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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认定，胡适说过，“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胡适的原话是，“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这里的“实在”并非“历史”，而是被人曲解了。胡适一向主张，研究历史要有证据。我们也常说，历史自有公论。所以，不管世人如何去歪曲篡改，历史最终仍会给后人一个正确答案。
胡适先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界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一些声名赫赫的历史学家迎合世俗，以求生存，不敢坚持真理，不得不推翻自己的学术观点，甚至违背良心去扭曲或篡改历史。结果，改来改去，把自己用毕生心血凝成的学术成果糟蹋得不成样子，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笑柄。
就在众多历史学家“痛改前非”的时候，陈寅恪也经受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寂与煎熬。他的著作因观点不合时宜，而不得出版，后虽经胡乔木亲自过问，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他的《论再生缘》，却又被康生打入冷宫。
陈寅恪先生
在1958年史学界“厚古薄今”的大论战中，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等人的文章都公开点名批评陈寅恪。当时，陈寅恪所任职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成为全国史学界的漩涡中心。一夜之间，大字报铺天盖地，陈寅恪受到了猛烈冲击，身心备受折磨。对于“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的陈寅恪而言，那是一次异常严峻的考验。陈寅恪不肯人云亦云，更不愿自毁其节，即使遭受持续的精神摧残，依然固守鲜活的灵魂，坚持“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承续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
到了1966年4月，身为文坛领袖、史学泰斗的郭沫若，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宣布：“拿今天的标准，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自我否定其历史作品，人们或可理解为身不由己，但几年以后，他偏偏又捧出一本迎合世俗的《李白与杜甫》，在这本书中所表现的历史态度令人啼笑皆非。郭沫若的这两个举动甚为荒唐，实在是拿严肃的历史当儿戏，在史学界留下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败笔。
郭沫若先生
历史无情，陈寅恪逝世十年以后，后人揭开了那段尘封的历史。史学界终于发现，陈寅恪才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当代史学大师和文化宗师。海内外学人一致公认，就文史知识的丰富和文化积累的深厚而言，陈寅恪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峰，称他对史料的掌握是“百科全书似的占有”与“百年来第一人”，其作为史学家的“人格”因素具有长久的震撼力，为后世学人提供了一种于文化苦恋及忧患意识双重煎熬下生命常青的典范。史学界后来对郭沫若也有定论，承认郭氏代表作只是他于1949年以前写的几部专著。
陈与郭两人均乃饱学之士，在历史研究领域均有其独特的建树，但两位先生的晚年著作的价值却不能相提并论。历史无情，对任何人都很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