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奇迹在于，自诞生以来，硅谷在历次技术革命中都没有落伍。
这是一本颠覆人们对信息时代的认识、对创新和创业的理解的好书。作者吴军通过介绍硅谷成功的秘诀，揭示了信息时代的特点和方法论。
吴军回答了长期以来令大家深感困惑的一个不解之谜，那就是—为什么硅谷在全世界其他地区难以复制？
吴军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仔细分析了硅谷的起源和发展，对硅谷的创新力进行了深刻剖析，把硅谷的经验提升到了理论高度，并且解释了为什么只有硅谷真正做到了宽容叛逆、宽容失败、多元文化和拒绝平庸。这些特点造就了硅谷几十年的长盛不衰。
硅谷的起源
硅谷前传
1938年，人们在旧金山湾区发现金矿。伺候人们在洛杉矶和圣地亚哥也发现金矿。随后的几十年里整个美洲掀起了到加利福尼亚去的淘金热，史称Gold Rush。后来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也发现了黄金，起名为(新)金山，前者就被称为旧金山。
从淘金热过后，整个加州并没有发展出大量的工业，气候的优势被认为更应该大力发展农业。淘金热时期铁路大王斯坦福为了纪念死去的爱子，建立了斯坦福大学。直到20世纪50年代，没有人会想到硅谷这样的科技产业中心会诞生在这里。
当地独特的政治和文化：追求各族群平等机会的同时，强调个人奋斗的保守主义，被视为其他地区所没有的优势。保守主义使得人们习惯于靠自己的努力走出困境而不是寻求政府的帮助。另一个特点则是加州人喜欢自己动手。
天时与地利
IBM为了不受固有思维的影响，选择了远离纽约总部的圣荷西南部Almaden山区建立了IBMAlmaden研究中心为旧金山湾区带来了计算机人才。斯坦福的一名教授特曼发现了斯坦福夫妇遗嘱中的漏洞，发现可以通过出租大学的土地建立科技园区来解决学校的财务问题。最终吸引了大批的创业公司在此发芽。
怪才和叛徒
肖克利在加州创建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并利用自己的名气招引来了“八叛徒”，包括发明了集成电路的诺伊斯、提出了摩尔定律的摩尔、凯鹏华盈的创始人克莱纳。但最终因为管理不得人心而使得八个人最终集体辞职离开了公司。这也成了硅谷叛逆精神的源头。
仙童公司
八叛徒在离开肖克利实验室后，在洛克的帮助下，和找到了IBM最大的股东菲尔柴尔德（Fairchild，仙童），并获得对方的风投138万美金18个月的贷款。20世纪50年代， 是半导体工业的起步阶段，仙童公司凭借技术优势，成为半导体行业的第二大公司。后来又借助集成电路专利获得了大量的利润。集成电路的发明改变了世界，与分立元件电路相比，集成电路体积小，重量轻，可靠性高，而且他们的性能可以呈指数上升。德州仪器的基尔比发明了基于锗晶片的集成电路，诺伊斯发明了基于硅和铝膜连线的集成电路。后来由两家公司共同分享集成电路的专利权。
IBM 公司恰巧在计算机技术刚刚起步时就在美国西海岸开设了研发中心，从而让旧金山湾区占到了天时；而当时在世界气候最好的地方居然空着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以提供给未来的新技术公司使用，因此又占到了地利；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靠自己的名气聚拢了一批世界上最优秀的技术人才， 然后又把他们赶出去办了公司，这件事为湾区日后成为硅谷准备好了人的因素。
这样形成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独特起源。
硅谷最重要的公司：仙童公司
在硅谷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仙童公司的作用独一无二。旧金山湾区今天之所以叫硅谷，就是因为仙童公司。半导体的主要材料就是硅。
当年，“八叛徒”出逃肖克利半导体公司，并创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派生出近百家公司，包括著名的英特尔。凭借这种叛逆的行为，才形成了硅谷地区的半导体产业。
2011年加州政府起诉苹果、谷歌、英特尔和Adobe四家公司之间不互相挖角，以鼓励这种叛逆行为。
可见硅谷成功的关键是：1、叛逆精神；2、社会对叛逆精神的宽容；3、多元文化；4、追求卓越拒绝平庸；5、对失败的宽容。
硅谷的明星公司
HP：硅谷的标杆公司，源于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个创业公司
仙童半导体：派生了92家公司，30多家是上市公司。
英特尔：最著名的产品CPU统领了PC时代
苹果：最伟大的消费电子产品公司，不断拿出给人惊喜的卓越产品
甲骨文：第一家“卖软件”的公司、不断并购进入新的业务领域
Sun：Stanford University Network Workstation（取首字母），成立的第一个季度就开始盈利
思科：SanFrancisco的前后字母取出的简写。当年，斯坦福大学的两名教师，为了方便谈恋爱，设计了“多协议路由器”的网络设备，将斯坦福校园网内不兼容的计算机局域网集成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网络。2000年3月24日思科股票的市值金额超过了整个中国股市。
雅虎：互联网的代名词，定义了互联网的运营模式——免费、开放和营利
Google：技术最好的公司，2013年Google的净利润相当于亚马逊、Facebook、雅虎、eBay、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等公司利润之和。
Facebook：2.0时代的代表，智能手机出现之前几乎是唯一一家在互联网上发布应用软件的平台。
基因泰克：每一种新药物平均投入10亿美元，被誉为生物制药领域的科技公司。
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一个从来都没有做过汽车的年轻人
Instragram：2010年刚成立时，当年的用户数量还只有100万，仅过了18个月用户数量就猛增至3000万，同年（2012）Facebook以10亿美金收购。
WhatsApp：高达200亿美元的收购价。
Youtube：被Google收购。
Nest（智能家居公司）：被Google收购。
Twitter：140个字节的限定让其具备了最快捷新闻传输的通道。
Snapchat：提供类似“阅后即焚”的朋友圈功能，2014年用户数量超1亿，公司估值100亿。
它们的产品都能把握住人类的一些共性，而与国籍、文化背景无关，它们都在改变世界。
硅谷的顶尖大学
斯坦福大学：宽松的学术环境和当地舒适的气候吸引了很多世界知名学者来这里任教。医学、法学、工程和工商管理四个对社会影响力较大的专业中，斯坦福大学都能位列全美同类学院前三名。其毕业生中产生了各个领域的名人，当然最引以为豪的还是培养出了大批的实业家。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曼哈顿计划中伯克利师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排名中一度超过哈佛大学排名第一。拥有3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甚至超过了斯坦福大学。伯克利人的特点是在创业的主动性上与斯坦福人的不同。他们在自己的积累（特别是技术积累）“做足”之后创业，而斯坦福人则会为了创业而寻找技术。同时伯克利大学和美国一些自由主义思潮都有关系，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文化和反越战运动。特别是嬉皮士运动代表了一种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观。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只有医学院。在生物医药方面孵化出了类似基因泰克这样的公司。
硅谷的风险投资
说到风险投资，大家则会想到硅谷一条不长的大街——门罗帕克（Menlo Park）著名的沙丘 路，那里聚集了全球最大、最多的风险投资公司。反过来，人们在讲桂谷时，也总要说到那些风险投资公司，它们是硅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一方面风险投资促成了硅谷的奇迹，另一方面这些 风险投资公司也因为硅谷的出现和发展而不断续写着传奇。
硅谷的风险投资为什么这么有名？当然首先是因为其历史悠久、体量大、回报高。硅谷地区的风险投资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这在 当时应该算是新鲜事物，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区类似的投资方式都是向硅谷学习的。从今天风险投资的强度来看，硅谷占了美国风险投资金额的4成左右，从2002年到2013年，每年投到硅谷的这部分 资金都在一百亿到一百二三十亿美元之间。
2014年因为全球风险投资过热，投到硅谷的资金激增至160亿美元左右。毫无疑问，硅谷是全美国风险投资最集中的地区。从回报上来看，硅谷地区也是美国风险投资回报最高的地区，这一方面是靠我们在第一节中提到的 那些明星公司给投资人带来了 “本垒打”，另一方面也是靠硅谷一种特殊的机制，使得成功具有了普遍性。
当然，光靠这几点还不能说桂谷风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为世 界上很多地区都有风险投资，并且按照某种指标衡量已经超过了硅谷，比如今天的中国，其风险投资的总体规模就超过了硅谷地区， 像日本的软银（Softbank）的回报率也比大部分硅谷风险投资更好。 甚至有人说硅谷风险投资的历史也不是全美国最长的。
严格来讲，风险投资并非起源于硅谷，也并非在二战后才有，只是在二战后旧金山湾区的土壤里才得到了茁壮成长。早在19世纪末，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著名金融家JP摩根便能算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风险投资人。他所投的两个人都很了不起，一个是发明交流输电的奇才特斯拉，另外一位名声更大，那就是发明大王爱迪生。而事实上，爱迪生电气公司以及后来从它发展起来的通用电气公司GE,都是JP摩根风险投资的硕果。当年的另外一个风险投资人就是大文豪马克•吐温，他一生挣了无数的版税，可惜都被他那些不靠谱的风险投资糟蹋掉了，最后，当有人向他推荐贝尔先生的伟大发明时,这位活跃的投资人却认为这是天方夜谭，由此错过了历史上最成功的投资之一。从这几件事可以看出，具有风险性的投资 在美国东部很早就存在，而且也不是职业投资人的专利，当时社会上有不少人都在做类似风险投资的事情。
既然不是历史最久的，它的体量和回报率也都可能被超越，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对桂谷的风险投资如此看重，甚至可以说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呢？全世界搞科技的和搞风投的，几乎每年都要跑到硅谷看看风投的趋势是什么，这里面一定有其他地区所没有的特别之处。
硅谷风投的特别之处首先来自于它的传奇，而硅谷风投的传奇首先是人物的传奇。
历史上,有好几个人都被称为硅谷风投的教父。第一位是洛克（Arthur Rock），若没有他从纽约的费尔柴尔德家族（Fairchild，当时IBM最大的股东之一）带来的投资，就没有仙童公司。在接触旧金山湾区之前，洛克是华尔街的传统投资人，如果不是因为投资硅谷，他可能和众多华尔街投资人一样，最终籍籍无名。1957年，由于业务的原因，他碰巧接触到仙童公司的投资项目，并且成功地达成了费尔柴尔德家族对诺伊斯和摩尔等“八叛徒”的投资，从此他渐渐迷上了风险投资这件事。开始他只是作为业余爱好来做，经常利用周末坐夜班飞机从东部跨越整个北美大陆飞到加州，4年后他再也受不了这种经常性的飞行，索性辞去了东部银行家的工作，全心全意在硅谷做风险投资了。洛克投出的第二家著名公司是英特尔公司。洛克打出的第三记“本垒打”是苹果公司。
有了这三个漂亮的投资记录，洛克便足以名垂风险投资的青史了。不过，洛克成功的投资记录还不止这些，他投资的很多公司都成功上市了。此外，洛克还是洛克-摩尔定律（也称摩尔第二定律）的发明人，其内容大意是，半导体生产线的成本每4年翻一番，当然这个速度比半导体本身的提升（根据摩尔定律，每18个月翻一番）要慢不少，但是几十年下来，也让半导体这个行业变成了资金密集型行业。洛克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预见到这一点，足以说明他对半导体行业所具备的洞察力。
在洛克之后，桂谷最著名的投资人还包括克莱纳（Eugene Kleiner )、 帕金斯（Tom Perkins）和瓦伦丁等人，而其中克莱纳和瓦伦丁都 来自仙童公司，用当下中国的流行词来说就是“仙童系”的。
当英特尔公司成立时，诺伊斯和摩尔的老同事、同为仙童公司的“八叛徒”之一的克莱纳个人对英特尔公司进行了投资，并且从中挣了不少钱。1972年，他和惠普公司的副总裁帕金斯在硅谷创办了第一家“本土的”投资公司：克莱纳-帕金斯公司，在此之前硅谷的 风险投资都是外来的。后来这家公司又增加了两个合伙人考菲尔德 （Frank Caufield）和拜尔斯（Brook Byers），于是改名为KPCB。在中国，他们给自己的公司起了个很绕口的名字：凯鹏华盈，以至于它自己都懒得用，在非正式场合大家一般还习惯叫它KP。今天 媒体上说的凯鹏华盈、克莱纳-帕金斯、KPCB或者KP都是一回事。
克莱纳和帕金斯在创办自己的投资公司时，除了个人资金，还从一 些小合伙人那里募集资金，与之前洛克等人的做法不同，因为过去风险投资的基金大部分是由非常富有的家族或者金融机构提供的。 凯鹏华盈确定了管理者（普通合伙人）和投资者（有限权利合伙人） 之间一个公平的利润分配原则。凯鹏华盈第一期风险投资基金筹到了800万美元，这个绝对数比今天绝大多数天使投资基金的规模还小，即使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也只能相当于今天中等规模的风险投资，不过在当时，它已经是最大的合伙人制风险投资基金了。
凯鹏华盈早期不仅在规模上和今天的天使投资相似，而且在投资方式上也很相似，具体来说就是广种薄收和技术价值投资。广种薄收很好理解，凯鹏华盈早期投资的项目多而杂，包括一些半导体项目，甚至还有些运动鞋公司和摩托车零件公司，其中克莱纳一个人就投了350个项目，当然大部分都死掉了，因此凯鹏华盈在开始的几年 里表现并不突出。如果照这样办下去，今天就不会有人听到它的名字了。不过，克莱纳和帕金斯很幸运，他们赶上了硅谷个人电脑行业起步的浪潮，当然他们自己也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将投资的重点 集中在他们所熟悉的计算机行业，并且只关注技术本身，这就是技术价值投资。很快，凯鹏华盈的好运气来了，1977年帕金斯投资的天腾电脑公司（Tandem Computers）上市了，为基金赚了一大笔。当然，在20世纪70年代，凯鹏华盈最成功的投资要数基因泰克了，帕金斯当年以区区10万美元（合当时4个电脑工程师一年的年薪），买下了基因泰克25%的股份，到1980年基因泰克上市时，这笔投资的回报高达上亿，当然，如果这些股份一直持有到2008年，凯鹏华盈的收益将超过200亿美元。
克莱纳和帕金斯两人一辈子的投资记录可圈可点，除了基因泰克，他们还成功地投资了一度是全球最大的PC生产商康柏（Compaq）和今天炙手可热的互联网公司亚马逊。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人制定了风险投资行业的规则。
就在克莱纳和帕金斯成立凯鹏华盈的当年，唐•瓦伦汀（Don Valentine）也在硅谷创立了他的风险投资公司。瓦伦丁的人生经历颇富传奇色彩，他和硅谷很多成功人士一样，也是从仙童叛逃出来 的，在仙童他一度做到了副总裁，后来在仙童的竞争对手国家半导体公司任职。瓦伦丁在这两家科技公司工作时，发现工程师总有不少令人惊异的好想法，又因缺少资金最后往往不了了之，于是他决 定搞一个基金来帮助他们。和凯鹏华盈不同的是，瓦伦丁不是用自 己的名字，而是以加州所特有的红杉树(Sequoia)来命名他的公司——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加州的红杉树，是地球上最大的（可能也是最长寿的）生物，这种树可以髙达100米，直径8米, 寿命长达2200年。显然，瓦伦丁希望自己的公司能够像红杉树那样，规模大而且长寿。或许真的是名字起得好，红杉资本今天果然成为 美国迄今为止最大、也是最成功的风险投资公司。
加州的红杉树，和人相比，可以看出它的直径很大
瓦伦丁的投资准则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他的经验和直觉。当然瓦伦丁也有他的原则，那就是所投产品的市场一定要大，所投的人一定 要能够担当大任。他投的第一个伟大的公司是苹果。乔布斯和沃兹尼克在朋友的介绍下找到了瓦伦丁，后者很看好这两个年轻人，不仅给他们投资，还撮合市场经理马库拉和这两个发明家组成了苹果的创始团队，并予以指导。为了给苹果保驾护航，他还投资了数家为苹果供应配件和服务的小公司。当然，他对苹果的投资和呵护最 终获得了巨大的回报。瓦伦丁投资的第二家伟大的公司是甲骨文。这家公司从产品到创始人与苹果完全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 是产品的市场巨大。事实上，做半导体销售出身的瓦伦丁并不懂数 据库，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直觉进行了这一次成功的投资。
当然，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基金要想不断进步，需要人才辈出，而不是仅仅靠一两个创始人的天分。在克莱纳和帕金森之后，凯鹏华盈出了约翰•多尔（John Doerr)，而红杉资本则有迈克尔•莫里茨 (Michael Moritz)，他们成功地投资了Google等公司，被称为新一代的风投之王。这一代接一代的传奇人物，也就缔造了相应的风投公司的传奇。接下来我们不妨来看看硅谷风投公司创造的一连串传奇。
先说说凯鹏华盈。到2014年为止，凯鹏华盈投资了一大批改变世界的大公司，除了前面提到的基因泰克、Google和苹果等公司，还包括AOL、网景和太阳等一大批优秀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排名前100的公司里，凯鹏华盈投资的公司占10%。不仅如此，凯鹏华盈的投资还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将它投资的公司营业额加在一起，今天（2014年）超过三千亿美元，相当于创造了30万个就业机会。当然，这些成功的投资也为凯鹏华盈带来了巨大的投资回报。在过去的40年里，凯鹏华盈从只有800万美元的“小天使”成长为全 球最具影响力的风险投资公司。
根据凯鹏华盈内部不完全统计，如果将它所投资的公司按照退出时 的价格计算，在过去不到50年的时间里，它总共获得了8000亿美元左右的投资收益，而投人资本只有200亿美元左右。虽然凯鹏华盈投资失败的案例远比成功的多，但是它30%左右的投资成功率远髙于整个行业2%—3%的水平。这不仅使得很多机构和富裕家庭都争先恐后地把钱交给凯鹏华盈管理，而且获得它的投资也成为创业和天使投资成功的阶段性标志。一个公司如果拿到了凯鹏华盈的投资，就会自认为成功了一半。对一个天使和早期投资人来讲，如果他们投的公司后来拿到了凯鹏华盈的投资，他们就会认为自己的投资进了保险箱，对于晚期投资人来讲，如果他们有幸在某一轮和凯鹏华盈一起投资，那么他们常常一改风险投资人谨慎决定的特点,会毫不犹豫地把钱投进去。一个投资公司能获得外界如此的信任，简直就是一种种传奇。
从资金规模和成功上市公司的绝对数量上来看，红杉资本都超过了 凯鹏华盈。如今，红杉资本每一期融资都在10~20亿美元之间，远远超过凯鹏华盈的8亿美元左右。而从上市的公司数量来看，红杉资本投资的公司占了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总数的20%以上。更可贵的是，红杉资本在每一次的技术革命浪潮中都没有落伍。从对世界的 影响力上看，红杉资本投出了苹果、Google,思科、甲骨文、雅虎、网景和YouTube等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公司。甚至有人认为，没有红杉资本就没有纳斯达克，在世界各地的风险投资基金里，鲜有其他投资公司能获得如此高的赞誉。
当然，传奇更多地是代表过去，硅谷风险投资要想续写神话，就需要能不断延续这种传奇，应该讲，硅谷做到了这一点。硅谷找到了一种让风险投资盈利常态化，并不断孕育出伟大公司的方法。
凯鹏华盈和红杉资本，以及目前融资规模最大的NEA,其投资成功率都很高，在早期这靠的是普通合伙人的眼光，而在今天则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一种制度和生态环境。2000年后，硅谷的风险投资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那就是批量生产小型创业公司，并把它们提供给大型风险投资公司做后期投资。硅谷创业的教父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的Y孵化器（Y Combinator），是批量生产这些小公司的代表。Y孵化器将天使投资和创业辅导结合在一起，使得投资的回报明显髙于过去那些以提供资金为主的甩手掌柜们。从2005年至今，它先后投资了500家小公司，总投资大约30亿美元，而到2014年这些小公司的价值在140亿一300亿美元之间。Y孵化器的模式也成为今天全世界各地天使投资基金和科 技园学习的样板。
至于那些大的风险投资，它们也制定了很多不成文的规定，这些规定和很多传统的投资理念截然不同，比如红杉资本总是投那些创始团队至少包括一名第一代移民的公司，凯鹏华盈总是投那些能够改变世界却未必会很快盈利的企业。至于为什么它们订下这样奇怪的原则，我们后面会仔细分析。不过，正是要求一代代的投资人恪守 这些与利益不直接挂钩的风格，才使得硅谷的风险投资特别成功。
当硅谷的风险投资从个人带有随意性的投资行为变成为规范化的产业时，风险投资的成功便不再是中彩那样的个例，而是成为有规律可循的常态，硅谷风投的传奇也才得以不断地续写。
硅谷风险投资的另一个特点是，很多外来的资本不论过去在本土投资是否有效，到了硅谷后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来自美国东部的资本成立的NEA（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新企业联盟）、来自日本的软银和来自俄罗斯资本成立的DST（Digital Skyline Technologies,今天也叫做DST全球）等明星风 投公司。和洛克一样，NEA的投资人来自于美国东部，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来到硅谷，最初只融到了 1600万美元的资金，而今天它成为硅谷地区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2015年融资的第15期基金获得了31亿美元的投资，创造了美国一期风险投资基金的记录。虽然NEA投资的公司尚未出太多像Google或苹果这样的超级明星, 但是在NEA过去投资的650家公司中，有200家上市，投资成功率之高实属罕见。
日本的软银因为成功地投资了阿里巴巴，中国IT行业和投资领域的人士对它并不陌生，我们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而软银在硅谷地区一炮打红很大程度上是靠成功投资了雅虎，后来又为雅虎牵线搭桥，让后者成为阿里巴巴当时最大的股东。
相比软银，俄罗斯的DST在中国的名气要小很多，但是在最近的10年里，它不仅在硅谷名声鹊起，而且投出的著名公司数量超过硅谷所有的老牌风险投资公司，主要是它成功地投资了Facebook、Zynga、Twitter、Groupon和中国的小米、京东和阿里巴巴等新一代的明星公司。
世界上挣钱比硅谷多的地区有的是，投资成功的个人和基金也很多，但是能像硅谷那样，不断地投资到最新的领域，不断地续写投资神话，不断地包容外来资本的地区却极为罕见。因此，硅谷的风险投资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硅谷的产业变迁
硅谷的产业变迁从最初的半导体工业到后来的计算机、互联网到生物制药。硅谷的特色首先是充分利用IT技术，第二是做到在自己的行业里领先于世界。
美国的很多地区如波士顿地区拥有很好的大学、风险投资等资源，也具备很多将科研转化为生产力的优良传统，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信息革命之后，波士顿地区就逐渐落伍了。这些不足之处也许正是硅谷成功的奥秘所在。人们提出了多种假设：
硅谷成功的气候说
硅谷属于地中海气候，全年只有冬夏两季，气候宜人，令人舒适。甚至有专门的分析指出风险投资成功回报率，硅谷远比阴冷多雨的西雅图高得多。但是作者反证了欧洲的地中海，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的经济却远不如气候条件寒冷的德国和北欧国家。
斯坦福之说
硅谷成功的企业多是互联网企业，他们是在硅谷的第二阶段才发展出来的。斯坦福不可否认存在贡献但是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大。在硅谷诞生的早期大部分人才来自于其他地区的大学。硅谷和斯坦福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与其说是斯坦福造就了硅谷不如说是硅谷造就了斯坦福。另外，如果说好大学的附近能够产生科技园，那么波士顿地区就成为这一论点的反例。
风险投资说
从风险投资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来看，美国东部的风险投资比硅谷的发展更早，而且规模更大。其他地区的资金在硅谷所获的的回报率远高于在本土所获的的回报率（如软银和DST）。风险投资的作用在于以少量的钱撬动很大的杠杆，但是现在中国很多投资人“乱撒胡椒面”的做法则不是高效的投资方法。
政府扶持说
首先地方政府不负责税收，减免税收一说就不合常理。其次，美国政府崇尚自由经济，历史上由政府扶持的项目都发展缓慢，硅谷事实上并没有从政府领到过钱。最后，美国政府在科技领域的投入导致产生的诸多科研成果确实对硅谷有帮助，但是这些新技术成果是向全社会开放的，并没有特别地眷顾硅谷。
知识产权保护说
硅谷在专利的数量上在全美并不突出。专利是把双刃剑，而硅谷的公司并不热衷于申请它们，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前十名中硅谷的公司占了6席，但是专利的申请数量上，却排不上前10。说明在整个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非硅谷的特质，也不是让硅谷长盛不衰的决定性因素。
硅谷的发展
硅谷在3.0 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繁荣，以至于在2008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它可以独善其身，这似乎已经跳出了世界各地区都难以避免的“从兴起，到繁荣，再到衰落” 的周期律。在硅谷3.0 时代，创业不再是一件难事，创业者们只要做好两件事即可：第一，想出真正有创新的点子，并拥有过硬的技术；第二，以最快的速度去实现它。
硅谷1.0 — 信息革命的前夜
从半导体工业开始，先后出现了肖克利公司和仙童公司，又因为巨大的市场机会以及菲尔柴尔德家族安排给仙童的职业经理人没有远见只关心财务报表，八叛徒又先后离开了仙童，派生出了许多半导体公司。而后诺伊斯、摩尔和格鲁夫共同创办了Intel，又通过快速响应市场而发明了通用的处理器。
硅谷2.0 — 信息时代
BM在1969年开放了软件市场，同时随着摩尔定律使得计算机进入家庭成为可能。越来越多的硅谷企业开始做起了软件的生意。
甲骨文出现以前，整个计算机的市场都是企业级市场——当时的个人计算机市场几乎为零。而所有的计算机公司商业模式都是合同制——比如，IBM卖一台大型机系统给花旗银行，它不是简单地把硬件（大型机主机，终端，打印机等）和软件（数据库）卖出去就算完事了，而是必须连同服务一起销售，IBM会把技术人员（通常是合同工）派到花旗银行全时为银行服务。当然，IBM每年的服务费要占到软硬件售价的10% 甚至更多。
甲骨文的商业模式很简单，它只卖软件，而不是靠收服务费生存。企业用户一旦买了它的软件，就不需要额外付给甲骨文服务费了，除非用户不会使用需要向它咨询而付给它一些咨询费。这么简单的商业模式，显然可以给用户带来很大的好处，但是IBM不喜欢，因为这样一来它就很难一劳永逸地收服务费了。但是最终甲骨文走通了这条路，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数据库软件公司，而且为硅谷后来的软件公司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发展模式。
软件业能在美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绝大多数人愿意花钱买软件。全世界10个最大的软件公司，除了德国的SAP和瑞典的爱立信，剩下8家都在美国，分别是：微软、甲骨文、IBM、赛门铁克、惠普、EMC、Adobe、联合电脑CA。全球100大软件公司，有8成是美国公司，这些美国公司一半来自硅谷。
瓦伦丁说，他在仙童和国家半导体公司任职时，仔细观察工程师们所做的事情，发现工程师们总是有着无穷的创造力，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人限制这些工程师，你就不用担心创新的问题，因为他们总是会去尝试新的东西。但是，对大多数工程师而言，要将创造力转换成商业上的成功，缺少两样东西：一是资金，二是放弃目前高收入高福利工作的动力。也正因此而产生了硅谷的风险投资，且比别的地区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硅谷3.0 — 后互联网时代
硅谷2.0以一次成功的转型(半导体到软件)开始，然后以一次巨大的互联网科技泡沫崩溃而结束。硅谷是2001年经济危机的中心和重灾区，大部分互联网公司都倒闭了。从2003年开始，雅虎等优质的互联网公司率先走出亏损，恢复盈利，硅谷进入3.0时代。硅谷3.0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里的公司拉大了和美国以及世界同行的距离。
小、快、灵是硅谷3.0时代的公司特征，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快速适应不断发展的新技术和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在硅谷3.0时代，创业不再是一件难事，创业者们只要做好两件事：第一，想出真正有创新（而不是抄袭）的点子，并拥有过硬的技术；第二、以最快的速度去实现它。
看本书的最后两章可能比较难懂，吴军博士站在了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科学基础的角度来看待硅谷的发展，可以说是本书最值得人思考的地方。在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由于发展历史很长，因此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很多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痕迹，包括适应工业时代的现代企业制度、管理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方法论。相比之下，硅谷还太年轻，刚开始有像样的工业时，已经跳过了传统的工业时代，它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一种全新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首先来讲工业时代的科学基础，牛顿的力学定律开创了工业革命的基础，引领了机械时代的到来，同时他用一种全新的方法论，开创了科学的时代、理性的时代。让当时的人们认识到自然和宇宙是可以被认知的，可以用数学公式解释诸多现象，从而让人类有了真正认识自然的自信。同时泰勒的管理理论提出了优化流程和标准化管理，通俗来讲也就是流水线作业。流水线生产将复杂的产品可以分解为简单的部分，这样的过程就导致结果是可以准确预测的。泰勒的理论反映在公司组织上就是自上而下根据产品分解的不同而产生严格树状结构，熟悉现代互联网公司的人都知道这一结构显然已经不适用快速变化、产品周期很短的IT行业。工业时代需要大量的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此时的企业完全是自上而下的生产方式，底层员工更多的是承担执行的角色，没有太多可以发挥的地方。而劳资双方的利益也让企业在微利和破产保护之间来回震荡，逐渐失去创造力。
信息时代的科学基础是建立在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的基础上，用着三论来看待硅谷，很多疑问就可以迎刃而解。简单来讲，控制论就是随着当前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而不是尽可能确定的预测。信息论包含两层含义，分别对应香农的两条定律，第一条就是有N种可能性的信息源，对它发出的信号进行编码，编码的长度一定大于该信源的信息熵，而且一定存在一种编码方式，使得编码的平均长度无限接近于它的信息熵。第二条就是信息的传播速率不可能超过信道的容量。系统论就是为了产品性能达到最优，就得保证每一部分都是最优。我们回过头再来看上面讲到硅谷成功的奥秘，风险投资的实质也是变预测为反应，而且风险投资的决策过程也完全遵循信息论和控制论的指导思想。风险投资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会尽量多投资，然后再根据企业的发展情况对发展好的加大投资力度。硅谷不看重拥有，跟看重入口效应和网络效应，即宽带决定信息的流通量，从而决定生意的大小。不确定性在身边无处不在，不是利用公式就能预测嗯，消除未来不确定性的方法的唯一途径就是引入信息，这既是信息论的灵魂，也是今天所提倡的大数据思维的理论基础。而互联网思维的科学基础其实就是香农第二定律，任何时候信息传播的速率都不能超过通信信道的能力，即带宽。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信息既包括新闻媒体信息，也包括影视文化信息，还包括商品广告信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在拓宽带宽的过程，随着带宽不断增加，各种产品和服务可以做到越来越个性化，同时极大地提升了网络效应。
工业时代的科学基础
思维的形成需要时间，摆脱对一种思维的依赖同样需要时间。虽然现在已经是信息时代，很多人也言必称信息时代，但是其思维和行为方式依然难以摆脱工业时代形成的拥有生产资料的那种优越感。比如很多地方政府在创办科技园时以提供免费场地作为吸引人才的诱饵，骨子里便还是认定场地这种生产资料在经营活动中会起决定性作用，而真正伟大的公司却不是这样扶植出来的。
牛顿和机械思维
20世纪的科学都是在以牛顿机械思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人们通过不断地把复杂问题分解成若干个简单的问题，并逐一解决，最终解决原来复杂的问题。人类利用这些特点不断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复杂的产品。
泰勒管理理论
泰勒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所著《科学管理原理》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科学管理的理论：
1、效率优先：优化流程和标准化管理。
2、同构的树状组织架构：这种设计方式完全是为了适应自上而下将产品分解为大小任务的做法。这种源于汽车工业的泰勒管理模式下的组织架构将无法适应用户需求经常发生快速变化、产品生命周期很短的IT行业。
3、人性化管理：这种管理模式也被称为“积极性加刺激性”式的管理。但劳资双方始终是在进行零和游戏，当经济萧条的时候这种矛盾就越发明显。
4、可预测性：这种特性就是在发现了普遍规律后只要将其运用到具体场景便一定能够预知结果。丰田公司、前苏联政府在这方面都做到了极致。但这种源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理论到了信息社会，它在企业管理和协调劳资关系上的局限性就越来越突出了。
现代工业企业管理制度剖析
从六个维度分析了现代工业企业管理制度：
1、资本的作用：资金被视为工业时代的基础，没有资金就无法进行生产活动。因此也有很多创业园区依然习惯于拿资金作为吸引人才的手段。
2、生产资料：包括原材料、生产工具和场地。还有为了生产过剩而需要维持的市场资源，而这些被统称为平台。在互联网2.0出现之前很多媒体人还必须有一份正经的职业，因为他们需要利用这些生产工具，更重要的是这些正经的报社和媒体有自己的受众。
3、人和企业的关系：在工业时代，企业通常是主体，通常会反映出企业对员工的所有权。
4、企业中人和人的关系：在工业时代，上下级之间是一种明确的管理关系，在庞大的公司体系下，最会升迁的人往往是最会做人的人，而不是最会做事的人。
5、分配制度：劳资双方事实上在进行零和博弈，资方很快发现可以通过降低员工工资或者裁员来节约成本，而不是通过改良技术等方式获得更大的利润。而劳方在发现这些秘密之后，很快团结起来借助工会等组织对资方形成压力，劳工的薪酬和福利几乎吃掉了企业全部的利润。劳方还不允许新的竞争者进入这个行业，对进入这个行业的竞争者绝不容许他们游离在工会组织之外。这种劳资的拉锯使得很多行业在微利和破产保护之间来回震荡。
6、专利制度：专利是大工业时代的特征。专利制度最初是为了保护发明事物的一个过程和结果。但是在信息时代做一件事情的过程不止一种，要通过专利获利就要把所有过程都堵死，这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而且大部分的专利都是站在前人的专利上演化出来的，那么就涉及到专利纠纷，通常最后都以专利共享协定而收场。在信息时代，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专利的归属权到底是个人还是所属公司？在工业时代这种矛盾并不明显，因为人本身就是所属公司的一个“零件”，职务发明的受益者自然是公司。但是到了信息时代，人和公司的关系就不再是这种机械关系了，这种关系的转变也使得现行的专利制度在信息时代不再适用。
信息时代的科学基础
对于信息时代企业和商业出现的各种现象，很容易用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解释清楚。硅谷有幸诞生在三论被提出之后， 因此它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论来指导其发展，这是硅谷成功的根本原因。硅谷成功的奥秘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在于，我们需要使用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来考虑信息时代乃至后信息时代的信息产业和商业。机械的思维虽不能说已经完全过时，但是仅仅依靠它远远不能适应今天快速变化的社会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各种不确定性，利用数据和信息消除它们，而不是采用过去那种来自顶层的设计方式去解决问题。我们更多地需要采用一种自底向上，依靠反应而不是预测的工作方式。在公司内部的合作和外部商业的拓展上，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不断拓宽的信道，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当然，在这一切之上，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必不可少的。
1948年诺伯特维纳出版的《控制论——关于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同年，克劳德香农出版了《通信的数学原理》、同期贝塔朗菲提出的系统论，后人将这三种思想一道称为“三论”。硅谷的各种现象，用牛顿力学和泰勒的现代科学管理思想是完全解释不通的，甚至是相违背的，但是若用三论的观点去分析就一目了然了。三论是破解硅谷之谜的钥匙，要理解硅谷做事的方法论，就需要先了解三论，尤其是信息论。
第一节 三论与管理
三论对世界的看法与机械思维并不对立，但是用来解释信息时代的很多复杂现象要比机械思维更有效。（先阅读最后的附录）
机械思维强调因果关系，控制论强调不断调整。在一个复杂系统中，通常会有很多无法事先考虑到的因素，比如“导弹发射”需要事先考虑各种风速、天气等，但是最后成功率并不高。而软件开发中的瀑布模型和敏捷开发也是两种思维的深刻体现。
香农用了热力学中熵的概念来描述不确定性，在一个系统中，不确定性越多熵就越大，而要想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就要引入信息。
霍夫曼算法对香农第一定律作出了重要的补充，它的内容是：只要把最短的编码分配给最常见的文字即可。在硅谷有一个明确的做事原则，那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采用便宜的资源，尽可能节省贵的资源。在Google或Facebook这样的公司，尽可能将越来也多的事情交给机器去做，而不是雇佣很多人。（机器便宜，人贵）
香农第二定律则强调只有不断提升带宽才能容纳更快的传输速率。在商业行为中，人脉就是人与人交往的带宽，也会影响信息的收发量。
机械思维通常认为把每一部分都做到最优，那么整体必然达到最佳状态。但是系统论则不这么认为。那些强调手机配置的厂商通常是采用机械思维在指导开发，而iPhone则强调整体性能在技术和艺术上的结合，使之达到更高的境界。
从预测到反应，从局部到整体，从控制到通信
机械思维强调自上而下的“预测＋层层落实”，而硅谷在三论的影响下，更倾向于不断在项目的进展中作出及时的反应，不断进行调整来取得成功。风险投资的实质也是变预测为反应。在信息论里有个最大熵原则，具有两层含义：首先，在没有信息的情况下，不能对未来做任何主观的假设；其次，在获得了一些知识或者信息的情况下，作出的判断首先要符合这种知识。这样做才能做到风险最小，回报最大。
硅谷的公司对不动产和加工业都没有兴趣，他们更在乎网络效应和入口效应。谁拥有了大家相互沟通的“带宽”谁就拥有了生意。
在谈到大公司为何转型困难的时候，其原因通常是因为大公司是在竞争中最终生存下来的，它的结构和组织模式通常和最初的目标和方向一致，转型是改变基因的问题，非常困难。而硅谷的公司，叛逆和对叛逆的宽容使得他们在还没有达到垄断的时候，就自己消亡了。换来的是资源的重新整合并向着另一个山头迈进。系统论的另一个重要原理就是：封闭的系统永远朝着熵增加的方向发展，一定会越来越糟糕，而一个开放的系统会引入负熵，才有可能让系统通过与外界的交换变得更加有序，也就是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硅谷就是不断地从世界各地引入新的人才来完成这样的更替。
硅谷的企业看中的是网络效应和入口效应。我们可以把硅谷的公司分为两类，一类是像苹果、思科和英特尔那样销售产品的企业。他们最看重的是整个生态链中最有价值的一个关键点。第二类公司是Google、Facebook这样的互联网公司，以及像Uber、airbnb这种以服务为主的公司，他们不生产任何东西，但是拥有互联网平台并且把我住了用户的入口。
信息时代的企业制度剖析
硅谷对失败的宽容比别的地区更多，在机械思维的指导下，会认为一个人如果失败了一次，那么他身上一定有什么缺陷，再试验多少次也毫无意义。但是在硅谷，首先在宏观上认为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会把失败计入成本预算。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靠反应而不是预测做事情。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iPhone定价为什么高于其他的手机，因为试错的成本最终都会记入这个成功的产品。
期权是员工和公司之间分配未来业绩的增量，而不是财富存量，劳资之间、上下级之间的那种相互对立的矛盾关系就变成了相互合作的契约关系。员工如果想要从期权上获得收益，就得先让公司超过市场的预期，股价上涨之后期权才有价值，否则只是一张废纸。
公司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决定了这个组织结构中沟通的带宽。传统层级结构存在传递信息链条长，不同层级之间员工的地位差异大。扁平式管理则是提高了公司沟通的带宽，同时解决了分权的问题。
在硅谷，人的创造力大于资本和生产资料的重要性，同时工程师本身被当作基层管理者。
在硅谷，不迷信权威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在信息时代，权威被颠覆的速度在急速提高，掌握新技术，不受固有思维影响，是硅谷重要的特征。
在硅谷，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需要追求卓越拒绝平庸，否则会被淘汰。硅谷就是不断将资源从表现不好的公司里拿走，再重新分配给那些最有发展潜力的新公司。
大数据思维和互联网思维的本质
Big Data 更多地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打破了我们过去做事情时一定要根据因果关系，先知道原因，后知道结果的惯例，而是直接通过大数据分析找到结果，反过来寻找原因
大数据的基础就是信息论，是通过不断地增加信息的输入消除不确定性。如果用机械思维来处理机器人问题，则是很难实现的，而包括Google汽车在内的项目则使用了大数据的思路来解决，而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过去的50年整个信息时代都是用摩尔定律作动力，而未来二十年则是大数据时代，谁拥有了数据谁就是王者。
互联网思维的本质也是信息论，随着互联网带宽的增加，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越发明显，网络效应导致越来越强调链接的力量。
维纳和控制论
首先，维纳突破了牛顿的绝对时间观。时间不再是绝对恒定的物理量。比如昨天的1小时和今天的1小时其实是不一样的。映射到企业管理上，就是工厂主要求员工在某一天加班1小时，未必能够生产出通常1小时所能够产生的产品。
其次，任何系统在外界环境刺激下必然做出反应，然后影响系统本身。举例说明，当你认为一只股票便宜而买入的时候，则同时导致了股价地抬高。为了维持一个系统的稳定，或者为了对它进行优化，可以将它对刺激的反应反馈回系统中。比如高楼顶部的阻尼球在高楼发生随风飘摇的时候，向反方向位移的行为。在管理上，一个组织为了保证计划的实现就要不断地对计划进行监控和调整，以防止偏差继续扩大。
香农和信息论
香农第一定律又称香农信源编码定律，其意义在于可以将信号源内的符号（信息）变成任何通信的编码，而当这种编码尽量地服从等概率分布时，每个编码所携带的信息量达到最大，进而能提高整个通信系统的效率。
香农第二定律定量地描述了一个信道中的极限信息传输率和该信道能力（带宽）的关系。当两个电台频率太接近时，其带宽就非常窄了，信道的容量非常低了，当它低过传输率时，就会出现信息的传输错误，其表现就是有干扰而听不清楚内容，此时将频率调得再准也没用。在香农提出他的第二定律之后，通信行业就有了理论基础。
香农第一定律，也称香农信息源编码定律，比如要对汉字进行编码，有些字用的多，有些字用得少，常用字的编码就可以做得短些，生僻字的编码做得长些，但是不论怎么做，编码的平均长度一定会超过汉字的不确定性，即他们的信息熵，这是香农第一定律的第一层意思。同时，香农第一定律还有第二层意思，也就是说，一定存在一种（最优的）编码方法，使得每个汉字的平均编码长度可以非常接近他的不确定性（信息熵）。至于怎么才能做到，Huffman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只要把最短的编码分配给最常见的汉字即可。由于这种编码方法具有通用性，故又称为霍夫曼编码，它被认为是对香农第一定律的一个补充。
一些聪明人在做事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到霍夫曼编码的思维方式。在硅谷有一个明确的做事原则，那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采用便宜的资源，尽可能节省宝贵的资源，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呗称为吉尔德定律。在信息时代，在摩尔定律的作用下，计算机是便宜的资源，而且越来越便宜，人力则会越来越高，因此想Google或Facebook这样的公司，都尽可能将越来越多的事情交给机器去做，而不是雇佣很多人。这种做法，有意无意地域信息论的原理相符合。
至于香农第二定律，通俗地将就是信息的传播速率不可能超过信道的容量。回到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来看，互联网不断发展的过程，很多程度上就是不断拓宽带宽的过程。我们上网，从使用电话调制解调器，到DSL，再到宽带电缆，最后到光纤，都是围绕着不断增加信道容量而进行的。只有信道容量增加了，传输率才能上去，我们才能从浏览文字到查看图片，直至能够到观看视频，整个互联网才得以高速发展。在香农提出他的第二定律之后，人类就开始有意识地不断扩展带宽。
香农第二定律不仅描述了通信领域最基本的规律，而且描述的是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它能解释很多商业行为。比如我们常说生意要靠人脉，其实这个人脉就是人与人交往的带宽。如果人脉不够，发出的信息和获得的信息都有限，生意一定做不大。现代通信手段的本质，就是以相对低廉的成本让人们获得人脉，而媒体行也不断进步，本质上是不断地在为企业拓宽对外连接的带宽，使得它们做生意越来越方便。
风险投资的第二个原装，与香农第一定律和霍夫曼编码原则相一致，也即要把最多的打字员投给最有可能成功的项目，当然这个“最有可能”通常不是预测出来的，而是根据实际运营的结果看出来的。比如风险投资人先对100个项目进行投资，删掉不靠谱的，然后选择20个各方面都比较好的项目进行投资。在投资之前他们并不在意这20个项目哪一个比另一个好。过了一点时间，投资人会重新评估这些项目，根据创始团队的表现和项目的进展，对发展超出预期的项目增加投资，对表现一半的项目就顺其自然，对于表现差的项目甚至会设法退出一部分投资。这样，到了第二轮投资人可能又对其中的六到七个项目追加了投资。类似地，投资人会根据项目的表现不断做出及时反应。最终，他们会在成功的项目中占尽可能多的股份，在失败的项目中则将损失控制到最小。
系统论
1948年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出版的《生命问题》一书标志着系统论的问世。
首先，有生命的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需要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或者信息的交换。非生命的系统需要和外界隔绝，才能保持其独立性。
其次，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一个封闭系统总是朝着熵增加的方向变化的，即从有序变为无序。用香农的理论来描述，也即一个封闭的系统的变化一定是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如果我们把一个公司或者一个组织看成是一个系统，如果它是一个封闭系统，一定是越变越糟糕。相反，对于一个开放的系统，因为可以和周围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有可能引入所谓的“负熵”，这样就会让这个系统变得更有序。
最后，对于一个有生命的系统，其功能并不等于每一个局部功能的总和，或者说将每一个局部研究清楚了，不等于整个系统研究清楚了。
硅谷从来没有出现过保护现有产业的举措，而是通过市场的力量，不断淘汰旧的行业，把有限的资源让给那些竞争力更强、利润率更高的企业。硅谷也在淘汰过时的人员，从全世界吸收新鲜血液。因此在硅谷地区形成了只有卓越才能生存的文化。
工业时代的科学基础：牛顿力学，强调面对未来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经典的泰勒科学管理方法其实就是牛顿力学的方法论在工业时代管理上的应用。
信息时代的科学基础：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成为社会发展和商业活动的主流特征。过去的管理方法不适合新时代的要求。信息时代的科学基础是三论：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