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枢体制是指国家最高权力的组织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它的成型在中国古代帝国体制当中，与皇权和相权共同构成了国家权力的主体，国家权力的运作过程中往往通过二者的权力倾斜与平衡为变化关系作为主线。也可以说或中枢体制中的君臣（相）关系，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当时政治形势和中央政治制度的变迁逻辑，甚至于决定一个朝政的运作特点。
唐中后期“中枢体制”的演化路径
（一）对“新三头体制”的争议
经过魏晋一代演化而定型于隋唐时期的三省制，学界长期将其定义为唐宋时期中枢体制变迁的核心改变和主要框架，甚至于直接将唐的中枢体制看作三省制从成长到破坏的过程。实质上站在政务管理程序分工特征上的三省制在唐玄宗中期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如果把这种模式作为三省制的奔溃前提，在中唐后的体制应当说成是“新三头体制”或者“中书门下体制”，证明唐以来中书体制的变化和发展。
特别是安史之乱后，三省中枢体制全面崩溃，中书门下、翰林院、枢密院分别取代了原来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的职能，构成了一个三权分立、互相牵制的新中枢体制，即“新三头体制”。但是学术界对此也有争议，一者认为“新三头体制”中的翰林学士院和枢密院的地位没有取得宰相的地位，只构成皇权运作中的环节，并不能与中书门下构成“三头”，索性提出了“中书门下体制”这一概念，用来涵盖中晚唐政治体制运作的整体特征。
对于枢密院的职能及其地位的认识成为两种新说歧异的焦点之一。因为枢密院至晚到了宋代前期便已经“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形成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民政、军政的二府体制。二府制之异于中书门下体制者，在于枢密院之产生，枢密院制度在晚唐五代的变迁实际上便成为我们理解唐宋中枢体制转变的一个关键所在。
（二）从枢密院制度看中枢体制
据宋代王明清记载，枢密院“初不置司局，但以屋三楹贮文书，其职惟掌承受表奏于内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
因此，唐代枢密使出现后，其内廷枢务运行程序为：承表—进呈—(人主)处分—宣传—(中书门下)施行。此一程序中，第一、二、四项由枢密使负责，并没有议政权与施政权。由此可知，唐时的枢密使以宦者担任，其基本职能只是承受表奏并保存文书而已。尽管在晚唐其权力曾几度突破其职能的界限，参与外廷事务，表现出职权扩大的表象，但这种扩大实际上更多地表现为对宰相权力的侵夺。
正如《新唐书·严遵美传》所说：“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给事，今执笏，过矣枢密使无听事，唯三楹舍藏书而已，今堂状帖黄决事，此杨复恭夺宰相权之失也。”严遵美父子两代分别为宣、僖时期的枢密使，他对枢密使职能的描述自是非常可信。这种侵权是与整体上宦官权势的膨胀相表里的，并没有任何制度上的保障，因而才会有昭宗天复元年(901年)正月丙午的诏书：“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枢密使侍侧，争论纷然;既出，又称上旨未允，复有改易，挠权乱政。自今并依大中旧制，俟宰相奏事毕，方得升殿承受公事。”
这将枢密使的职责重新限制在承受文书的本职之内。因此，某段时期内宦官枢密使权力的一度扩大并不是枢密使发展制度演进的结果，更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所以从角色角度看，唐代的宦官枢密使尽管时有干涉中枢决策之举，但远没有取得宰相的地位，这一点上自然也构不成所谓的“新三头”体制。
也就是说，从唐中后期到五代的演化路径，是承前启后的过渡，具有不可定型的复杂性。
唐末五代后期“中枢体制”的特征
（一）从“参谋议”与“掌军政”的增设
朱梁代唐之后，朱温新设置了崇政院，以心腹敬翔为使。古今论者多以为崇政院乃是由唐之枢密院改名而来。实际上，后梁的崇政院并非简单的由唐之枢密院改名而来。后梁的崇政院合并了原有的枢密院并新增了“参谋议”的职能，但它与枢密院之专掌军政之间仍有很大的距离。
晚唐五代中枢体制演变的重要环节是后唐枢密院的建立，据《五代会要·枢密使》中记载：“后唐同光元年十月，崇政院依旧为枢密院。”此后学者亦多认为后唐枢密院是直接继承后梁之崇政院而来。然而从职能演化的角度来看，后唐枢密院的建立与后梁的崇政院并无直接渊源。从职能上看，后唐的枢密院自建立之初就与梁之崇政院有着明显的差别。最大差别在于它已经走向外朝，与中书门下分领政事，其主要的职掌是军政。
与崇政院主要参与谋议而少行事于外相反，后唐时期的枢密院广泛参与行政事务，尤其是军政事务，例如调发军队、除授军职、主征伐、掌马政等等，实际上已经担任了最高军事行政机构的角色。
（二）后唐时期中书、枢密对掌文武的另一表现是枢密院有了自己处分公事的文书。
据沈括《梦溪笔谈》载：“晚唐枢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书，即谓之‘宣'。中书承受，录之于籍，谓之‘宣底’。今史馆中尚有梁宣底二卷，如今之‘圣语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专行密命。至后唐庄宗，复枢密使，使郭崇韬、安重诲为之，始分领政事，不关由中书直行下者谓之`宣'，如中书之‘敕’；小事则发头子，拟堂帖也。”
沈括区分了三个时期的“宣”的不同含义，恰好也表现出晚唐枢密使、后梁崇政院、后唐枢密使三者之间职能上的巨大区别。
从掌文书通进到分领政事，后唐枢密院实现了其职能上的一次巨大跨越，从而也促使中枢体制发生变化。后唐枢密院在职权的划分、文书制度的运行等方面已经初步制度化，中书、枢密对掌文武有制度上的保证并为时人所认可，后世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对掌文武的格局在后唐时期初步形成
枢密使早在唐代中期就已产生，一直由宦官担任，至后梁时期改由士人担任。在此期间，其职掌与军政并不相关，也没有能够走向外朝。那么，何以枢密院在后唐时期会一跃而为最高军政部门，从而促成中书、枢密对掌文武的新中枢体制的出现？如果后唐的枢密院职能非继承前朝而来，又是源于何处呢？最好的解释是后唐的枢密院在建立之初就已经被赋予了军政方面的领导权而与中书分秉朝政，其直接的渊源即是后唐原藩镇体制下所设置的中门使。
小结：
简而言之，唐代中后期的中枢体制历经晚唐、五代的演变，至宋代前期形成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民政、军政的二府体制。其中五代是体制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正是在五代后唐时期，始于唐代中期的枢密院一职，从原先的掌文书通进发展成为最高军政机构，与中书门下对掌文武，形成“二府”。此后历晋、汉、周宋，经过不断的调整发展，二府体制逐渐严密完备。枢密院地位的这一变化并非完全是唐代枢密院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更多的与后唐封内的中门使一职有关。
也就是说，站在多种维度下去解释唐中后期的“中枢体制”，既有三省制的延续，但也在此基础上破除了一些旧制下的官位称谓，甚至于改变了官员选择任用，加之五代格局的混乱，不同的政权下需要符合自我发展的中枢体制形态。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唐末五代时期的“中枢体制”，具有一种学术争议且混乱无法直接定义的现象，因为它是一种在变化过程中复杂的综合体，各种角度下呈现的特征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