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22日
北京故宫第三批文物送抵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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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8日，农历除夕。
整个南京城笼罩在绵绵细雨中。在下关码头，1700个盖着油布的箱子，已经在那里堆放了好几天了。老百姓都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但从箱子周围森严的守备来看，里面装的应该不是普通的东西。
下午，码头终于缓缓驶来了一艘军舰——国民党海军的“昆仑号”。
这艘军舰，是专门来接运码头上这1700个箱子的。但是，等到军舰靠港时，码头上的工人们却无动于衷。原来，工人们在闹罢工，已经僵持多日。
经过一番交涉，工人们的要求全部被满足，只要能先把那些货搬上船。但正当工人们开始搬运的时候，不知从哪里忽然涌进来一大批人，男女老少都有，还带着很多行李。
他们都是国民党海军司令部的人员及家属，在得知这艘船要返回台湾时，都挤上了船。谁都看得出来，在解放军的攻势下，南京朝不保夕。
“昆仑号”在1948年被改造成运输舰，有前后两个船舱。那些海军司令部人员和家属，很快就占满了后舱。这也导致了1700个箱子，只有500个装进了船。
这时候，一位高级长官模样的人带人上了船，他表示，希望大家能够服从安排，先下船再说。但是哪有那么容易？没有人肯听他的话，有些孩子和妇女开始哭了起来，有人带着哭腔喊：“桂司令！什么东西能比我们人命重要？”那个被叫做“桂司令”的，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
在满舱的哭声中，桂永清一言不发，最终只能下令：把所有的寝室、餐厅、医务室，全部用来堆箱子，再放不下，就堆甲板上！
在忙乱的搬运之后，1700个箱子，最后只搬上去972箱，其余的被再送回仓库。
正当“昆仑舰”终于准备起锚，这时候，又有人送来了四个大箱子，并一再叮嘱：这四个箱子非常重要！无奈，船上人员再将士官室的桌椅拆掉，放进这四个箱子，然后起航。
严重超载的“昆仑号”一路颠簸，路上又不断停靠，终于在1949年2月22日抵达了台湾的基隆港。抵达港口下船后，乘船的很多乘客都不知道，那些能让海军总司令亲自上舰查看的箱子，里面装的是价值连城的故宫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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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早就不是故宫的文物第一次“搬家”了。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短短时间内，东北三省沦陷，而离东北不远的北平，已经可以闻到硝烟的味道。
是否要迁移故宫的国宝文物？怎么迁移？一场争论随即展开。
当时的国民党元老张继，主张将国宝迁往西安，而当时的第一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主张转到上海。当然，也有不主张迁移的，比如当时的院长助理吴瀛，他主张再观察下形势，并善意提醒易培基：
“古物一出神武门，责任即重，问题多，闲话也多，意想不到的是非或将由此而起，最好不要轻易做这样的决定！”
但是易培基倒反而生气了：
“大敌当前，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都不应考虑这些问题，你这是推卸责任！ ”
吴瀛随即不再劝阻。
1933年1月，日军攻入山海关，时局愈加险恶，故宫的文物迁移已经势在必行。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代理院长宋子文代表政府作出承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最终，故宫文物被决定迁往上海。
1933年2月5日中午，大批板车进入了紫禁城北门的神武门。日落时分，从紫禁城到车站开始全面戒严，夜色降临，早已精心打包装箱的19557箱故宫文物正式启运。
当时沿途军警林立，街上空无一人，排成长列的板车都朝着火车站方向移动。装载着大量故宫珍贵文献、书画、档案真本（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的专列随即缓缓启动。
专列被严格防卫：车顶四周架设机关枪，车厢内遍布武装押运的士兵，沿途都有地方军队保护，还有张学良的骑兵时而护卫。除了特别快车，其余列车都要让道给这些专列。
第一次的故宫文物转移，是后来历次转移中条件最好的一次。但这些文物一出故宫，从此关山万里，颠沛流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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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在上海的这些故宫文物都被运送到了南京，但还没过多久，“七七事变”爆发了。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已作出了迁都重庆的决定，留在南京的这些文物，也随即踏上了二次迁移的征程。
当时的迁移，分成了三路：
第一路：南京——汉口——长沙——贵阳——安顺。
第二路：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山安古镇。
第三路：南京——徐州——郑州——西安——宝鸡——汉中——峨眉。
尽管当时政府也调用了一切可调用的资源，但这次的迁移，依旧是最艰苦的一次。途中，文物的护送队伍遭遇日军飞机轰炸，土匪骚扰，汽车故障，道路泥泞等等，三条线路均遭受了巨大的考验和挑战。但是，在押运人员一路的严密甚至拼死保护下，文物基本一件也没有丢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参与北路（北路是最艰苦的一路）押运的那志良，在经历了一路上遭遇轰炸、翻车、翻船后发现文物依旧完好无损，于是开始相信有人和他说过的四个字：古物有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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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战胜利后，这些故宫的文物，又从西南大后方陆陆续续重新运回了南京，并准备运回北京故宫。但不久之后，解放战争又爆发了。
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那些留在南京的故宫文物，又面临再一次迁移。1948年年底，国民党军队在“徐蚌会战”（我们称为“淮海战役”）中的颓势已无法逆转，抢运故宫文物的决定又一次做出。
1948年12月21日，一个萧瑟的冬日，故宫文物的又一次迁徙开始。在南京的下关码头，海军司令桂永清手里已经几乎无船可调，只能调来一艘国民党海军“中鼎号”平底运输舰。11年前，从南京运往内地的故宫文物，也是从下关码头出发的，而这一次，目的地成了台湾基隆港。
这是国民党第一次将故宫文物运往台湾，一共运走了320箱。1949年1月6日，第二批故宫文物被运往台湾，搭乘的是招商局调派的“海沪轮”。这一批运载的故宫文物有1680箱，是迁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
其中不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铜器，还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和离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共七部，故宫文渊阁所藏是第一部，也是缮写得最为完整的一部。
这批运走的青铜器和瓷器后来成了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
四库全书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称为“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称为“南三阁”。
1949年1月28日，第三批故宫文物被运往台湾，这次国民党动用的是“昆仑舰”——也就是本文开头描写的那一幕。那一次，一共运走972箱。那天最后送上船的四个箱子里，就有一个故宫稀世珍宝——碧玉屏风。
碧玉屏风在1941年被汪精卫当礼物送给日本天皇，日本投降后又送还了回来。
在此之前，解放军合围北平在即，当时的民国教育部次长，转运负责人杭立武着急地想要把故宫的一批精品会同南京的文物，一起运往台湾，但当时的故宫博物馆馆长马衡虚与委蛇，不断拖延，最后保证了北平故宫的文物没有被运走一件。
在三批运送之后，当时的李宗仁代总统下令禁止再从故宫运出文物。（1949年10月，国民党从重庆又空运走当年留在重庆的38箱文物）
就这样，国民党分三批运往台湾的故宫文物，总计2972箱，其中古物1434箱，图书1334箱，文献204箱，占当时留在南京文物的1/4左右。建国后，包括南京在内的散落在各地的故宫文物，都被陆陆续续运回了北京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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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当初运往台湾的故宫文物，虽然数量远不及留在北京故宫的文物，但毕竟经过精挑细选，里面还是有很多精品的。
除了我们大陆游客都熟知的翠玉白菜，
以及肉形石，
还有下面这些门类的精品。
第一大类是青铜器。民国学者重视金石研究，而“鼎”又被视为国家的象征。国民党一共带走了2382件青铜器——要不是后母戊鼎（司母戊鼎）太大太重，也带走了。
毛公鼎
第二大类是书画。国民党当年共带了5424件去台北，其中仅宋画即达943件。
苏轼 寒食帖
王羲之 平安何如奉橘三帖
郭熙 早春图
第三大类是瓷器。
国民党通过精心打包，共带走瓷器17934件，件件精品。
北宋 定窑 白瓷婴儿枕
北宋 汝窑 青瓷莲花式温碗
北宋 汝窑 天青水仙盆
第四类是玉器，带走了1万多件。
战国 玉螭纹觿
第五类是各类文献。
明 永乐大典
这些珍品，连同69.6万件藏品一起，被陈列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见证历史，供人观瞻。
那些留在大陆的故宫文物，乃至故宫本身，后来安然无恙否？
1966年8月，中国开始刮起“破四旧”风，周恩来随即做出关闭故宫的决定，并派军队驻守。1967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的几点意见》，起到了一定扭转作用。
所以，十年浩劫期间，故宫所幸只损失了一些附属物：故宫内城隍庙泥塑神像11个，奉先殿前“焚帛炉”被拆坏，其他都保存无损，甚至连故宫的修复工作，在文革期间也没停止过。
“四人帮”后期，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了两派，互相斗来斗去，但不管怎么斗，两派人都有一个默契：谁也不能损害文物。
再回过头来看故宫文物那16年的颠沛流离。
在整个过程中，我最佩服的，还是所有参与这个过程的人，无论是押送的工作人员还是士兵，无论是马衡还是杭立武，甚至无论是桂永清还是蒋介石。
尽管意识形态有分歧，甚至兵戎相见，但大家对于中华民族老祖宗遗留下来的瑰宝，态度都是一致的。
马衡不肯让文物出北京故宫，当然有他的道理——以当时国民党的溃败之势和当时台湾的偏远之地，谁能保证文物运送到那里不会出问题？
而杭立武坚决主张要把文物运往台湾，也没有私心——我只想保存好这批宝贝。事实上，那批随文物去台湾的工作人员，后来很多人都把一生献给了台北故宫，献给了文物研究。
所以，大家在保护文物这一出发点上，其实都是一致的。
也正是基于此，我个人以为，既然历史原因造成现在两岸两个故宫的局面，那就泰然视之：
这些文物都是老祖宗留下的无价之宝，放在哪里，都是被炎黄子孙妥善保管，都是供世人瞻仰。而且，海峡对岸那个故宫，还能每天提醒那里的同胞，我们的渊源在哪里，根在哪里。
一直研究故宫的日本记者野岛刚，曾向时任两岸故宫院长的郑欣淼和周功鑫同时问过一个问题 ：
“两岸统一之前，两个故宫统一的日子是否会先到来？”
对岸的周功鑫院长表示，故宫的收藏品对台湾民众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而北京故宫院长郑欣淼的回答是：“让历史来决定。”
我个人更欣赏郑院长的回答。
哪怕分散各地，但真正的故宫永远只有一个。
就让历史来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