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紛紛擾擾數百年，“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能從中脫穎而出、成長為大國的國家屈指可數，而能夠成為霸主號令群雄的更是寥寥無幾，嚴格算起來不過晉、楚二國，由此可見成為大國的不易，成為霸主的條件更是苛刻。
霸主必須講道義、守信用，還得有明確的態度
就自然條件而言，能夠產生大國的地區，就是要在適合氣候下有大平原，有大片耕地，有豐富的水資源，這樣才意味著有足夠的人口承載力和國家財富創造力；從地緣條件上看，在有足夠的平原之外，想要成為大國還需要擁有險要之地，如平原與山地間保持一定比例，從而形成一定的防禦條件，這樣才能保護國家的財富不被掠奪。
有了成為大國的底子，在崛起發展的時候必須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機會，形成足夠的力量威懾，拓展自己的勢力範圍，才能成為真正的霸主。所以孟子言：“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如果不言力而光說仁，將會落入像宋襄公那樣愚蠢、給國家帶來巨大災難的境地。
《東周列國·春秋篇》宋襄公劇照
道義的力量是有限的，軟實力需要建立在硬實力的基礎上。但是光有硬實力是不夠的，僅憑壓制，那麼壓制的力度越大，反彈的傷害也越大，賈誼曾在《過秦論》中總結過不可一世、獨步天下的秦帝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主要原因，就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的確，如果霸主在建立自己勢力範圍之後，不能提供某種道義、信仰、價值觀，並且在這種道義、信仰、價值觀下，百姓能安居樂業、生活富裕，那麼他的管轄就是脆弱的。
如果將國家比作身軀，那麼硬實力如同骨骼與肌肉，軟實力如同神經與血管。沒有骨骼和肌肉，軀體無法立得起來；而沒有神經和血管，也不過是一個沒有生氣、無法活動的殭屍而已。
要引導其他國家，必須要有一個比較完善的秩序，為更多的國家所接受，如齊桓公的“尊王”。這不是簡單藉助周王室的權威，而是維護其背後的政治文化體系不被破壞。如此一來，霸主也必須在一定程度上遵守道德的原則，才能維護這一套文化秩序的穩定性。
《東周列國·春秋篇》齊桓公劇照
王權需要以道義為基礎，霸權需要以信譽為基礎，如果不這樣，國家就會滅亡。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雖然整個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各國縱橫捭闔、綿裡藏針，但是“百圍之木，不以枝葉取憐”，小國可以左右逢源，可以朝晉暮楚，可以玩弄智慧，不過如果想成為大國，是不可能像小國一樣“惟強是從”的。
是以，大國若要在政治地位上獲得突破，還是得有明確的態度；特別是霸主，還必須有對外政策的可持續性而非朝夕令改，也就是說，霸主必須講道義，守信用。
“人和”——霸主軟實力博弈的核心
以德制勝的核心在於得人，道德仁義是霸主籠絡諸侯國的一面旗幟。早在西周初期，就有了這樣的認識，如《六韜》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
周王室的開國功臣姜太公以為只有行仁義，才能順應天下，而得天下人者才能掌控天下。有人可能會誤以為“仁義”只是空洞的口號，其實行仁義是霸主主導局勢最適宜的手段，只有施行仁義，才能攻佔他國，才可停止戰爭，否則戰爭永不停止。
姜太公畫像
我們可以看到窮兵黷武、一時打遍天下無敵手、先後打敗楚國齊國、在會盟中搶走晉國霸主之位的吳國，雖然在吳王闔閭和伍子胥的主導下攻破了楚國國都郢，但不實行仁義，霸佔楚國宮殿，鞭楚平王之屍，結果不到一年時間就不得不退出楚國。
相反，楚國以仁義對待原屬周王室的姬姓國隨國，隨國因而沒有對落難的楚國趁機發難、落井下石，反而堅定地與楚國站在一起，可見行仁義、得人心的重要性。
重劍無鋒，大道至簡，孟子所謂的“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簡單地解釋起來，就是打贏一場戰爭容易，征服一個國家很難，而讓一個國家的人民心甘情願地納稅、服兵役更難。這就需要得到人發自內心的認可。
正因如此，佔據了心臟地帶的周王室可以連綿有八百年國運，雖然東遷實力大降，卻在諸侯國中仍有威望，即便是霸主，也不得不以“尊王”的旗號號召諸侯；相反，秦國卻二世而亡，滅亡的火種，恰恰是被征服之地的陳勝、吳廣，以拒絕服徭役的名義點燃，最終星星之火燎原，一舉葬送了秦國基業。
《東周列國·春秋篇》伍子胥劇照
因此，對於霸主來說，軟實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土地而是“人和”。如何更好地贏得人心，是晉、楚兩位霸主在爭霸中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重信”——無信則無法立足
霸主主導體系如建設團隊，最重要的是避免任何形式的內耗，方能創造最大化的外部價值。而避免內耗的前提是霸主“言而有信”，如此，小國才能效忠於霸主。
晉國的稱霸就從“重信”開始。晉文公的大臣狐偃直言“重信”才能籠絡諸侯，而且為了塑造晉國“重信”的國家形象，晉文公寧願放棄唾手可得的原地，最終得到原地的真心歸附。
在霸主以會盟確定地位與權利的時候，“重信”是會盟生命所在，故《左傳》言：“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正因為晉國的霸主地位由會盟確定，所以會盟的核心不在形式，而在信用，換言之，晉國只有“重信”，才能得到諸侯擁護。這讓晉國在處理各類事務時，非常謹慎，不去做貪圖一時而破壞霸主“重信”形象之事。
《東周列國·春秋篇》楚莊王劇照
與晉國相比，楚國顯然不把信用當回事，如公元前577年楚剛與晉國結盟，第二年就破壞了這個聯盟，向晉國盟國發動進攻。楚國這種唯利是圖、不講信用的做法，讓諸侯國始終視其為夷狄，且無法在內心深處真正地認同。
所以說，在晉楚爭霸中，晉國和其他諸侯國有著天然血緣與文化的認同，這一點讓晉國在爭霸中有天然的優勢。這種文化上的不認同，也是靠近楚國的陳、蔡本應天生是楚國附庸，卻屢屢援引晉、吳等外援背叛楚國的原因之一。所以，孔子說“人無信不立”，霸主也是如此，無信而無法在社會中立足。
“擔當”——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俗話說，能力越大，責任越大。霸主需要具備敢於擔當的意識，因為如果想要維護好霸主的地位，除了有一定的軍事實力能在爭霸中取勝之外，還要在實際事務中為小國提供安全保障和經濟發展的秩序，這樣小國才能心甘情願地讓出自己的一部分利益和主權。
晉國作為諸侯的保衛者，為小國提供安全保障和爭霸戰爭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所以擁有強大的動武能力，是晉國作為霸主的義務，也是維護霸權的基礎。
所以在《左傳》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諸侯國被楚國侵犯時向晉國求援，並且晉國也認為向盟國提供軍事援助，是自己無法迴避的責任，如“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晉侯師於臺谷以救宋……不恤亡國，將焉用之。”
《東周列國·春秋篇》華元劇照
由此可見，小國受到楚國侵略，會優先向晉國告急，而晉國也深知自己想要維持住霸主的地位，必須擔負起保護同盟國安全的責任。晉國一旦退縮，同盟國就會瓦解，而霸權也會被他國所奪。
除了軍事方面的義務，霸主還有主持公道的義務，如晉國與同盟國約定不囤積糧食，不壟斷利益，不庇護罪人，不收留壞人；要救濟災荒，安定禍患，統一好惡，輔助王室。如果有人觸犯這些命令，則會受到滅國的處罰。
我們還可以看到，若諸侯之間發生糾紛，晉國就成了最主要的調停人。晉國必須以較公正的態度處理糾紛，如邾人、莒人向晉國控訴魯國的侵略行為，雖然魯國和晉國在血緣、文化上更接近，但晉國還是秉持公正的態度譴責了魯國，結果魯國因為害怕晉國的力量，選擇遵從晉國的命令。
與楚國相比，晉國更加“有擔當”，更能以德統領諸侯。因此，面對晉國後期腐化無道，魯國季文子仍舊建議魯成公依附晉國而非楚國，其言：“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可見在硬實力相對對等的情況下，軟實力會起到很大的作用。換言之，正因晉國更有“德行”，才讓諸侯們有更加明確的傾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