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失节"汉臣，李陵、王猛和许衡评价却各有不同

前论：儒家"华夷之辨"

尤其那些本为华夏之裔却身事夷狄之廷的"失节"汉臣，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承受着极大的舆论压力。

李陵、王猛和许衡是中国历史上仕胡汉臣的三个代表，后世文人对他们的看法不一。对李陵个人以同情为主，但却一致反对其效忠匈奴之举。对王猛毁誉参半，多认为他不应效忠前秦，但到清代中晚期开始出现反调，认为忠于苻坚也是一种君臣之义。

对许衡则以称赞和辩护为主，但其中仍暗藏"仕元是罪"的逻辑前提，直到清代中晚期士人的史论中，才对元朝的正统地位予以不加保留的认可。

这些历史评价表露出不尽相同的华夷观念，我们从中能够窥察到中国古代文人对华夷伦理与民族问题的调适之法。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孔子的这句话体现了华夏民族较早期的民族心理。

"华夷之辨"也成为孔门儒学留给后人的一条重要训示，深刻地影响了接下来两千余年的中国社会。

在孔子的时代，"华夷之辨"不仅包含血缘和地域的涵义，更包含着文化涵义，即所谓"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这层文化内涵既是华夏民族自信力的最大来源，也是使其区别于夷狄的最主要特征。进一步说，

所以韩愈在《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从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开始，昔日野蛮落后的夷狄开始频繁占据中原华夏之地。他们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上不断向着文明的方向迈进，于是也开始谋求政治上的正统地位。

至蒙古、满洲先后问鼎中原，实现一统，此时何者为华，何者为夷，何者居于正统，何者又居于边缘，开始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政治问题。

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在历史上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混一的格局。而各民族之间，在政治、军事斗争的背后，更是文化地位的轮替与争夺。

在此过程中，有一个群体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即那些本为华夏之裔却身事夷狄之廷的"失节"汉臣。以严格的华夷观念来衡量，他们都可归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列。

但这些人当中也不乏情有可原引人同情者，卓有功勋造福一方者，以及德行彪炳可垂后世者，华夷观念在这里又显得有些狭隘和脆弱。

我们所依赖的材料主要是古代文人所作的史论文章。史论文属论说文的一种，发源于汉代贾谊的《过秦论》，随着古文创作的推广与学术风气的转向，而成熟且繁荣于宋代，遂成为重要的文章门类。在宋元明清时期，经史的文章创作大量增多，文人也养成了史评史论的良好习惯。

而且，宋元明清四朝也恰好是民族矛盾较为尖锐、民族问题较为凸显的时代，身处于这一时代的文人在写作经史论文以评述仕胡汉臣、谈论华夷之辨的时候，应带有更强的时代特质与问题意识。

（华夷之辨，或称"夷夏之辨"、"夷夏之防"，华夷之辨的宗旨植根于《春秋》以及《仪礼》、《周礼》、《礼记》、《尚书》。）

如果对历代经史论文加以统计，我们可以提取出三个争论最为集中的考察样本———李陵、王猛和许衡，通过后世文人对这三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与论说，能够来揭示华夷观念所面对的复杂的伦理局面，以及人们的解决应对之道。

李陵"正"、"反"之争

李陵，汉代名将李广之孙，因兵败浚稽山被汉武帝异灭三族。于是心灰意冷投身匈奴，我们熟知的司马迁，便是因为他辩护而受的宫刑。

司马迁同情李陵，这是人所共知的史实。但对李陵表示同情与理解的不止司马迁一人，班固在

《李陵传》借助娴熟的笔法，"描画出李陵生命深刻的悲剧性，可说直接承袭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为李陵所塑造的悲剧英雄形象"。

"亦借由笔下对李陵的认同，反映出班固对司马迁的同情与理解"。

在司马迁与班固的接续刻画之下，李陵作为末路英雄的形象开始建立起来。

有学者研究，在汉魏六朝时期，李陵在诗文作品中成为一种"凄怆的符码"，那些假托李陵、苏武而作的诗歌和书信以《汉书》的描述为土壤，根据各自的文体特色而有不同的侧重。

诗歌着力强调其自伤的心绪，"而且自伤的实际内容不外思归不得的痛苦、失群的孤寂、怀人的殷切三个面向，至于究竟是什么政治或其他的因素导致自己落入这般境地，作者采取绝对缄默的态度"。

书信则"不仅会很自然地触及李陵许多复杂的心绪，如羞辱、愤慨、委屈、内咎等，更要紧的是导致政治、军事问题被全盘卷入"。

在书信所展开的争辩中，作者也多从各种角度为李陵开脱罪责，进行道德的重新审判。

一位降将能够得到如此的理解与尊重，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其一是司马迁对李陵、班固对司马迁的相惜之感，在最开始即建构起李陵的经典形象，为后续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中人们对李陵的价值倾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是六朝时期南北分裂对峙

其三则是玄学对儒家名教的冲击以及朝代更迭过速造成士人名节观念崩坏，都使政治立场本与李陵不合的南朝汉族士人也能对其抱以理解态度。

但是，随着汉族政权再次统一南北以及名教观念的再次树立，汉族士人对李陵的态度也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从客观角度看待李陵投匈奴

唐、宋对李陵多贬低：

最早一反同情理解立场而对李陵发起系统批判者，当属中唐时期的白居易。

白居易在其《李陵论》一文中列出李陵四大罪状：

坠君命，挫国威，不可以言忠；屈身于夷狄，束手为俘虏，不可以言勇；丧战勋于前，坠家声于后，不可以言智；罪逭于躬，祸移于母，不可以言孝。

这番责难是针对《史记》、《汉书》所建立起来的李陵经典形象而发的，白居易诘问道："予览《史记》、《汉书》，皆无明讥，窃甚惑之。司马迁虽以陵获罪而无讥，可乎？班孟坚亦从而无讥，又可乎？"

白居易不欲依附于司马迁和班固所建立的理解传统，而要从儒家经典当中寻找理据。

他援引《礼记·檀弓上》："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又以《左传》对晋国勇士狼瞫奋勇杀敌而死的称美为依据，认为李陵亦应"获其死所"。

而李陵若想摆脱不忠、不孝、不智、不勇的指责，惟一可行之路就是

白居易曰："设使陵不苟其生，能继以死，则必赏延于世，刑不加亲，战功足以冠当时，壮节足以垂后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非其义，君子不轻其生；得其所，君子不爱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

白居易的这番责难开启了后世文人对李陵的种种指责。其言确有不近人情之处，且单从李陵受辱降敌之结果立论，却不深究此事发生之原因。

宋代的何去非和秦观则主要从原因的角度对李陵事件作出分析，但他们并未将久战无援作为主要原因而为李陵开脱，反而从李陵自身寻找缺陷而深责之。

（浚稽山，古山名。约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土拉河，《史记·匈奴列传》："汉使浞野侯破奴将二万馀骑出朔方西北二千馀里，期至浚稽山而还。）

其所作《李陵论》

善将将者，不以其将予敌；善为将者，不以其身予敌。主以其将予敌而将不辞，是制将也；将以其身予敌而主不禁，是听主也。故听主无断，而制将无权，二者之失均焉。

他从军事学家的专业角度出发，认为战败的主要原因是李陵轻敌自傲，恃麾下皆荆楚勇士、奇才剑客，便以区区五千步兵，劳师袭远，抗衡匈奴数万铁骑，此等行为可谓"轻委其身以予敌"。

战败的另一方面原因在于汉武帝，他不仅不阻止这样一支部队以身犯险，反而"壮之而听其行"，又使其"上无统帅而旁无支援"，这可谓"汉武以陵与敌"。

李陵和汉武帝共同的错误，则是企图依靠侥幸获得战争胜利，但须知

与何去非同时的秦观也以论兵著称，史载其"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谈兵家书与

己意合"。

他也作有《李陵论》，其观点几与何去非尽同，也认为李陵战败乃其自取之祸，而用兵应顾及常道，甚至连其所举王翦灭楚之事例皆同，

可能二人在此问题上曾有过交流。秦观所特出者，在于能揣摩李陵当时的心态："夫豪杰之士不患无才，患不能养其气而已。"

这番言论应是本于孟子对孟施舍"守气"以"养勇"的称赞。

元、清对李陵多为褒：

在何去非和秦观之后，明清两代还有十余位文人作有李陵专论。

与白、何、秦三人不同，明清士人谈论李陵，绝大多数采取同情、理解的态度，甚至有对李陵的称赞。但他们表示同情或称赞的具体理由，基本没有超过苏、李书信的内容范围，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看法。

一是相信李陵会劫持单于南归报汉，这就意味着相信他并非贪生怕死才投降，而是另有所谋。

晚清文人张金镛在其《李陵论》中说：

观其言曰"无面目报陛下"，则虽身托异域，犹思所以酬德也。……安知其不为曹柯之盟，驱丑虏翩然南驰哉？……以开口言死之健儿，而作忍辱偷生之降将，知非陵之初心。

看来他是完全相信了《文选》

假如李陵当初投降时真有效仿曹沫劫盟的想法，那么最终破坏李陵这一计谋并逼迫李陵决意不归汉朝的主要因素，就是武帝对李陵全家的诛杀。明清文人就多从批判汉室寡恩的角度，为李陵申诉。

而为李陵开脱的重心也在于两点。

其一、为李陵开脱的论调，多将问题的焦点转移到汉武帝身上，而这也是直接承袭自《答苏武书》。

该书写道："何图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清初文人五礼图在其《苏武李陵论》中，还将苏武的遭遇和李陵作出比较，认为苏武有大功却未获厚赏，李陵无大过竟遭受极惩，汉家对两人均有不公。

而这一看法也早就在《答苏武书》中出现了："汉厚诛陵以不死，薄赏子以守节，欲使远听之臣望风驰命，此实难矣。"

不过，以上言论都只关心李陵战败降敌之后的问题，清初遗民士人周容的《李陵论》则比他们更进一步，即不仅认为李陵降敌后不归是汉武帝所逼，就连其战败辱降本身也应归咎于汉武帝的逼迫！

其二、对李陵的战功和才华加以肯定。

清初士人王源在其《李陵论》中一方面承认"李陵降贼之罪岂待辨哉"。

另一方面又强调其战功显著，足可抵罪，才华出众，良须爱惜："顾陵以步卒五千绝大幕，战匈奴十万众而歼其半，自汉出兵以来未尝有功，虽不成，固天下之奇才也。……陵之将略不但远出广利诸将上，绛、灌之属亦难与伍，罪无可逭，才实可惜。……如以国家功罪论之，则陵之功且浮于罪万万也。"

这种功罪比较也是出自《答苏武书》："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负陵心，区区之意。"

当然明清文人也有一些对李陵严厉批评的言论。

嘉道时期文人邹鸣鹤

他甚至还提出一个极为苛刻、不近人情的意见，认为即便武帝诛其全家，李陵仍应"降其忿心，中夜筹画，举向所为得当以报汉者行之，然后入玉关，朝北阙，面折朝廷，刭身朝右，俾朝廷知陵本心而妻母之诛诚哉其为冤矣"。

这就要求李陵不仅要不计全家之仇，冒险行刺单于，最终还要自刭以谢天下，简直是过分已极的要求。

清初遗民士人刘命清所撰《李陵》一文大抵与何去非、秦观看法一致，强调李陵之败乃缘于其好大喜功，纯属咎由自取，此文于立意上并无新意。

在这一观点上能写出新意的要属晚清文人方宗诚，他在《李陵论》中认为：

李陵之失节，无怪也。彼徒知有功名，而不明致身事主之大义也。

李陵之所以选择独领一军，并以寡敌众，是因为"徒以贰师出则不得独成大功，多受骑出即成功亦未足奇，欲成奇功于绝塞，不得不为万死一生之计以求自见"，可见他只"为一身显功名"，却不"为国家计虑"。既然心中徒有功名之念而无君臣大义，则降敌失节也在情理之中。

这番论述直揭李陵内心之隐曲，可谓诛心之见！

纵观历代对李陵战败降敌行为的看法，我们发现无论是同情、称赞还是批判，都在一个点上达成一致。

批判者指斥李陵好大喜功，轻敌冒进，在战术上失策。降敌求辱，甘为胡奴，在人格上失节。

这些看法自不必多说，肯定是不满于李陵由汉臣变为胡臣，即默认汉臣转事胡廷就是不忠不孝天理不容之行。

同情者对李陵抱有深度理解与期待，认为李陵可以效仿曹沫劫持齐桓，于诈降之后暗自谋划，劫持单于而翩然南归。

他们将李陵未能如此行事的过错推向汉武帝，认为是武帝逼迫李陵以身犯险，并在战败后诛杀其全家，终使其不能完成劫持单于的计划。

这些人其实同样默认李陵应该始终心向汉朝，对他个人的同情也都是建立在这一政治立场基础上的。而称赞者所称赞的，并不是他降敌事胡之识时务，而是着重强调其才华与战功。

才华是防御匈奴、巩固汉疆的才华，战功也是浚稽山一役杀伤大量匈奴骑兵的战功，这背后同样指向对汉朝的贡献。

所以，我们不要仅看到古人对李陵个人的探讨，而忽略了华夷之辨这一关键问题；不能因为人们对李陵某一方面的同情或称赞占据多数，就以为人们对其转仕胡廷的选择也是普遍认同的，这些都不属于同一层面的问题。李陵是最早最著名的仕于胡廷的汉臣，人们对他的论说，透露出论说者心中冷峻而清晰的

"不世之出"王景略对、错之争

从前秦至隋唐，人们评论王猛时，均对其治国才略大加称赞。

如苻坚说："王猛乃夷吾、子产之俦也"。吕婆楼向苻坚引荐王猛时说："王猛其人谋略不世出。"

苻融劝苻坚勿伐东晋时说："王景略一时奇士。"

前燕大臣皇甫真说："苻坚、王猛，皆人杰也。"

前燕梁琛说："王猛有王佐之才，锐于进取。"

唐初官修的《晋书》也这样评价他："猛环姿俊伟，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

这些评价都主要看重王猛治国理政的才能，而不大注意其身事夷狄之国而有失华夷之节的问题。

王猛并无《史记》、《汉书》这样的经典史著为其树立出经典的形象特质，而且他身处分裂时代，并未辅佐君王建立一统，其功业与历代名臣相比也并不彰著，因此在其身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未成为文人作史评史论的焦点对象。

上一段所列举的材料多是史书记述或学者议论中的偶然提及，并不具有系统性，也缺乏思考深度。

但在明清两代，王猛开始成为史论文的一个重要议论对象，文人对他的关注竟然不输给历史上任何一位名臣。这些讨论也集中到一个突出问题上，即华夷之辨与君臣之义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上引数段南北朝至唐代的材料中，苻坚、崔浩都将王猛比于管仲，王通、朱敬则将其比于孔明。

那么，王猛是否能当此盛誉，就首先成为明清士人探讨的焦点问题。

陈孝威在《壶山集》卷三有《王猛论》一篇，为王猛不仕晋而仕秦找到理由。他与韩愈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思想一脉相承。

汉族政权不尚儒学而崇信佛老外道，则是在文化上成为了夷狄。这一思想对那种简单化的华夷观念构成了冲击。但更重要的是，王猛不事江东固然可以理解，却又为何要事前秦呢？

陈孝威指出："符坚一见王猛，欢如故旧，及后委任倍笃，久而不衰。坚之待猛，可谓至矣。"王猛若为报答苻坚知遇之恩而辅佐他，就符合儒家所提倡的君臣之道。陈孝威这种以君识臣才、君臣相得来模糊华夷界线的做法对华夷之辨构成了一定的冲击。

顾景星和侯方域篇文章写作时代相近，二人都是遗民士人，但文章的整体倾向却都是为王猛作辩解，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华夷之辨的合理性。

我们更关注他们提出的两点理由。他们首先确立王猛心向晋室这一基本前提，王猛表面的行为是侍奉胡廷，但其内心归向与行事之根本目的却是要匡扶华夏正统。

这一论调就为

当他们解决了上述前提后，便将王猛事秦的直接原因指向叛臣桓温，认为王猛是为了顾全君臣之义，保持个人名节，才没有随桓温南归的。这就在君臣道义的维度上为王猛的人格价值实现了升华。

华夷之辨与君臣之义都是儒家思想所维护的价值准则，顾、侯二人却制造出二者的对立，即：若要保全君臣道义，便不能事晋而只能事秦。君臣之义对华夷之辨的伦理冲击也就暴露出来了。

华夷之辨与君臣之义

清代中晚期的柯振岳、方浚颐、华文漪、邓瑶等人则专门针对王猛"心乎晋"的观点发难。

柯振岳其《兰雪集》卷四有《王猛论》一篇，专门反驳关于王猛"心乎晋"的观点，思路与雷鋐近似。

除此之外，他还注意到《资治通鉴纲目》

柯振岳解释道："凡僭国诸臣苟能忠于所事，抚柔其民，即贤而录之。"

换句话说，"忠"不再专属于汉族君臣之间，汉臣对胡主也可言"忠"。君臣之义统摄了汉、胡两方，使华夷之别不再明显。

乾嘉时期《改吟斋文集》中有《王猛论》，开篇即云："王猛，志士也，忠于苻坚者也。"此话也是反驳王猛"始终心乎晋"的说法，认为王猛既然"入秦，必不能不忘晋"。

但他无意批判王猛所事非主，反倒以"志士"许之，认为忠于胡主亦可称作"志士"，这也是君臣之义超越华夷之辨的表现。

方浚颐

他还认为，王猛排挤慕容垂，并非为晋考虑，而是为秦计划。显然，他也不同意"心乎晋"之说，而索性认为王猛忠心于秦也能彰显"人臣之分"。

华文漪其《逢原斋文钞》卷三有《驳侯朝宗王猛论》一篇，也是针对"心乎晋"之说而发表驳论，其论调显然也是看重忠君而不看重攘夷。

综上所述，明清士人对王猛的态度虽有分歧，但同情者与批判者都多从君臣道义的角度立论，而那些单纯以华夷之辨来责备王猛的人，反倒只是少数。

在关于王猛的争论中，有四个主要的问题。

1、是王猛所事何主。其中主要看王猛所事者为胡主，华夷观念较强。当然也从苻坚在君臣道义上的劣迹，从而反对王猛仕秦。

这体现君臣之义开始与华夷之辨相接触。

2、是王猛与苻坚的关系。

3、是王猛心向哪国。侯方域等人认为王猛虽身在秦廷，却心向晋室。这种观点虽未彻底突破华夷之辨的界线，但其将情感与行为区别开来，也在客观上承认了"行为失节"的合理性。

而柯振岳等人索性断定王猛心向前秦，并且这种选择也是一种忠君，并无不可。这就实现了真正的突破，使君臣之义凌驾于华夷之辨。

4、是王猛与桓温的关系。侯方域等人认为王猛因不肯篡晋才不随桓温南归，最终不得已而仕于前秦，这就相当于给王猛涂抹一层维护君臣道义的"保护色"。

雷鋐等人则揭发王猛之短，认为他并非耻于与桓温为伍，而是由于内心的软弱而对篡逆行为加以纵容和妥协，反倒是对君臣道义的实际伤害。

虽然双方对王猛的态度截然相反，但都围绕君臣之义来谈，而华夷之辨对此问题根本不构成干扰。这也侧面体现了

"鲁斋"仕元

许衡，世称鲁斋先生，著有《读易私言》、《鲁斋遗书》等。

他自幼贫寒苦学，性情恭谨正直，为元朝成就三大功绩：

一是劝谏元世祖忽必烈重视农桑，广兴学校，以"行汉法"作为"立国规模"。

二是长期担任国子监祭酒，主持教育工作，承宣教化，不遗余力，尤其是教育了不少蒙古贵族子弟，使其向慕汉家文化。

三是充当程朱理学在元代的主要传播人，接续了当时中国北方的儒学道统。

这三点贡献均有助于儒学以及汉族文化的发扬光大。

但他生于金朝，仕于蒙元，因此也存在着失节的嫌疑。

而且，蒙元王朝与上文所涉及的匈奴和前秦都不同。匈奴对汉朝仅构成一种"威胁"，而实际上从未占据过中原重地。前秦虽建都关中，占据中原，也确曾剑指江东，却终因淝水之败而土崩瓦解。

但蒙元政权最终吞并了南宋，并在其征伐过程中对汉人大加屠戮，在建立统治后仍长期施行民族歧视政策，在文化上也没能实现真正的汉化。

以汉族人的眼光看待这一王朝，难免多一些痛恨与鄙夷。而许衡身为金朝遗民，却甘心侍奉元廷，这理应面对着远比李陵和王猛更为严酷的批评。

但历史的事实却是，元代以降的文人对许衡的评价竟然是"一边倒"地给以赞誉。

完成于明初的《元史》，正逢朱明正统初建，理应对仕于元廷的汉臣较为苛刻，但在《许衡传》中仍极称其道德教化之功，并将其给元世祖忽必烈的上疏全文引录，以表现他对元廷的殷切辅佐。

甚至在华夷矛盾最为突出的明末清初，一些志节坚定、拒不仕满的明遗民也对许衡表示推崇。

在明清两代关于许衡的事事之论当中，为许衡辩护的文章至少有。

而明确对许衡加以责难者，目前仅有一篇，即明末文人黎遂球《许衡论》。

因此，许衡与李陵、王猛不同，后世之人对其多褒少贬，所以在研究许衡更多的是看赞誉基于哪些具体和理由，以及背后暗示了他们对蒙元统治持何种态度。

明清文人为许衡所作的辩护大致采取了三种策略。

许衡"失节"情有可原

这种辩护策略是针对

（1） 是认为许衡并非助纣为虐之人，其在元廷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尤其是对南宋并无危害。

崔铣对许衡的"往"与"辞"做出这样的梳理。

"召以议道则往，召以制官则往，召以立教则往，召以作历则往，舍是无往焉。是故储师不尊则辞，礼不继、权臣不诛则辞，乡教有敕则不宣，问伐宋则不对，居元之朝未尝久淹也。"

从这些所往所辞之事，能看出许衡仕元的原则性与有限性。他并非卑躬屈膝为异族统治者卖命的奴才，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

特别是，他对伐宋之事既无法明确反对，也不愿充当帮凶，于是用沉默来回应，倒也算是一种"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做法。

张履祥也说："出而陈其所学，不合则奉身而退，犹为不失洁身之义云尔。是故召则往，往则陈正道，不可则止，未尝期月留，始终一辙也。"

这段刻画之词，实际上已将许衡仕元与春秋士人择主而事的原则相等同。

（2）是指出许衡"失节"并非干取名利之举。

上段从崔铣和张履祥的话中，不仅说许衡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且特别指出他每次在元廷都不会久留，即所谓"居元之朝未尝久淹"与"未尝期月留"。

这一点对许衡的名誉至关重要，后人责备前代人物失节，主要是鄙视其人好名逐利，贪荣慕贵，从这一角度来批判前人，往往使其批判对象陷入严重的"人品危机"。

但不久留朝廷，这种介于仕隐之间的姿态，表明他的进言献策，真是为天下苍生考虑，而非为自己邀取功名。

（3）是指出许衡"失节"实出于无可奈何之缘由。

张履祥对此有独特而精当的分析：

鲁斋生于金章宗之世，当是时，北方之学者俱随宋而南矣。嗣后，金灭于元，饥乱相寻无宁日。鲁斋少长流离，奔窜于其间，盖未尝学问也。虽其质甚美，知向学，伊洛遗书存焉者寡矣，贤师友其谁哉？忽必烈藩于外，选民间生，郡邑以鲁斋应召为伴读，固已失之于早矣。其后，学日益进，行日益修。忽必烈为君而召之，其得复辞不起乎？至是，鲁斋见义已明，固知仕元之为非矣，而势不能以不仕。

他认为许衡"失节"缘于早年未尝学问，不知何为华夷之辨、君臣之义。既已失节，则不便于继续隐居不出。

（4）

张履祥指出他将元主敕令藏于屋梁，以及临终嘱咐不请谥刻碑，皆表明许衡自己对仕元行为是有忏悔自责的，至少不能将其等同于那些厚颜无耻之徒。

如果说这是一场以许衡为犯罪嫌疑人的道德审判，那么以上四条就是辩护律师所提出的基本免责理由。

第1， 强调许衡有所为有所不为，是为淡化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第2， 强调许衡无求取名利的想法，是去除作案动机。

第3， 即便仕元真是一种失节行为，也可因其年少而寻求舆论上的"减刑"。

第4， 自悔心态则属于认罪态度良好，也可寻求"减刑"。

但以上论调均处于逻辑上的守势，并且已经承认———许衡的行为构成了一定程度的过错，即他本来是不应该仕元的。

许衡"失节"功大于过

这种辩护策略是极言许衡仕元所建之功，并认为功大于罪。这相对于以上那些"减刑"论调，是一种较为积极的策略，是在寻求"将功补过"。

许衡仕元，除建立具体事功，还对儒学的推广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元代北方重要的理学大师。

例如崔铣就认为许衡仕元是一种"救世"行为，"程氏、朱氏之学禁于宋而元兴之，儒者之道晦于金而衡起之"。

姚舜牧称许衡为"语语是实心，步步是实地，是为真正道学，是为真正儒宗"，"教化其俗，使留存中国之礼义"。

彭而述在梳理了许衡的功过之后，得出结论："许衡亦功大罪小矣"。张履祥更是在功过比较上下足了功夫。

他在《许鲁斋论》中，首先承认许衡在名节方面确有不当之处，并斩钉截铁地提出批评："或问：许鲁斋何人也？曰：贤人也。其仕元是与？曰：非也。"

但他又认为，比坚持名节更重要的道德追求还有

但事实上这个论调依然有着"功大罪小"的逻辑暗示着。罪仍然是存在的，只不过功劳更大，可以掩盖其失节之罪。

这看似反守为攻，但在这一逻辑底色上，其辩论姿态仍是不够进取的。要想彻底为许衡洗白，不仅称颂其功，而且不留遗憾，就必须从华夷观念这一根本前提寻找突破口。

第三种辩护策略是辨析许衡仕元行为本身并无过错，这就彻底突破了华夷界限，是一种"无罪辩护"，也是最为根本的策略。具体包含如下两个逻辑环节。

一是从许衡所属朝代与地域归属，将其与宋朝的关系撇清。

许衡

沈一贯则列举历代父子兄弟仕于敌国的案例，如十六国时期的杨盛称藩于晋，却嘱其子为宋之臣；诸葛亮兄弟三人分事三国，文天祥为宋死节，其弟与子却均仕于元。司马炎篡魏，但其叔祖父司马孚至死仍以魏臣自称。嵇康被诛，其子嵇绍却仕于晋，等等。

沈氏在这些史例的基础上，指出："此等皆未可轻言论道，而必以势之所不行者为是，无为贵道矣。许衡之仕元，亦然。"

这一思路将许衡与宋朝的关系撇清，是为了明确他作为士人的权利与义务，可谓釜底抽薪之策。

但这背后仍然存在一种暗示，即：假如许衡真与宋朝有关，甚至曾任其官、食其禄，则不能再以此逻辑为其"洗白"，仕元仍属失节行为。

比这更加激进的思路，则是彻底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这也是"无罪辩护"的第二条思路。

其中王大经的《许鲁斋论》。论证元朝的正统性，这显然与华夷之辨、《春秋》大义相违背。

王氏还进一步揭示出宋、明文人对辽、金、元王朝的敌视态度是有具体原因的："宋人身受辽金之祸，至于君俘国蹙，偏安一隅，又目击南渡君臣不知复雠大义，北望陵寝，悲愤填胸，不得已而于夷夏之防深文刻论，以昭炯鉴，抑亦时势使然。若明祖以元末孱民阻兵江淮，其德不足服夷也，其权不能驭夷也，其分不当讨夷也。一旦幸据天位，遂夷视前朝。为之臣者，思称颂功德以尊其主，乃至绝元正统，而于鲁斋之仕亦加贬词。"

宋人有泄愤之嫌，明臣有谀主之病，但他们都掩饰着这些真实的心态，而高举"华夷之辨"的大旗，构造出一种道德崇高感。王大经揭示了他们这些或无奈或狭隘的想法，也就摧毁了宋明士人的崇高感，元朝的正统地位才能巩固。

再看程含章的《姚枢许衡吴澄论》

他的论证逻辑有与王大经相同之处，首先由孔子欲仕楚切入，进而表明元朝虽为夷狄，却为中国共主。

"惟圣人能以天地之心为心，实有不容己于斯世斯民之故。故虽不合于鲁，犹皇皇于齐、卫、陈、宋诸邦。即蛮夷之楚，犹将仕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况其为天下臣民之主乎？……天既以元为中国之主，而为之民者乃以事元为辱哉？"

程氏比王大经更进一步的，是认为华夏与蛮夷是生而平等的，惟有德者居于正统。

"且华夏、夷狄之辨，特儒者一偏之见耳。而自天视之，则钧是人也，何分于夷，何分于夏？中国而既无政矣，则外国入而君之，此亦理势之必然者也。"

如果我们将明清文人对许衡的辩护比方为一场诉讼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分三个方面看。

第一方面是较为消极的辩护策略，处处呈现出守势，是在勉力为许衡"减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其"有罪"。

第二方面是较为积极的辩护策略，开始反守为攻，对许衡的功过做出比较，力证其功劳大于过错，但仍承认许衡是"有罪"的，也仍然是一种"减刑"策略。

第三方面是根本策略，希望证明许衡"无罪"，在其逻辑推理中包含着对元朝正统地位的承认。相比于李陵和王猛，明清文人对许衡的态度是最为宽容的；文人们在辩护过程中直接表

达出对元朝正统地位的认可，以及对华夷之辨的质疑，这也是在谈论李陵和王猛时从未达到的境界。

为何同一时期的文人，生活在同样的文化环境中，但他们对三个历史人物的态度竟有如此差别呢？

从表面看，李陵、王猛和许衡都是仕于胡廷的汉臣，但其实又有其差异，这些差异恰好可以解释我们刚才提出的这一困惑。

总结：

我们对李陵、王猛、许衡这三个人物的比较，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后人对人物本身的态度，赞扬、同情或批判.

二是后人在评论人物时表现出来的华夷观念。

在人物评判这个层面作比较，很显然，后人对李陵以同情为主，对王猛则毁誉参半，对许衡则以称赞为主。

先将前两位作一比较。李陵和王猛，一为武将，一为文臣，其行事都影响到王朝战争的走向，事关事功成败。

但李陵位卑，王猛位高。

以汉朝之大，又何惜李陵麾下区区五千之众？

可以说，王猛对东晋的潜在危害远远大于李陵投降给汉朝带来的实际损失。

从汉族政权立场来看，王猛为害深远，李陵为害一时。

以当时的汉、胡实力来看，东晋弱小，对其产生较大较长远的危害，更容易引起后世汉族士人的愤慨。

而西汉强大，五千之旅，一役之失，当时人尚且不过多挂怀，后人又何必斤斤计较？

再者，《史记》、《汉书》以及接续下来的各种诗歌和书信，如"接力"般塑造并强化了李陵的悲情英雄形象，这对后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认知都产生了影响。

而王猛则没有这样的待遇。王猛处在较晚的时代，所能依托的史书并不具备《史记》、

《汉书》那样的影响力。

后世的俗文学作品对王猛也不甚关注，因此也产生不了如诸葛亮那样的鲜活形象。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因战败而投降胡廷的汉将，

但在王猛之前，历史上已经涌现了太多具有特色的"能臣"形象，他也就只能做"管仲第二"、"诸葛亮第二"或其他的"某某第二"。

由于缺乏经典形象，人们对他进行评价时，就没有太多顾忌，会更能暴露出他作为一个仕胡汉臣的性质。

王猛和许衡：

若看事功大小，虽然许衡在元朝的官职不能与王猛在前秦的宰相地位相比，许衡对元朝政策的影响也不能与王猛辅佐苻坚纵横天下相提并论，但以元朝早期严苛的民族歧视政策来看，许衡能得到忽必烈如此的信任，已达汉臣之极。

许衡的功绩相比于王猛虽不够大，但足够全面，从修订历法到制定选官制度，再到确立治国根本方针，可谓事必躬亲。

但他区别于王猛的最大特点，在于许衡对道德建设和文化教育的关注远远胜过王猛。

王猛处在乱世，列国纷争不休，所首先看重的应是争夺地盘，在教化方面自然无暇顾及。元代早期仍处在与南宋的战争状态中，但北方已经一统，秩序开始逐渐恢复，这时文教就可以成为议题。

许衡在元朝，是较早提出文教主张并有所实践的理学大师，这一点为自己在后人心中的形象加了足够多的分数。

明清文人说许衡家族久居北方，未食宋禄，因此不必效忠于宋。但王猛同样久居北方，又何曾食晋之禄？

为何后人总希望王猛能心向于晋？

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功劳中有太多的打打杀杀。许衡即便是为元朝统治服务，却是在弘扬汉家儒学，这本身就构成了对汉族的贡献，因此格外容易得到后世汉族士人的称赞。

从华夷观念的层面作比较，三个人又呈现出不同的格局：后世文人在对李陵的评论中，虽然对他个人有所同情，但却一致认为效忠匈奴是不对的。

在对王猛的评论中，多认为他不应效忠前秦，但到清代中晚期开始出现反调，认为忠于苻坚也是一种君臣之义。

在对许衡的评论中，人们虽对许衡多有称赞，但在"减刑"辩护中暗藏着"仕元是罪"的逻辑前提，直到清代中晚期士人的史论中，才对元朝的正统地位予以不加保留的认可。

我们观察这一格局，须有两个维度：一是评论对象当中的汉、胡形势，二是评论者所处的时代背景。

人们对李陵投效匈奴不能接受，对王猛投效前秦和许衡投效蒙元就尚可包容，这主要应从汉、胡形势中来观察。

从对汉族政权的实际危害来看，匈奴仅构成外部威胁，前秦和蒙元却在当时占据了北方中原重地，并与南方汉族政权对峙甚至交战。

后世的汉族士人似乎对已经造成的实际危害比较能够接受，对尚未发生的潜在威胁则比较警惕，这并不能诉诸危机意识，而只能认为：古代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心理存在问题！

匈奴远居化外，其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经济发展、生活水准均远逊于汉族。

在汉武帝时期，即便比较军事力量，汉朝也未必会输给匈奴。汉族士人在评论李陵时，将自身放置在汉武帝的时代，对匈奴的感情是以歧视和敌视为主的。

李陵身为汉人，却对这样一个立足于塞外草原的落后政权效忠，无异于自降人格。

而前秦、蒙元以其强势占据中原，窃夺九鼎，他们就进入到中国历史的政权谱系中来。

汉族在被征服之后，竟然产生了以异族为正统的思想，对于这样一种既成事实，知识分子更乐于顺应与接受。但是这种顺应与接受并不是迅速实现的，需有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这就需要以评论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来观察。

在对王猛和许衡的探讨中，对前秦和元朝正统地位的认可都到清代中晚期才出现。

这当然与清朝百年来和合满汉的努力分不开，也与清朝版图内部民族混居的新格局有关。

当时西方思想还没有大量涌入，不可能直接影响到普通士人。程氏在其史论中直接对儒者展开讽刺，说"华夏、夷狄之辨特儒者一偏之见耳"。

这样的见识显然不能源自西学，而只能是当时的思潮涌动。虽然这里选取了李陵、王猛、许衡三个历史人物作为考察样本，就已经呈现出我国古代文人对华夷伦理与民族问题的丰富认识。

他们对仕胡汉臣的伦理审判受上文所论诸多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复杂性，绝非一句"华夷之辨"、"夷夏大防"所能概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