贵子”。
1912年，李子洲为了深造，徒步单装从绥德出发，日走七八十里，历时20多天，来到西安，考上粉色公学。此后1916年，李子洲因学费困难，被迫休学，回到了绥德，在绥德县劝学所当一名视听员，后来，家庭经济状况略有好转，并得到地方公费资助，他又返回粉色公学继续求学。1917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人哲学系。
火烧赵家楼：
1919年3月，正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李子洲和旅京的陕西学生组织学生团向北京政府请愿，并通电巴黎和会呼吁停战和驱逐陕西军阀陈树藩。5月初，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震动了北大校园。子洲义愤填膺，5月3日下午7时，李子洲等北京大学千余名学生及北京其他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聚集在北京大学法学礼堂集会至深夜，决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李子洲和段锡朋、方豪、罗章龙、张国焘、许德珩等10余人被大会推举为五四游行大会主席团成员。会后，他们各自投入所分工负责的各项准备工作，4日早饭后，李子洲刚到马神庙第一院，就和同学们整队出发。他们汇聚在天安门前，集聚了3000余人的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进发。
在这个过程中，临时形成了以湖南新民学会、辅仁社和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在京成员为主的行动小组。李子洲与刘天章、罗章龙、易克嶷、匡互生等人带领游行队伍冲在最前面，密切注意着情势的变化。
下午4时许，游行队伍赶到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曾经手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原外交次长曹汝霖住宅，只见朱门紧闭，连临街的窗户都用铁丝网封着。李子洲他们要求曹汝霖出来对话，曹则龟缩在家，死活不肯出来，僵持不下中，他们商议用踩“人梯”的办法入内。于是，李子洲跟着匡日休第二个跳进曹宅，他们和罗章龙、呼延震东等人进入后打开大门，游行队伍一拥而入，结果曹汝霖躲了起来，学生们误将章宗祥当曹汝霖而围殴了一顿。当发现误打后，为泄愤用火柴将曹汝霖卧室的丝罗蚊帐点燃……这便是史上著名的“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事件。
革命的先行者：
五四运动后，中国一大批首先觉醒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学习和传播先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也就在此时，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李子洲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李大钊是李子洲所在的哲学系的一门《唯物史观》课程的讲授者。从此，李子洲与李大钊就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交流，在新文化运动的见解方面，受到了启蒙、引导和很大的感染，以至于李大钊的品格、作风、生活习惯等等方面，都使李子洲当作自己的楷模。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李子洲是研究会公开后最早报名参加的骨干会员之一。当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北京大学二院西斋的两间房子为活动场所，被他们称之为“亢慕义斋”（德文译音，即“共产主义小屋”）。这里距陕西与湖南的两个进步社团的住所吉安所左巷可谓“近在咫尺”。这也成为李子洲等共进社成员踊跃参与研究会各项工作的一个十分有利的地理因素。据罗章龙同志回忆，凡研究会组织的活动，“李子洲等人是莫不积极带头参加的”。
1921年5月，李子洲等旅京学生对创办刊物和社团组织及活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们将已经停办的《秦钟》月刊改为《共进》半月刊，于1921年10月正式出版发行，李子洲继续负责发行工作。一年后，即1922年的10月，他们正式组建成立了政治性的社团组织——共进社。《共进》成为共进社的机关刊物，将原来“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的宗旨改为“提倡文化，改造社会”，使《共进》不囿于地方观念，进而扩展了视野，为动员广大青年学生乃至民众投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共进社虽然在五四时期是出现较晚的，但却是在全国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政治性社团组织之一。李子洲作为共进社的主要负责人，社务工作本来就十分繁重。但他还能够尽量抽出时间，先后以“李登瀛”和“逸民”署名，为《共进》撰写了《陕西师范学校应改革的几点》等稿件，针砭时弊，抨击黑暗，引领青年和民众。在共进社的初期，共进社有“四大金刚”之说——李子洲被称为“大脑”，刘天章为“小脑”，赵国宾为“赵龙”，杨晓初为“杨虎”。李子洲之所以被称为“大脑”，是大家公认他目光远大，勤于思考，善出主意、想办法，旗帜鲜明，敢说敢为，是共进社的顶梁柱和主心骨。正是由于他的杰出表现，1923年初，经李大钊和刘天章介绍，李子洲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