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言堂
商鞅变法，作为绝大多数人而言可谓是早已耳濡目染。作为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他在秦国实行的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而其改革之所以能成功的主要原因除了秦孝公的鼎力支持以及在变法过程中所实行的这些措施外，还有一个是在这些措施背后、并与其息息相联的、起到核心作用的政治主张——愚民思想。
抛开其它的各种具体措施而言，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商鞅变法之所以能成功的关键除了秦孝公的背后大力支持外，那就是他的愚民思想一直在起主导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与时代的政治形势相适应，这时在学术上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针对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各国的政治弊端，当时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就如何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等问题提出了许多主张和看法，其中法家的“愚民”这一政治观点就是其中之一。
历史上较早提出“愚民”观点的是老庄和齐国的管仲。老子在其《道德经》中说到：
“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老子公开倡言要用愚民政策来窒息人民的反抗思想和麻痹人民的斗志，极力反对开发民智，要求从精神上、物质上杜绝一切能够激发民智和引起争端的措施。
而庄子的观点相比较老子的的观点而言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他将老子的观点更加的绝对化，他主张取消一切制度、规范和文化，认为只有“绝圣弃智”社会才能安宁。
其后，许多学派，尤其是在法家学派中，这种愚民的学术主张更是比较普遍。这其中尤以法家中的代表人物的之一的商鞅的愚民主张是最明确、最有系统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商鞅的愚民思想在先秦诸子愚民思潮中处于承上启下之地位，其特殊的意义则不言而喻。
那么，为何要极力主张愚民之治呢？难道不愚民就不能进行么？就不会成功么？
我们知道，商鞅在未入秦以前就已经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其入秦的目的在于想通过自己的政治、经济等主张来帮助秦国富国强兵、完成统一大业。这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潮流的，也是符合当时秦国广大百姓的愿望的。
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那就是法家一直认为人性恶，强调通过“法治”来实现对人的一种改变和统治， 在当时那个时期，国家机器是被统治阶级所掌握的，通常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的。因此，从根本上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而是存在较大程度上的对立。这一点，商鞅自己也充分认识到了，因此在他的变法法治化道路上，他所认为可行之路那就是只有“重刑轻赏”。国家要想富强，那就就必须削弱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削减人民的抗异实力。这也就是所谓的“民强国弱，民弱国强”之理。
那怎么才能削弱人民的力量呢？那就是如《商君书·弱民》中写到的那样：“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而弱民的根本手段则是使民愚。也就是：“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只有使得广大人民变得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了，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这样也就老老实实地听从统治阶级的任意摆布，对于统治阶级而言，这样国家就会容易治理，自己的的地位也就会更加牢固。
再一方面，就是商鞅所处的时代以及秦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的国家的头等大事就在于农业的生产和对外的战争，农业的发展是国家立本、富强之根本，对外战争的胜利则是战胜敌国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商鞅变法的各项内容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奖励耕战，而变法其它方面的内容和措施也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一内容展开的，为它服务的。
因而，能否使广大人民重视耕战，也就成为了商鞅变法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这也正如《商君书·垦令》中写道的那样：“圣人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
为了使人民能够集中精力专心耕战，而专心耕战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能否使人民愚昧无知。在他看来：“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疾务农。”
一旦平民愚昧敦厚，他们就不会崇尚学问，不会被其智巧所迷惑，就会专心致志地按照君主的意志从事农战。因此，商鞅才会提出这个思想，而所提出的这个愚民思想也是与其最重要的变法内容——奖励耕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其根本目的是要人民摈弃杂念、归心于农战。
由此我们可知，商鞅之所以提出愚民的主张，无非就是为了使君主能够更好地统治和驱使人民，使人民专心从事农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无敌于天下的目的。这也是他积极推行愚民之治的核心和真谛所在。
在明确了变法的动机和目的之后，接下来商鞅所要进行的变法步骤其实就很简单了，那就是以“奖励耕战为核心，愚民思想为方法”去具体落实各种变法措施而已了。简单的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点：
一、去礼乐，强调法治
自西周建立至春秋战国以降，虽然天子的权威和地位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和改变，但礼乐可以说还是各诸侯国立国、治国的根本，尤其是在儒家学派眼里。因而也才有孔子的“为国以礼”的“礼治”；即便是到 了战国时期的荀子虽重视“法治”，但他还是没有完全抛弃礼，反而是把礼的地位抬得更高了，提出了：“治之经，礼与刑”，也既重礼又重法的主张。
但是反观商鞅，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礼法观念。在他的礼法观中，他认为纯粹的“礼治”并不能达到使人们归心于农战的目的，相反的只会使人们更加巧伪、轻视法制，因此礼乐与法治是绝对对立的，因此想靠礼治或者德治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因此必须要要有一种更加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而这种方式就是——法制，只有通过法制，加重对人民的刑罚，通过刑法去民之巧伪和智谀。
而为了使君主和上层统治者更加清楚和了解他的这一主张，他还从历史的观点阐述了去礼乐、尚法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至于在变法开始的时候，商鞅还在秦的朝堂之上同秦国的贵族代表等就要不要“变法”、“更礼”等问题展开过一场辩论。
当时的世族领袖的轴心人物甘龙认为：“圣人不易名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甘龙认为只有遵循先代旧制才能是人民安定，而商鞅则认为，人类和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加以改变，既不能复古，但也不能保守。他继而说到，如今世道是一个“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的世道。
在这种形势下，各诸侯国君要想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取得霸权的地位，就必须要壮大自己国家的力量，那怎么壮大呢？那就只有实行“霸道”，而不能像儒家那样的“王道”，不能以礼乐治国，而应以法制来治国。
二、禁《诗》《书》典籍，贱学问
变法中，商鞅认为《诗》《书》等书籍对于治理国家而言百害而无一益，这些书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扰乱、蛊惑民心，增长了人们的那种智巧和虚伪的力量，破坏国家法令制度的推行。因此，他将《诗》《书》等书列于国家“六虱”之首，认为其是是“亡国之俗”。
在他的眼里，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或者普通平民阶层，如果好用这些书，他们往往就会花大把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诗》《书》上，而这最终必定会导致“上无使战，必贫至削”局面；相反则会起到“民泽毕农，则国富”的效果。
因此商鞅变法禁了《诗》《书》、废学问，只有这样，才能禁除人民的智巧，更好地削弱人民的抗异力量，增强国家的实力，最终达到强国的效果。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仅靠国家明令强制燔烧《诗》《书》是不够的，还必须要采取一些相应的策略和手段，让人们自觉地、心甘情愿地鄙视学问。为此他提出：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的主张，
同时变法中还禁止儒生、大臣、诸大夫游学、游仕，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尽最大可能让人民愚昧无知、不好学问，使他们专心务农。最终实现愚民强国的目的。
商鞅的愚民思想是商鞅所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提出的政治主张，而这种政治主张正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愿望的，它是新兴地主阶级必须建立统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就如和变法这一历史事件本身一样，它不仅对于此后的秦国，而且对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特别是秦汉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自商鞅之后，这种愚民的法治思想经过法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韩非子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后，完全成为了秦的指导思想。在后续秦统一中国后所推行的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措施中，都深深地留下着商鞅愚民思想的烙印。
比如，秦始皇三十四年所颁布的“挟书令”（禁止私人藏书议书的法令）和禁止私学就明显是对商鞅所实行的愚民政策中的“一言、一教”主张的直接继承，另外，诸如“焚书坑儒”、“以吏为师”等，也基本都是对商鞅变法中的一些措施的进一步发展。
在商鞅的逻辑里，专制君主就是施虐狂，民众就是受虐狂。君主对民众罚重奖轻, 刚好可以证明君主是爱护民众的，民众也愿意为君王去战死沙场；反过来，如果君主对民众赏多罚轻， 却正好说明国君是不爱护民众的， 民众也不愿意为君主去死。
残酷的刑法和暴政将商鞅“以刑去刑”愚民措施推向了极端。我们不可否认，商鞅的愚民思想和愚民措施在战国时期的秦国确实起到了打击阻挠变法的贵族、帮助秦国富国强兵、最终使秦国统一天下等积极作用，但是，当秦国的封建政权彻底确立以后，它的这种愚民思想和措施给整个社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越来越明显地凸现出来，主要表现为：它钳制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生产的进步。
而这也正是后来在愚民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秦朝为什么能迅速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所推翻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写在最后：
商鞅的愚民思想从变法开始就贯穿在他的各项变法措施之中，它不仅是其变法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其变法能否顺利贯彻施行的一个重要保证。它对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所产生过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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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历史讲考古
王安石简直就是胡搞！！！
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并称为中国历史上三大改革家。
但是从历史的结果中，我们也能看到商鞅的变法是最成功的。
商鞅变法是秦国从一个弱小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国度兵强的国家。
张居正的改革可以说也是成功的，纵然有些地方是不完美的。
只有王安石的变革是失败的，为什么历史上王安石的变法是以失败告终的?
这些改革家的时代是愚昧的，那时能洞察国情民情并探讨出一套强国方略者是国之幸。商秧(秦)王安石(北宋)张居正(明)被后人称为中国历史上三大改革家(变法)。
其中商秧最成功，使秦国力富足，军事强大，秦朝的官员是最廉政的国家，管理也是最有条理的秦国能统一中国商秧是有功的。
张居正也不错，但不完美，他死后他的接班人把他的治国理念推翻了。
为何商鞅变法能成功，而张居正和王安石都以失败告终？
支持变法的人
秦孝公赢渠梁，他对商鞅给予了绝对的权力，甚至提出了共享秦国。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改革家是具体的实施，而皇帝决定大局的，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贯彻，再好的新政也是摆设。
商鞅变法，在历史上的定位，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的转折点，这点很重要。
春秋时期，由于铁质和青铜工具的大范围使用，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升。
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包括后面的维新变法，虽然也取得了皇帝的支持。
但是这些皇帝要么是意志不坚定或者思想模棱两可。
王安石的变法，皇帝虽然欣赏，但反对抵制变法的势力较大，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变法当然难以成功。
张居正的改革获得了昙花一现的成功了，但张居正死后神宗皇帝对张居正进行了彻底否定，于是旧体制又卷土重来。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王安石则是完全失败，原因很多，皇帝昏庸，触及官僚利益受到抵制，就连他妈都哭天抹泪的哀求他别瞎折腾了。
王安石本身的想法是好的，也是秦商秧后最大最全面的改革，但缺乏对实际的认识和科学有预的落实措施，盲目冒进触及到了官僚地主阶层的利益，而地方衙门乘机捞政绩搞形象工程，利用改革压榨欺骗老百姓。
如“青苗法”就是闹饥荒时，国家给老百姓分粮食老百姓不用现钱等有粮了还上但要利息。
老百姓不识字也不会写字，所以找书吏代写收费再拿到地方衙门申请审批，国家规定收利二分结果竟涨到其35倍之多。
老百姓宁可从富人家借，也不去衙门借，于是衙门就下指标搞摊派雇佣社会人员强制借粮谋取暴利。
再如“市易法”本意是衙门收购老百姓卖不出去的粮食，减轻农民负担结果。
地方衙门专收紧俏货，低价收高价卖，结果衙门变成了买卖机构，各级衙门都从老百姓身上卡油。
百姓上访者不断，王安石家门口就被上访民众堵住，所以王安石他妈就哀求王安石但王安石不为所动。
而各级衙门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打所压上访百姓民怨沸腾。
王安石做过地方官，本应懂以民为本的重要，也知道百姓的利益受到损害，更清楚各级官僚腐败变质，但王安石怎么做的?
打压“谏言者”不打腐败，打压提出不政见者，在京城设巡逻队听到有说坏话的上访的抓判刑。
此时王安石有所感悟，决定第二次改革，推行新政同样变了味，国富民穷社会动荡皇上失望了，官僚地主反对百姓民怨沸腾。
为平熄民怨只得撤王安石的职，并极力安抚民怨才平熄下来。
从王安石变法到北宋灭亡，只有五十年，由此可见王安石的改革并没有给北宋一个好的结果。
王安石变法最大的受益者，是国家各级官僚，使变法变成了压榨老百姓的工具，可称为历史上最糟糕的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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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怪诞说
改革的成功，需要当权者的鼎力支持、实施者的合理布局、继承者的坚定执行，商鞅变法满足了这三项标准，最终成功了；王安石变法一项标准也不满足，张居正变法在张居正去世后，很多政策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商鞅变法为什么会成功
商鞅变法之所以能成功，来自于以下几个因素：
一、秦孝公鼎力支持
秦孝公对秦国的落后面貌很不满意，有奋发图强的决心和坚定的意志。商鞅变法过程中，触动了很多老世族的利益，秦孝公都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从不拆台；就算是太子犯法，商鞅要处罚太子的老师、秦孝公的哥哥，秦孝公也毫不含糊。
商鞅的法令能最终执行到底，秦孝公为他挡住了很多的明枪暗箭，秦孝公是商鞅的坚定靠山。
二、商鞅布局、实施的到位
商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不仅仅表现在法令制订的切合实际，关键还在于法令的贯彻实施与监督。根据史书记载，商鞅可不是整天待在书房、衙门里的官员，而是要不间断的到民间明察暗访，查看、监督法律的实施情况。
三、秦惠文王只杀商鞅，不灭其法
秦孝公去世后，出于种种说得出口、说不出口的原因，秦惠文王处死了商鞅，但秦惠文王与其他昏君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只杀其人不灭其法。
为什么秦惠文王不废除商鞅的法令？
1、秦惠文王深知商鞅法令对国家有利。秦孝公时期，国家实力大增就是最好的明证。
2、商鞅法令实施多年，百姓已经适应的秦法，得到了切切实实的好处，如果废除的话，反弹力量过大。
3、秦孝公去世前有交代。
总之，秦惠文王的坚持，是商鞅变法成功的重要一环。
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失败原因简析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步子迈的有点儿大，执行不到位；王安石有点儿文人情怀，不像商鞅那样杀伐果断。另一个原因就是朝内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力量很强大，高层内部变法思想没有得到有效统一。
张居正在位时，万历皇帝年岁尚小，张居正与冯宝密切配合，实际上扮演了支持者与实施者的角色，执行的效果很不错。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抄了张居正的家，后任首辅申时行部分修改了张居正的法令，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总结：改革是一件事关重大的事情，往往会触动旧有势力的利益，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这时候，就是考验现任君主、变法者、继任君主智慧的时候了，如果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变法很可能就会功亏一篑。非常幸运的是，商鞅变法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变法最终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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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其他的回答大多都从主观方面进行了分析，包括秦孝公作为君主的支持，自己实施变法者商君的布局到位，以及商君和秦孝公死后，后代君主坚持把变法推行了下去等等。
这些因素当然是促成商君变法成功的一个方面，但我认为核心原因不在这里。
变法改革，顾名思义，是统治阶级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达到缓解国内矛盾，增强国力的目的，其核心在于利益分配方式的改变，也就是怎么分蛋糕的问题。
在我国古代，统治阶级从来都不是皇帝一人，皇帝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而地主士大夫阶层，才是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往往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拥有一系列的特权。
在经济上，他们搞土地兼并，把赋税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在政治上，他们侵蚀皇权，想要为自己的千秋万代保驾护航。
历来，一个王朝到需要改革的时候，往往意味着社会矛盾比较尖锐，财政危机比较严重，因此需要改革，变革分配方式来从特权阶级身上抽一部分血，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秦国在当时的地位，其实比较低，处于西北边陲，经常性的要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所以秦以军事立国，这也就意味着君主的权力非常大，中央集权程度高。
此外，秦国经济不如其他国家富庶，因此相对的秦国的特权阶级就没有那么强大。
这两项叠加，就导致了只要君主全力支持，那么变法就比较容易推进下去。
然而就算这样，当秦孝公死后，特权阶级仍然对商君进行了反攻倒算，把变法推行者五马分尸。
但由于上述因素，虽然利益受损的特权阶级进行了反攻倒算，只要新的君主继续支持，变法仍能得以推行下去，特别是随着变法在前期的顺利推行，通过变法产生的新兴利益群体日益强大，旧有的特权阶级想要反对也无能为力了。
而反观当时的其他国家，如同时期楚国的吴起变法，当楚悼王死后，旧贵族当即进行反攻倒算，吴起想拿楚悼王尸体保护自己，都被砍死了。
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都是在特权阶级已经非常巩固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从一开始就面临巨大的反对势力，而王安石面对的皇帝，又不够强势，当时的皇权差开国初期很远，这样的情况下，失败只能说是必然。张居正改革还是比较小心翼翼，然而即使这样，仍旧很难推行下去，等到他死后，皇帝都带头对他进行反攻倒算，那怎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因此，综合来看，变法成功的首要因素在于客观条件，一方面，旧的特权势力还没壮大，另一方面，支持变法的皇权足以在一段时间内压服旧贵族。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变法改革的节奏不出现大的问题，才有可能成功。
题外话，秦国变法成功确实得益于旧贵族势力比较弱，当秦统一六国后，随着修长城、驰道带来的巨大财政危机，六国旧贵族迅速的反攻倒算，把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推翻了。
深夜里的钟声
这就是时代不同和君王不同的原因了。
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并不是战国七雄里最强大的国家。齐楚赵国的实力都比此时的秦国强大。然而秦国历代国君都有统一七国，成就无上伟业的巨大的野心。那么提升国力，势在必行。而且秦孝公也是一个开明的君王，他知道商鞅的变法可以极大的提高秦国的国力，所以让商鞅放手施为。
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北宋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而且当时的北宋已经阶级固化。王安石变法，侵犯了旧势力的利益。虽然宋神宗同意王安石变法，但是北宋旧党实力太强，不是王安石自己可以对付的了的，即使有宋神宗支持，也不可能变法成功。
至于嘉靖年间张居正变法，更不可能成功了。原因和王安石差不多。嘉靖时期，明朝已经腐败透了，不是张居正能够改变的了的。
高傲公子
商鞅、王安石和张居正，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个改革家。用最伟大评价他们，现在的人应该没有争议。因为，这三个人，为了国家民族的公利，牺牲了个人的私利。商鞅被车裂，张居正被抄家，王安石被流放。
三个改革家，既为国家民族利益奋斗，又为何会遭遇杀害、抄家或流放？道理很简单，统治阶级内部的绝大多数，不愿意谋取国家和民族利益。他们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两个字，就是私利。
我们来先看商鞅。他的改革，其实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政府停止欺骗人民，言而有信，兑现向人民做出的承诺。二是加官进爵的依据，不是先辈的地位和官职，而是个人在战争中杀了多少敌人，在农业生产中收获了多少粮食。这就侵犯了贵族和富人的利益，他们忍无可忍，就威胁新君主，杀害了商鞅。
王安石的所谓改革，是把放高利贷的生意，从官员、商人和士绅那里抢夺过来，由政府来经营，按照文人们话说，就是与民争利。
张居正发起的政治风暴，其实不是改革。他只是要求，官员、文人和大商人，就是所有的有权有钱有知识的人，应该和其它人一样，按时足量缴纳法律规定的税赋。张居正剥夺了精英逃税的权力，死后遭遇权贵反扑，也是很正常的事。
一个政权，如果国家机器，成了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这个政权就会没有悬念滴走向崩溃。宋明如此，民国如此，苏联也是如此。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成县融媒体中心贾启明
以下纯属个人戏说。不严谨之处望各位海涵
商鞅的变法是那个时代必须的产物，王安石与张居正则是皇权集中制一步步成熟的产物，说破天，王安石与张居正的变法。只是掌权者为了平衡各派之间的利益，不断加强皇权的手段，商鞅那个时代，还是个天下共主，实为地方割据，杀其人不废其法的秦惠文王，只能顺应时代。当时商鞅的变法确实推着秦国变强大了，秦国不富强则会被春秋战国的乱局淘汰，所以其变法才没有遭到废除。而宋明两朝。大体趋于稳定，虽然外部有侵略，但是内部的皇权已经很成熟，国家也大体统一。安稳之态略显，如果内部再互相倾轧，那这表面的安稳都保不住，那恐怕不是当时掌权者所希望的，尤其是宋朝。宋朝变法也是为了富强，但是宋朝后期的掌权者骨子里的那种羸弱注定了宋朝的结局。变法变法，掌权者不想变。何谈变法，掌权者的态度也很反反复复，当时有很多顾虑，前期力挺。后期保守。最后废除，这也是人性在面对那般棘手的情况时所表现的正常反应。王安石的变法虽然在财政方面有一定作用，但是却没能改变宋朝的颓势。这是根本所在，变法只能也遭到了废除。明朝张居正就很有意思了，万历皇帝，张居正亲手教育的，当然是尊重了，而后其一死。为何改革也遭到废除了，这得说说万历年间的情况了，张居正的改革确实推动了明朝变强大，万历年间国富民强，一派国泰民安，难得的明后期威猛高大神武形象，万历就飘了，刚愎自用了，自然一棒子打回原形咯，那改革就是一纸空文，慢慢的当然就遭到了废除。
浮生stick
商鞅变法之所以能成功，来自于以下几个因素:
一，秦孝公鼎力支持，秦孝公是商鞅的坚定靠山。
二，商鞅布局，实施到位。
商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不仅仅表现在法令制订的切合实际，关键还在于法令的贯彻实施与监督。
三，秦惠文王只杀商鞅，不灭其法。
秦惠文王深知商鞅法令对国家有利。秦孝公时期:国家实力大增，就是最好的证明。
东方京川
原因在于皇帝不同。
三者的变法都是有利于皇帝利益的变法，必定触犯世族大家们的利益，必然遭到多数上层利益集团的抵制。皇帝搞不过世族大家阶层，必然变法失败。
商鞅变法的推行这秦惠王属于强力型君主，以及后来的秦始皇更是千年一帝，执行力更是强悍，别说一个商鞅变法了，连传统的分封制都被他改成了沿用至今的郡县制了，也没见世族大家们能反抗的了。
老红缨枪
商鞅变法得到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持，虽然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但秦孝公下定决心要改变秦国积贫积弱的局面，任其他人怎么诋毁商鞅仍然相信他，君臣二人风雨同舟。后来秦惠文王虽然杀掉了商鞅但没有废除商鞅之法。
王安石变法得目的是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但同样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反对之声很大，刚开始宋神宗还能坚决支持，但时间长了以后宋神宗的决心动摇了。变法急功求力，急于求成。政策的执行也不行，内部意见也不统一……等等原因造成了变法得失败。
张居正的改革触犯了统治阶层的根本利益。明朝的财政已经积贫积弱很久了。当新政初见成效时，明神宗迫于对权贵阶层低头，中断了张居正改革，最终改革失败。
改革成不成功关键在于有没有动摇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统治阶级是否能够全心全力的支持，变法不是一朝一夕，需要长时间的去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