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人生半在别离中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乘一叶孤舟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苏轼的诗词中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1
熙宁年间的老友记
减字木兰花·已卯儋耳春词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这是苏轼于立春日在海南写下的一首词。写得欢欢喜喜。桃花在海风中红极，杨花漫卷如雪，迎春的仪式开始了，农人们正在播种希望。自己也喝得晕忽忽的，春风总算吹散了醉意，想起来，哇，这里，真的一点不像人们说的“天涯”啊！
现在的海南是旅游胜地，房价与物价齐齐高飞，人们仍乐此不疲地奔过去，在沙滩上挤成鱼干状，只为享受一点碧海蓝天。
一千年前的海南，是个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惧的地方，宁愿坐牢、砍头都不要去。路途遥远，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缺医少药，野蛮土人，无数毒虫怪兽……谁会想到，它也有美丽的春天？
因缘际会，苏轼来了，看到了，并写下了海南的风，海南春天里的花朵——他也不是自己情愿来的，只是，倒了霉，不得已。
遵宋太祖遗训，本朝不得杀士大夫，对于犯了龙颜和政治角斗中失败了的臣子们，朝廷最常用的惩罚方法是：贬谪。让你远离中原的繁华富庶，到穷乡僻壤反省，罪行越大，去的地方越远越荒僻。一般的，到湖北、湖南。“湖广熟，天下足”，那是到明朝的事儿，北宋时的两湖地区，在人们心中，就是个乡下。脚步再往南，到了岭南，就是蛮夷之地了，养尊处优的官员们，听说被贬到这里，铁石心肠，也不得不跟家人痛哭诀别——再不哭就来不及了。最后就是海南，真真实实的天涯海角，大宋朝悬在海外最蛮荒的领土，能被撵到那里去的人，说实话挺罕见的，得硬生生拔了多少根龙须，揭了多少片龙鳞，得罪了多少权贵，才能获此“殊荣”啊！
海南人民淳朴，并不因为家乡被中央当成罪臣们的天然兽笼而沮丧，也不知道“势利眼”这个词怎么写，他们以朴素的是非观，热情地接纳了远道而来的“大人”们，关于大人们的平生事迹，远在天涯，他们也略知一二了。
海南岛上建有五公祠，纪念唐宋以来被贬的五位大臣：李德裕、李纲、李光、赵鼎、胡铨。李德裕是晚唐“党争”领袖，后四位则是南宋时期因为主张抗金而被踢过来的。五公祠外，另有单独一祠，供的就是我们的东坡先生。
东坡在海南留下了比其他“大人”更多的故事与传说。比起其他“大人”，他的个性更有趣，作风更平民化，文化与生活上跟本地人的互动也更多……一言以蔽之，他跟他处的这个地方很“亲”，他是这样坦荡荡，竟然把流放地也能当成家乡一样去接受，所以，这个本该充满生命中的失落、恶意与危机的地方，也温情地接受了他，庇护了他。
东坡在海南待了三年。而初渡海峡，到达谪居地儋州城时，他已经六十二岁，随身行李唯书二册，随从一个也无，长年同患难的爱姬王朝云业已病死在惠州，只有最小的儿子苏过，跟在白发如霜的老爹后面，忧心忡忡。
苏东坡是个大肚皮的胖子，那时没有啤酒，所以大家都说东坡先生这一肚皮装的都是学问，只有他自己和王朝云知道，里面装的都是“不合时宜”。不合时宜的东坡先生，在党争激烈的年代里，无论新党旧党上台，都显得那么碍眼，贬谪这回事，对他来说，早已经算是家常便饭，不过呢，都没这次来得凶猛，这一次，政敌是抱着置他于死地的决心，一赶再赶，赶尽杀绝。而且，不再有太皇太后那样的高层人物护着他，不再有友朋暗里守望相助……最重要的，是他已经老了，真的老了，发苍苍而齿摇摇，到了不堪奔波的年龄。
这一回，大家都说，苏东坡死定了，一把老骨头，要丢在瘴雨蛮烟，海角天涯的腥风里了。
东坡先生一生，除了爱开开玩笑占点嘴头便宜，为人多么旷达随和，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他能有什么死敌呢？谁会忍心当真为难他？
有，这个人竟然还是他青年时代的好友，意气风发，游历山河，喝花酒争姑娘的同伴，那是一个性格与苏轼完全不同的人，他的名字叫章惇。
关于章惇，宋代笔记里有两则故事，都是在他年轻时和苏轼同游中发生的。一次，两人在陕西，听说仙游潭风光好，便相约户外运动去。那时候还没有旅游开发，山水处于原始状态。于是，碰到难题了。
“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风景虽好，危险系数高。章惇便唆使苏轼从桥上走过去，到对面的山壁上题字留念。苏轼望望然，不敢。章惇抬脚就走过去了，并拿绳子绑在树上，从容攀爬上下，在山壁上留下一行大字：“章惇、苏轼到此一游。”
苏轼不禁抚着章惇的背叹道：“你以后一定能杀人。”章惇问为啥，答曰：“能拼自己命的人也就能杀人。”章惇哈哈大笑。
苏轼不愧冰雪心肝，有知人之明，这一刻，他对朋友半开玩笑的感叹里，有惊讶，更多的还是赞赏。苏轼交朋友，和他对待世事的态度一样，擅长发现闪光点，并由衷地赞美之。他是真心诚意地喜欢章惇身上的狂放、勇猛、刚毅，甚至，还带着一点点好友间的心照不宣和包庇。这时候，他是相信，自己的朋友，即使以后真的会“杀人”，那也一定有他必杀不可的正当理由。
还有一次，在山间小庙里喝酒。忽然听人说“有老虎有老虎”，借着酒意，俩愣头青就骑马过去围观，离老虎差不多百十米的时候，马不干了——当我傻呢，陪混小子玩命？说什么也不肯走了。苏轼一看，算啦，这事是挺危险的！掉转马头就往回跑。章惇却自岿然不动，从怀里摸了面破锣出来，往石头上一撞，动静之大，真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老虎受这一惊，不明所以，居然跳起来飞奔而逃了。
可见，苏轼是个属于绝大多数的正常人，知风险懂进退，不拿性命开玩笑。而章惇呢，则很有点豪侠气、枭雄气，做事有狠劲，亦有独出心裁的巧劲。这样的人，当他决定做一件事的时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拦他。
章惇不是不够朋友。犹记元丰二年，“乌台诗案”，苏轼被“变法派”的一些人罗织罪名下狱，其势危在旦夕，落井下石的大有人在。而身为“变法派”中坚力量的章惇，却挺身为苏轼辩护，并对宰相王珪当面直斥，极显当年攀岩吓虎的勇气——这其中，自然可能有内部派系争斗的因素在，但不可否认，对苏轼，章惇曾是不顾理念分歧而回护的。事后，苏轼被贬到湖北黄州，亲友中没多少人敢去搭理他，也只有他的弟弟苏辙和章惇两人隔三岔五地写信去劝慰。
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可以肯定，是跟那场“熙宁变法”有关。而关键的转折点，应该从元祐年间说起：变法派的靠山宋神宗与精神领袖王安石都已病逝，守旧派高太后与司马光执政，对变法一众进行大清洗，统统赶出朝廷，甚至贬谪至岭南。而这种惩罚，已经近百年没有大臣遭遇过了。守旧派中也有人反对，说处置太过严厉，恐怕将来会遭报应，然而还是被雷厉风行地执行了。
在司马光等人看来，这不过是除恶务尽，“君子”对“小人”的一次清剿。然而，政见之别，真能作为划分忠奸的标准吗？王安石以下，变法团体中，有趋炎附势之徒，有投机分子，可是，也有真为理想而鼓动的人啊！
没有人敢说什么，独有不合时宜的苏轼，在自己好容易春风得意的一刻里，站出来不知好歹地说：你们这样做太过分了，简直就是打击报复。结果，连他也被赶出京城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当高太后去世后，哲宗皇帝继位，重新起用变法人士。他不知道，在多年的失望与怨恨中，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变了模样，冷酷了心肠，磨利了爪牙，誓要报仇雪恨。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围绕变法的斗争，早已经脱离江山社稷的共识，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这是北宋知识分子的一场集体悲剧，时代的精英们，将才华与生命耗费在无休止的内讧上。讲究修身、齐家、治国的士大夫们，不知不觉，将家国责任全忘却。
章惇，当重新回到权力中心，成了为达目标六亲不认的人，曾经被苏轼赞赏的自信与刚毅，变成了自负与刻毒，而年少时的狂放，在岁月里，竟然化作了无时无地的、对这个世界的嘲笑与不信任。
《宋史》中说章惇“豪俊，博学善文”，文学方面，我们并不曾看到他留下多少印迹，这个人毕生心血与精力，都用在“变法”上了，准确地说，用在政治斗争上了。而政治，你当真玩得过它？都当自己是风，其实都不过是风中的草。
在新党、在章惇的眼里，苏轼也算是守旧派中的一员，司马光早就死了，这股恶气发泄不完，就拿名头最大的家伙下手吧！
不需要列出那些罪名，总之苏轼以近花甲之年，被一脚踢到了广东惠州。他在惠州呆了三年，山水看遍了，热带水果吃够了，还作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诗流传到京城，章惇一看，好嘛，苏子瞻你还能这么快活！临门一脚，把子瞻老弟踢到了远得无从再远的海南。
说起来，苏轼也真是的，您是在被流放、被处罚状态中哎，好歹要拿出点职业精神来，做出些苦楚不堪状，让上面看着高兴一下，不然不是让人家很没面子吗？
何况，客观上日子还是很苦的。住不好，吃不饱，自己采野菜充饥，心爱的女人又死了，早该抱头痛哭了，为什么苏轼就不肯哭给大家看？不仅不哭，还得意扬扬？
章惇的怒火，就在这样的琢磨中熊熊燃烧起来。但我觉得，内心里，对于老友这种随遇而安、自得其乐，他其实是嫉妒的，因为他做不到，也想不通，为什么有人能做到。
这么多年了，苏轼没变，还是那个胆子不算大，嘴巴不老实，接物太随和，处世没心机的好人，很宽容，很有趣，一个无论如何，你都会觉得他很可爱的人。
他曾认为这不算什么优点，他仰慕的是导师王安石那样的人，高瞻远瞩，杀伐决断，敢为天下先，建万世之功业。苏轼高才，名头响亮，也不过是个保守文人，哪有什么魄力，实不足与自己为死敌。然而，他还是慢慢地对苏轼痛恨起来了。
章惇惊异地发现，苏轼的内心比自己快乐很多。这个万变的无情的世界，谁能不被它耍得团团转，想坚持点什么，就要咬牙切齿和它死磕，多累多痛，还是不知不觉被改变了模样，变得自己都厌恶起这一个“我”来。
苏轼偏偏就可以不变，忠诚于自己的心，始终护卫着作为一个儒者、一个士大夫的原则，外界多纷扰，内心就有多丰饶，也常常迷惑、惊惧、不知所措，可这些都让他变得更从容更旷达，更可爱更有趣了。
而章惇自己呢，明明胸怀大志，抱着献身于一桩伟大事业的决心，却怎么就走到了今天，被愤怒与无力感缠绕着，每一天，睁开眼就要与天斗、与人斗，一边应付明枪暗箭，一边在人身后下黑手……那些人，无论对手还是同伴，都一样的顽固、愚昧、狡诈，让他一刻不能放心，一刻无法安宁……
他倒要看看，到底怎么样，才能让苏轼真正地垮下来，让苏轼的心中和他一样充满戾气与怨恨？
可惜，苏轼收到了他送来的一切折磨，唯独没收到他的恨意，依然一厢情愿地相信：子瞻与子厚是好朋友，只是因为政见不同，不得不如此。
我想我若是章惇，也只能对着这颗恶意怎么也无法侵蚀的赤子之心，悲愤地抓狂吧?
哲宗驾崩，徽宗上场，就是那个喜欢画画，球也踢得好的赵佶。章惇曾评价之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极力反对他即位。章惇怎么说也是为赵氏皇朝贡献了一生才智，慧眼识人的长处更是有的，他说得不错，正是端王的轻佻，将北宋的河山早早断送。
因这层恩怨，章惇被赵佶也贬到岭南去了，世事就是这样无常。与此同时，苏轼正在受到赦免，离开海南，从岭南取道北归的路上。以章惇的高傲，自然不会和老友说什么。倒是他的儿子，也是苏轼的门生章援，写了封哀婉恳切的信给苏轼，替父亲求情。
苏轼拿着信，高兴得要命，对儿子苏过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有司马迁之风啊！”然后，回信道：“我和你父亲四十多年为好友，虽然中间有些不合，并无损于交情……过去的事情就不用说了，只论将来……”又絮絮提醒些岭南生活的注意事项，嘱咐多带些家常用药，自疗之余，亦可惠及邻里乡党之类。
不知道章惇见到这封信会怎么想，我能了解的是，千年之后，看到这样家常又宽厚的文字，亦能感到东坡先生身上那至真至善的人性光芒。林语堂感叹这封信是“伟大的人道主义文献”，他说得一点也不夸张。
也就是这一年，东坡与世长辞了。北归途中逝于江苏常州。他终于没能回到家。
那一刻，“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呜呼，斯文坠矣！后生安所复仰？”
章惇亦于四年后逝于岭南雷州，无声无息。后世人常骂章惇是小人，背叛了与苏轼的友情。但看过他们的一生行径，我想事情未必如此简单。
东坡，他真是千古唯一的人，让无数人感到亲切并且敬爱。而内心里，我更能感到共鸣的是章惇。因为在他那里，我看到的是一颗接近于我们平常人的心：软弱、自负、嫉妒、挣扎……许许多多的人性弱点，织就一团矛盾，善与恶共存，私欲与公义较量，被冷硬的现实压得快要爆裂了。
我们都很容易被诱惑，被环境同化，随波逐流，背离初衷，且不自知。只偶尔老天作弄，才在某个平常的清晨，忽然摔碎镜子，害怕里面的那个混蛋、那个怪胎。正是这一点，让我也有点儿心疼章惇。
不过，章惇跟平常人还是不一样。他和其导师王安石一样，身上有种孤绝的气质。这是历史上“变法者”们共同的气质：
他们革命，他们执着无畏，虽千万人而吾往矣。同时，他们又太坚信手上的真理，不肯包容，不愿妥协，反对者愈多，愈发顽强，刚愎起来。到最后，六亲不认，众叛亲离。最糟糕的是，他们还不是通俗意义上的小人，小人好利，可以收买，可以讲条件。而他们，在意的不是私欲，是信仰。信仰才是人类所有情感中最崇高、也最可怕的东西。
章惇一生，打垮了很多敌人和亲友，还亲手打垮了自己。他整过东坡，可我也像东坡一样，恨他不起来。我的理由是：我知道，人性之恶就是这样难对付的，哪怕你志存高远，守身欲洁。
这真是悲哀。好在，我们还是知道，这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他像个天才儿童一样，神奇地跳出了所有浊世的污染、人性的圈套……这个人就是苏东坡，古今中外只此一个的东坡先生。
谁能像他那样冰雪聪明，又没心没肺呢？
2
海南的月亮好看吗
“未曾痛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日本徘句中说。
所谓旷达，也是这样，必须体味过人生残酷，才能见到这一种风度的不凡。少年人不知世事，自以为潇洒，多半只是盲目乐观。
海南岛在北宋归广南西路，当时分为琼州、朱崖军、昌化军、万安军四个区。昌化军就是儋州，东坡被发配居住的地方。
东坡到达之后，照例得向朝廷汇报谢恩。《昌化军谢表》中，他说了一堆臣罪该万死之后，又道：“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
这番话讲得真是好可怜。海南向来被称为“夷岛绝域”，唐代谪臣杨炎曾写诗叹息：“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去海南，对于当时中原人的震慑力，大约相当于把现代都市人送去亚马逊的食人生番部落。
气候湿热难耐，生存资源匮乏，而且满布化外之民：黎人。黎人不服王化，不交赋税，即使归化了的所谓“熟黎”，官府盘剥狠了，说不得，立刻暴动，历代都让官府十分头痛。
北宋年间，政府采取怀柔政策，岛上气氛还算平和。许多黎人从山林来到平原进行农耕，生活逐渐汉化。不过，身上纹着奇怪的花纹，说着鸟语的他们，还是让文明的大陆来客憎怕。
东坡先生也怕。过海的时候，就已经吓得半死，四川盆地出来的旱鸭子，被海上的风浪吹打得魂飞魄散，好容易上得岸来，左右一看，徘徊无依。
什么都没有。“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暑无寒泉……”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只好重拾惠州故伎，到荒地里挖野菜。把那些草叶草茎夸奖成延年益寿的美味。长日无聊，就和儿子在家里打坐，或上窜下跳抓老鼠逮蝙蝠，烧熟了也算是盘肉食。过得既像苦行僧，又像野人。很快就瘦骨伶仃，还自嘲道：身轻如此，以后可以骑在鸟背上飞回家了。
昌化军使张中是苏轼的铁杆粉丝，借了官舍给父子俩住，没多久，朝廷派人来巡察，大怒，把父子俩赶出去，蹲在桄榔林里淋雨，附近百姓可怜他们，帮忙盖了几间茅草屋。
“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这封信札，是苏轼刚到海南时写的，简直是遗书，凄凄惶惶，还叫儿子们不要奔丧，说是家风，其实就是怕得狠了，不想儿孙也来虎狼之地送死。抄到这儿，我不禁要微笑了，这才是个真实的苏东坡，七情六欲，他一点也不掩饰啊！
回想在黄州、惠州的谪居生活，我们替东坡的担心就会消失了，每次贬谪之初，东坡先生都是战战兢兢如惊弓之鸟，合乎人之常情，令政敌满意，可最多三个月吧，这家伙就快活了，故态复萌了。
黄州，开荒种菜，研究红烧猪肉的做法，和无赖汉一起偷宰耕牛，半夜翻城墙去喝酒……惠州，潜心于酿酒，把家里的钱都捐出来修桥修路，在“西湖”上修“苏堤”——原则上，他已经不被允许参与地方事务了，他就偷偷地干。
在儋州，他干了些啥呢？
首先，他开了个书院，就是他自己的家，由张中出资，几个黎族书生挑砖搬瓦，在城南盖的几间小平房，他起名“载酒堂”。许多的士子，甚至跨海前来听课。还编课本，教附近的孩子们。
海南人不习惯农业，断粮了，就挖山药之类块根来吃，到处都是荒地。东坡就孜孜地跟人推销农耕的好处，还抄家伙带头挖水井……传统农业社会，一个尽职的地方官员所能做到的，最多也就这样了。东坡不是改革家，他一直是个脚踏实地的实干者，只是这实干，被“文豪”的名头给遮住了。
跟一个远道来的朋友埋头制造墨锭，把房子烧着了，害得大家半夜起来救火。
带着条土狗，到处找人聊天，不管是仅有的几个读书人，还是村头闲汉、粗野黎人，他都有话说，还挺缠人：“拜托讲个鬼故事吧？一个就行。”别人讲不出，他就自己讲。
做学问，写书，唱和完一百二十首陶渊明的诗——东坡是热情的“陶粉”。在海南，东坡诗写得多，词作得少。为什么呢？因为他开始严肃地总结平生了。
文章，在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看来是千古事，而诗言志，也很严肃。至于词，只是诗之余，余兴所寄。东坡不是拘谨的人，对词的体裁做了革命性创新，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但终究，言起志来，词不如诗来得正式得体。
千秋岁·次韵少游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
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
说是词，其实说是词形式的诗更恰当。要是给李清照看了，肯定要撇撇嘴，说：“句读不葺之诗尔，又不协音律……”
说到词体，前人总结说：“要渺宜修”；“其文小，其质轻，其径狭，其境隐”……这些创作条框，在东坡的这首词里形同虚设。
上阕写处境：身为臣子，获罪于朝廷，被扔到天外孤岛。斜阳下，一身所在，与长安相距万里之遥——真是落日孤臣心。下阕紧紧跟进，诉说心境，“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竟然将悲惨境遇用一种孤绝的豪气揭过了。“君命重，臣节在”，说君臣之大义，自己身为臣子的节操。“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即使朝廷有可能施恩，自己的旧主张却是再难改的了。
东坡一生为了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付出太大代价，他也曾怀疑过，徘徊过，到了这境遇最艰难时，反倒更坚定了。“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我就这样了，大不了拾几根竹子，搭只小船出海——这倒也是，在海南想出海太容易啦！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夫子当年说这句话时，还有些赌气成分，在今天的东坡，则更多显示的是对毕生信念进行确定后的坦然。句句铿锵，和气的东坡先生，也有风采凛然的一面。
这首词是写来与秦少游唱和的，而少游的《千秋岁》原词是：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秦少游此时也在贬谪途中，他的小词，就很合乎词体，情境宛转，凄美不可方物。写出来后，照例天下流传，传到丞相曾布耳里，失惊道：“秦七必不久于世，岂有愁如海而可存乎？”
果然，不久秦观就与世长辞了。这就是所谓“诗谶”。衡阳太守孔毅甫的话，更佐证了不祥之兆。少游写词时正与孔太守喝酒，少游走后，太守悄悄对身边人道：“秦少游气色很不好，估计活不久了。”
当迷信也罢，但“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把春愁写得如此深重诡谲，的确是非人间的凄厉。东坡估计看出来了，可惜，他坚毅雄浑的次韵，也没能把原词里的隐约鬼气驱散。
秦少游不是苏东坡，他的人生太文艺，充满感伤和戏剧性，不够从容与旷达——而旷达，并不容易。真正的、经得起考验的旷达，要有看透世事的智慧，有对人性的慈悲，还要以强大的内心做后盾。这个人必须知道，他只是宇宙中渺小的个体，多么局限的小人物，有了这份自知，他不会自我膨胀，不会在欲望中失去自我。
同时，他也不会自卑，他仍然拥有“人为万物之灵”的自豪感，不会放弃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不会回避对灵魂的磨砺，这样的人，肉身行走在厚重的大地上，而心灵将高举远翔，飞越生命的艰山险水，得到自由。
真正旷达之人，俯仰天地间而无愧，于东坡，它来自终生对人性的尊重，对士大夫良知与责任感的坚持。人们熟知的没心没肺、促狭胡闹……种种心灵的轻逸，正是被所有这些常人不敢接受的沉重造就的。
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这一首词，是中秋写来思念弟弟苏辙的。苏辙被贬到循州，正好和苏轼隔海相望。兄弟俩少年时一起离蜀，上京城，中进士，不尽风流风光，然而一入官场岁月催，不胜人生一场醉，聚少离多。
每一年的月亮都是一样的，人却在月光下慢慢转换了容颜。同样是寄与亲兄弟，这一首，与二十年前在山东密州写下的那首《水调歌头》对照，人与事，许多都不一样了。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在密州，东坡才四十岁，虽然反对变法被赶出京城，也只是暂时不得志。这一年，变法遇到危机，王安石于内忧外患中罢相，退居金陵。当前局势，危机重重，却也大有希望。东坡也在逆境中怀着热切的政治抱负。
政治肮脏，因为人们总是把政治搞成私欲。但苏东坡写他的政治抱负，就有着琼楼玉宇般的皎洁，他说他想要乘风归去，不理人间俗务，又终于心有所系，不胜天上的孤寒。这些话，换了个人来说就有些矫情，但苏轼来说，理所当然，你愿意相信他真的是天上谪仙，来这人间走一回。在人间的苏轼，历经艰辛。他的眼与心，随月光移动，明澈地注视着一切悲欢离合，他叹：“此事古难全”。他又微笑：“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所有过着中秋的中国人，读到这里，都将悠然会心。这是完全中国式的、对于现世无常殷切而又温暖的答案。而于苏氏兄弟，其中更饱含为理想而互勉的心意。
在海南过的中秋节呢？宿命式的感叹，开篇就直击人心的苍凉。这是一首属于老人的词，把风景看透，又对一切怀着淡淡的眷恋。
眉头有愁，发上有霜，座中无客，明月不现，真是挺惨淡的事。但他讲述得平静，让听的人心里更不好受。
每逢佳节倍思亲，看了中秋的月，才知道，亲人有多远，寂寞有多深。那一道海峡，就是不可逾越的天堑。传说又是章惇的主意，非要让兄弟俩隔海相望而不得见。我倒觉得章惇未必无聊至此。况且，以东坡的性子，政策稍一松动些了，偷偷渡海去见面，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上苍肯给他足够的时间。问题就在于，时间已经不多了。长夜将尽，大梦初醒，这已是最后的时刻。
“海南的月亮，好看吗？”东坡先生北望的目光有些凄凉，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可是，又怎么样呢？幸灾乐祸的人又能如何？明月就是明月，乌云遮它不住。那一轮清光，终究属于东坡，和东坡爱着的人们——哪怕隔着千里，隔着海峡，隔着生与死。
东坡最后还是接到赦令，离开了海南。海南人记住了他。他也俨然把自己当成了海南人。在一首诗里，他说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犹记得，十几年前，东坡还没有踏上过岭南土地，他的朋友王定国，已经因为“乌台诗案”的牵连被贬往岭南——也算是东坡惹的祸。王定国在那边呆了三年，死了两个儿子，自己也差点一命呜呼，东坡很不好意思见他，怕被当瘟神。王定国倒不小心眼，一回来，就找东坡叙旧。
王家有个歌姬叫柔奴，别名寓娘，女孩是京师人，陪着主人去岭南共患难。她运气比王朝云好，竟然安全回来了。东坡向来怜香惜玉，又好跟女孩子搭讪，就问她：“那边的风土，应该不怎么好吧？”柔奴回答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东坡大喜，立刻提笔作词相赠：
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东坡为什么这样高兴？无他，遇知音了。这句话正是东坡安身立命的所在，他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同时深受佛老之学影响。而不管是儒家推崇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还是佛家的识无常之苦，本来无一物，老子的清净无为，庄周的似梦非梦，纵身大化……都在一波又一波的磨难中，被东坡融会，形成了他独特的人生哲学。
现实中的家园是脆弱的。人只要活在社会中，就会有所求，就会面临得失，就会有忧患之心，然后面临自我处境与价值实现的困惑，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所以，不管走到哪里，是在故乡还是在异乡，心不能安定下来，结果都是一样的不快乐。
而当找到内心的安定，那么，无论走到多糟糕的地方，也可以把它建造成家园，创造出未曾想象过的奇迹。就像词中那个会唱歌的女孩儿，她是上天赐予朋友的礼物，当歌声从她的皓齿间传出，仿佛有风起、雪飞，炎热变成清凉。
此心安处是吾乡，怎样才能做到？东坡的答案是保持一颗无邪的赤子之心。所谓赤子，并不简单的是“童稚”之意，它是来源于童真，又超越童年蒙昧，达到纯粹浑然的一种精神境界。
赤子用最自然的状态迎接所有，当歌则歌，当哭则哭，当笑则笑，当怒则怒，毫无滞碍；赤子用善意与好奇打量世界，对污秽有直觉的洞察而不会被传染；赤子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只要做自己就很满意……东坡就是一个真正具备赤子之心的人，所以，他的生命质量才能够如此厚重，又如此轻盈。
东坡激赏的柔奴姑娘，也同样有赤子之心。她经历磨折，从万里外归来，容颜反而更娇美年轻了。她的微笑里，似乎还带着岭外梅花的清香。就是这样，岁月对那些天真而纯粹的人没有办法，风霜只能让他们变得更美好。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东坡在去世前不久，这样总结一生。世俗眼光中名副其实的滑铁卢，却是他回忆时最大的骄傲。
秦少游曾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少游看自己老看不大明白，评价东坡却有见地。他认为，苏轼的才识中最高深的是他的人生观，其次是治国经世的担当与识见，最后，才是文学。
知道了这一种“苏氏之道”，也就可以理解，在月光下叹息着的苏东坡，须发披霜，满心忧伤的苏东坡，同时也就是那个阳光下快活着的东坡啊！
那个有趣、洒脱、自在的老顽童，顶着西瓜，在田野里边走边唱；和孩童们一起吹着木叶在风中跳跃。
穿庄稼人的斗笠蓑衣，在雨地里蹚水，引得狗吠人笑。
不辞辛苦地走好几里路，到海边采水果。据说那里的水果，如果人们想要带走的话，就会风浪大作。
为泡脚梳头这种小事写诗，并继续吹嘘为养生妙法，还同情大人们不懂这样的好事。
丰收的时候，和农人一起喝酒庆祝，被黎族少女们的花裙团团围住，开心地大醉……
海南的月亮好不好看，还用问吗？
3
怪御使与一枝梅
虞美人·寄公度
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背飞双燕贴云寒。独向小楼东畔、倚阑看。
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什么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就是。这也是一位老兄在谪居中写的。
是一个秋水长天的时刻，黄昏渐渐苍茫，深深地把人笼罩，风光早已不再明媚，却别具花朝月夕所不能有的寥阔。这个人独自凭栏，手握酒杯，看寒气中低飞的双燕，心里面有一些忧伤，有一些对命运的不甘，但他伫望的身姿，并没有因此而显出一点点颓唐。
这样的时刻，面对湖山暮色，烟波浩渺，有灵魂的人，谁能不生出浮世中的虚妄感？“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是极尽沧桑的句子。回望长安，他的来路，只看见寒冷洁白的积雪，那是他意象里的京城，雪有多厚，那里的冷与残酷就有多深。但雪，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又是孤高而坚贞的，一如他对自己的期许——一个肝胆如冰雪的孤臣，被放逐的屈子。
然后，他仰望天空的眼眸里，就有了慢慢坚定下来的笑意。他希望，他相信，这首词的读者，那位亲切的故人，早晚会去那高台之上，折下最早开放的一枝梅花，把那江南的春色寄来。
那枝傲雪开放的梅花，是故人的友情，是寒意里不灭的温暖，是终将到来的春天的讯息，更是他自己的信心。
一个人在逆境中保持乐观，要么，缘于对时局胸有成竹，要么，是他无愧于心，可以坦然面对所有磨折。“小人常戚戚”，小人是很少有开心时刻的，情况不妙的时候，他们会更加咬牙切齿，哭天怨地。
你会由衷地觉得：这样一首词，多么豪迈清远，写下这首词的人，也该是多么高洁坦荡吧？千年之前，那个独自凭栏的人，传给后世读者们的信息，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位胸襟不凡的仁兄是谁呢？他的大名叫舒亶。在群星璀璨的宋代词坛，他没什么名气。事实上，在历史中，他也只是个小人物。而能够得到被后世偶然关注的机会，也完全是因为，在某次著名事件中，他的名字和名人牵连在一起，而且，是以极其不光彩的形象。
他就是在“乌台诗案”中，害得东坡先生差点一命呜呼的家伙。他是这起文字狱的制造者之一，因为整人的手段最恶毒，攻击的姿态最无耻，而跃然抢镜，成功当上“当朝小人排行榜”的头牌。
收集东坡的诗文，夙夜埋首其中，寻找每一处可以深文附会的地方，然后，一顶顶的帽子扣过来：交结朋党，讥谤朝政，欺君罔上……在宽待文人的北宋，也快够杀头灭族了。他来势如此凶猛，几页纸就弄得朝堂之上人人自危，连宰相们都小心地闭上了嘴。
这是他生平最斗志昂扬的时刻，每一步都走得急切而干脆，谁都看得出，与其说为维护皇帝的尊严，还不如说，这位御史大人，是在为进行中的“变法”运动开道，清除所有拦在路上的人，不管对方来头有多大，名声有多显赫。
他选择了拿苏轼开刀。为什么呢？首先，苏轼是个大嘴巴，他当时远离朝廷，在地方上做太守。新法推行中的许多弊端，他亲眼看到，不敢明说，背地里和亲朋好友可真发了不少牢骚。他又擅长诗文，提笔一首一首，字里行间，少不得含沙射影。这一点尤其讨厌，因为他是名人，而名人的影响力总是大的。
然后，在朝在野，苏轼都有极好人脉，新党中都多有他好友。尤其，他和蛰伏于洛阳的旧党领袖司马光交情深，明里暗里，为司马光的被罢免鸣了好多不平。所以，在新党眼里，苏轼这块拦路石，简直比司马光还碍事。
舒亶并不是单独跳出来的，他的同伴，还有御史台的一批同仁：李定、何正臣，等等，大都是变法运动中经王安石选拔而崛起的政坛新秀——苏轼曾在诗文中讽刺地称他们为“新进”之流。作为大宋第一才子，偶像级人物，苏轼这种不屑的态度，对“新进”们来说，还真是挺伤人的。好在，现在他们不用忍气吞声了。
于公于私，苏轼都必须被除掉。这是新旧两党关键一战。
王安石此时正隐退金陵，接过变法大旗的是吕惠卿，野心勃勃、深沉精明的“福建子”。吕惠卿的风格比其导师可强悍多了。他一上台，新党党众都干劲十足了。
舒亶身在御史台，这是攻击政敌的天然好位置。御史台的人，理论上严禁参与党争，严禁与大臣们有私交，但，会被严禁的事，就说明永远不会禁得住。何况，御史也是人，也有思想自由的好吗，谁能管得住一个小小御史，在私下里，在内心深处，是个坚定的新法拥戴者呢？
舒亶就此被推上了前台，于聚光灯下兴风作浪。他干得很好，瞬间扳倒苏轼，司马光以下的旧党主力，几乎被一网打尽。
用现代语言来形容，舒亶就是一根矫健的“棍子”，这样的棍子手，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从来不缺，他们的伎俩谈不上多高明，可以倚仗的只是当权者对下属的猜忌，是大人们的互相倾轧。但是，他们很懂得人的私欲是怎么回事，并且擅长利用它，所以出手往往稳准狠。
“乌台诗案”，在文祸稀少的北宋政坛上，可谓一朵奇葩，诱人之处，连向来八面玲珑的副相王珪，都忍不住抛下了他的赌注。他受舒亶的启发，拿着苏轼的一首诗，跑到皇帝面前告状。诗是咏桧树的：“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珪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这个话太毒了，陛下您看，苏轼他根本不认您当皇上，他这是谋逆啊！
不幸，皇帝没上这个套，宋神宗冷冷地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本来苏轼的事已经够烦了，朝堂乱成一团，后宫内，曹太后抱病求情，远在金陵的王安石也驰书进谏……焦头烂额之际，突然跳出个蹩脚的马屁精，企图侮辱皇帝的智商，宋神宗气不打一处来。
王珪身为副相，三朝元老，在北宋政坛上也算很有特色。其为官宗旨就是明哲保身，无过即有功。新旧两党打得炮火满天，他一直作岿然无视状。此刻竟亲自来打小报告，实在有失相公体统，碰一鼻子灰也是活该。由此也可见，能让这等老奸巨猾出手，“乌台诗案”于东坡和旧党的影响多么恶劣。
“乌台诗案”最终有了一个两党都不太满意的结局，但于苏轼已是不幸中之万幸，他只是被贬到黄州，由地方看管。一干涉案人员，驸马王诜身为皇亲，第一时间给犯人通风报信，被免官。王定国，老爱跟着苏轼喝酒鬼混，被发配岭南宾州。弟弟苏辙降职外调。其他如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等人，都被重金罚款。
舒亶很不满意，连上奏章，痛切陈词，要求将司马光、苏轼等人处死——读史至此，也不禁愤怒了，你有完没完啊！用得着赶尽杀绝么？
舒亶后来名列《宋史·奸臣传》，同时代名臣大儒在纸页里光芒四射，越发显得他这个小角色像苍蝇一样可厌了。
不过，若平心静气，从事件背后潜下去，把这“小人”的一生摊开来，从头阅读，也许会发现，事情还有更多看点。
舒亶来自浙江慈溪的普通农家，求学于“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楼郁，于英宗时代考中进士，礼部考试中名列第一，此时年仅二十四岁。那是北宋英才竞出的时代，能够脱颖而出，可见其才华绝非泛泛。据说是：博闻强记，挥笔成文，加上身材高大，眼神坚定，一眼望去，毫无疑问是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人。
年轻人初入仕途，任临海县尉，主管地方治安。上任不久，去抓一个喝多了殴打后妈的犯人，醉鬼嘛，看见官兵来了还耍横，县尉大人大怒，亲身上前，一刀斩之。
往好里说，这叫嫉恶如仇，往坏里想，是草菅人命。舒亶自己也情知不像话，写了请罪表，主动辞职滚回家了。王安石听说后，很赏识他，变法正需此等猛人，遂调来京城。不久被派出使西夏，谈判疆界事宜。西夏跟宋朝刚打完仗呢，他就单枪匹马去了，被对方拿刀架在脖子上，仍大模大样，慷慨陈词，不伤国体，端的是条汉子。
这些日子里，舒亶成了新党的坚定拥护者——不管出于投机，还是真诚的理想，总之，为了维护变法，他连干了几件得意事，包括经手郑侠“流民图”一案，相应的，官职越来越高。
他办事的特点是严苛冷酷，板着脸坐在堂上，一副铁面无情的样子，俨然正义女神的仆人。所以后来，他就被派到御史台去了。
在御史台，除了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舒亶还有件被人戳脊梁骨的事。同属新党，并曾对舒亶有举荐之恩的张商英大人，有次写信来，附寄女婿的文章，说请指点一二。舒亶把信和文章都送到皇帝那去了，弹劾张商英以宰辅之重，干扰谏官工作，这个罪名不小，正好踩到皇帝痛脚上，张商英立刻被免职。
真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啊！人们骂道。不过呢，想象一下，皇帝也不是瞎子和白痴，龙案上现放着张商英的信，如果只是普通的文字交往，至于龙颜大怒吗？
《宋史》是元朝人编写的，成书仓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于史料常少甄别，随意采用笔记野史。关于舒亶的记载，多数取自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邵先生那是铁杆旧党啊，一本笔记，硬生生写成“新党罪行录”。所以，我很怀疑，关于张商英的事，其中另有隐情。
与邵同时代的魏泰笔下，《东轩笔记》里，情况则是这样的：原来，张商英的女婿今年要参加科举，所以老丈人才来找舒亶，暗示帮一下忙，没料到，老交情敌不过舒大人的正义感，倒了个大霉。
过往恩情就算了，大家好歹同一个阵营，扳倒张商英，于公于私，一点好处都没有。干这种事，他到底怎么想的？
要解释清楚，有必要回过头来，先把“御史台”的部门职能说一下。
从秦汉时起，“御史”就是专门的监察性官职，号为“治官之官”，首要功能是替皇帝监察百官。西汉时的御史府内有很多柏树，几千只乌鸦，每天黄昏，黑压压一片群鸦归，蔚为奇观，御史府因此又被称为“乌府”“乌台”，这也是“乌台诗案”名字的由来。
栖身“乌台”的御史们，在其他官员眼里，也像群乌鸦，衣着土气，面有菜色，神情阴沉，出现在哪里，哪里准没好事。上下朝时，大臣们扎堆聊个天，唯独御史身边方圆十米之内，荒无人烟——御史们自己都懒得互相搭理。更别说人情往来了，谁活腻了，才想到御史家拜个年，给御史家小孩塞个红包？
宋朝皇帝加强君权与中央集权，御史台的职能也强化了，集监察、弹劾、审判于一体。御史们对宰相、宦官、军事机构和皇亲贵戚都有监察权，还能参议朝政，荐举官员。最重要的是，言官无罪的传统发扬光大，明明御史在瞎弹劾，你还怪不得他，只能自认晦气。
御史们的原则呢，通常是“有杀错勿放过”，管你三七二十一，风吹草动就扑上来，小到妻妾吵架，大到预谋叛逆，都要奏你几本再说，等你好容易洗净这一身骚，早已在御史台的大狱里，脱下好几层皮了。
讨足皇帝欢心自会有前程，比如宋代宰执，就有从御史中丞升上去的。御史们都憋着劲，想办大案要案，最好能扳倒某显贵政要、皇亲国戚，以为政治资本。舒亶攻击张商英，有可能就是这个动机。不过以当时形势看，他这个时机又选得很不好，代价大而收益小，所以，我也有点怀疑，他说不定，就是被身为言官的强烈责任心给刺激得抽风了。
百官都讨厌御史，但皇帝喜欢。在皇帝眼里，这就是一群永远跟在百官尤其是两府宰执身后，咆哮警惕着的皇家忠犬——可是，话说回来，这么好用的走狗，谁不想拥有几只呢？排除异己，打击政敌，对付皇帝的猜忌……御史台能有自己的人，那可真是必须的。这就是舒亶能够突然之间异军突起，兴风作浪的原因。
但御史也不是好当的。要顶得住孤独，接受被人们当“瘟神”的命运；要当好道德标兵，以免被人质疑干御史的资格；由于不敢捞外财，御史通常都很穷；心理压力也大，盯着别人的时候，别人也正盯着你，只等你露出破绽……
他们气焰嚣张，其实又势单力薄，唯一的依靠是皇帝的信任，可这信任，并不是永不动摇的。
通常，会从年轻的底层官员中挑出御史人选。年轻才有锐气，才敢说话；最好是出身平民，家境普通，贫寒最好，富人家的孩子好逸恶劳，舍不得吃苦；官宦世家也不行，牵枝带蔓的关系太多，很难公正做事。
最重要的，是对朝廷绝对的忠诚，以及公事上的正直无私。
而偏执、严苛、孤僻……这些个性缺点倒无所谓，甚至更有助于做一个合格的御史。
能干好御史这差使，人格上肯定跟正常人有区别。拿好榜样来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拯包青天大人，就是从御史干过来的。
舒亶六亲不认，大胆妄为，简直天生就是当御史的料！而几纸奏折就能打动宋神宗，凭的可不就是那对皇帝的赤胆忠心，对社稷江山的无限热爱，对奸臣逆党的痛心疾首嘛！
他的数据又这么翔实：“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皇帝再爱东坡的才华，也不禁愤怒了；东坡呢，“这回捉将官里去，差点断送老头皮。”舒亶，也就以陷害东坡先生而遗臭万年了。
且慢，真的完全是陷害吗？东坡自己也直承不讳：大部分被指摘的诗文，他就是这意思，就是觉得新法有问题。所以，我们也不能责怪舒亶无中生有啊，他最多是上纲上线。
但上纲上线，不正是中国政治斗争的传统？打击敌手，最有效的办法是道德上抹黑，儒家体系环卫着的君权下，最不道德的是什么？是三纲五常的触逆，是违背君臣大义。只要从这儿下手，不管你多劳苦功高，私德多无瑕，你都再无辩白余地，从此万劫不复……
舒亶想消灭东坡及东坡身后的旧党，他就得这么干，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绝非正人君子所为。
但是，再回头来，假设另一种可能性：如果他是真的，坚信不疑地认为：为了大宋社稷，苏轼该死呢？
他是新党，新党的共同信念是：唯变法才是强国之道，不变法，则国衰亡无日矣。谁反对新法，谁就是故意误国误民，是大宋朝的罪人。
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当然片面偏执。可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旧党也一样，他们坚决地认定：新法祸国殃民，新党都是想要升官发财不择手段的奸险小人，不除新党，国将不国。
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可中国的政治斗争模式，永远是东风与西风，成王败寇，没有求同存异，异见合作的半点可能。北宋百年间，出了多少豪英，却沉沦于内斗，新党旧党，都抱着“汉贼不两立”的态度，一面自我标榜忠君爱民，一面从根本上妖魔化对方的动机，互相打击报复，加上君主专制之下，总是政随人息，一朝天子一朝臣，于是，一轮又一轮越演越烈的政治迫害……
并非是要替舒亶翻案，只是，世界上的事情，也并非简单的善与恶，人性，也不仅是黑与白。如果对于历史人物仅限于执痛诟与赞美两端，今天的我们，还会泥足于古人的误区。
舒亶一直做到御史中丞，主管御史台，关于他的工作成绩，《宋史》中有这样的评价：“举劾多私，气焰熏灼，见者侧目。”
《宋史》的修撰思想遵循程朱理学，而这两位理学先生对王安石变法及新党是深恶痛绝。修史讲究公允，但词藻上的褒贬偏向却在所难免。这段评述，抛开感情色彩，至少有一点能够确信：舒亶，真是已经让百官们恨透了！他本是皇帝的忠犬，但现在这过于热衷咬人的劲头，人们怀疑，他是不是有点疯了……
终于在一次弹劾官员的过程中，舒亶被抓到了小辫子，以微罪，被皇帝顺应民心地免职了。估计神宗也受不了这个偏执狂了。直到十一年后，哲宗继位，舒亶才重新回到官场，后来以边功复受重用，六十二岁病死于军中。
灰溜溜回家时，他四十二岁，给自己的房子起名“懒堂”，以示心灰意懒。《虞美人》一词，就是这段时间写的，词中可看不出他有多沮丧。
“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如果按照舒亶当御史时咬人的逻辑，这几句完全可以理解为贼心不死，呼朋引类，企图卷土重来。
当然，这也是不无可能的。但我决定，不作如是想。因为，我不想对不起那样美好的词境，那样清澈的句子。冰天雪地里的一枝梅，我们知道那洁白下面可能隐藏着垃圾，但又怎么样呢？至少，梅花在那里。
这个世界，才不会像诗词中写的那样好。可是，美好干净的词句，能够帮助我们抵挡黑暗与肮脏，保有希望与梦想。
舒亶其实文才极好，写的小词，笔力清新刚健，思致委婉动人，被评论为“词亦不减秦、黄”，只是，为名声所累。
菩萨蛮
画船捶鼓催君去，高楼把酒留君住。去住若为情，西江潮欲平。
江潮容易得，只是人南北。今日此樽空，知君何日同？
人人都写离别与相思，有一往情深者，有缠绵悱恻者，有欲说还休者，他却另辟蹊径，写出了这情怀里的左右为难。世事沧桑，催行与留恋，且不论人，连潮水都似乎有情了。然后是景物与人心，怀念与别离，又一重重的矛盾——谁说他是无情之人？最难得的是，如此深情，下笔却又明朗，于诚挚中，自有种高远。
论家也多称赞此词，却少不得带上对人的鄙夷，有人说：“此等语乃出渠辈之手，岂不可惜。”还有人更干脆，说这个词啊，思致细密，所以呢，作者也肯定是个格局小的人——就差直接说是小人之词了。
翻看舒亶留下的词集，我发现，他是个颇擅自我宽解的人。对于人生的无常，人情的无奈，他有种坦然接受。
他说：“且尽红裙歌一曲，莫辞白酒饮千钟。人生半在别离中。”（《浣溪沙·劝酒》）
他说：“人生闲亦好，双鬓催人老。莫惜醉中归，醒来思醉时。”（《菩萨蛮》）
他说：“相见争如初不见。短鬓潘郎，斗觉年华换。”（《蝶恋花》）
而最能代表此人一生心性的，应该是这首词：
浣溪沙·和仲闻对棋
黑白纷纷小战争。几人心手斗纵横。谁知胜处本无情。
谢傅老来思别墅，杜郎闲去忆鏖兵。何妨谈笑下辽城。
又是一篇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小词，还透着种杀伐气。战争，棋盘上、边境上、政坛上，他从来直面，没有文人的畏惧与犹豫，更没有正义与否的怀疑，他知道战争的本质：无情。
胜败存亡，战场容不得半丝软弱、半点妇人之仁。他愿意继续战斗，不会像谢安那样，老来思归，也不像杜牧那样，闲来怀想。他要做的是实务，是有朝一日为国出征，谈笑下辽城——辽国，被占据的燕云十六州，那属于北宋君臣心底永远的痛，永远的梦。
不能将此简单地看作文人的意淫，长期处理军中事务的舒亶，说这种话，也算本色当行了。我想，本质上，舒亶根本是个武人，他的目标，像武人一样简单直接，他的手段，像武人一样兵不厌诈。虽然我很爱东坡先生，但这样的舒亶，也并不因此就讨厌，我甚至很乐意，在尘埃落定，恩仇尽泯之日——送给他一枝雪地里初放的梅花。如果有这么一天的话。